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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春秋] 古当阳城究竟在荆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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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1 20:4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勋明 于 2019-5-28 07:57 编辑

                           古当阳城究在荆门哪里?
                                     李勋明

    关于古当阳位置变迁,史料记载颇多,疑点也多,众说纷纭,几十年来有学者不断发表考证文章,可惜没有形成共识。下面归纳部分学者的相关文章,略述己见: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幅载当阳县治在荆门市南团林镇一带,三国吴当阳县治移至今荆门市漳河镇至周集一带,在晋至南朝齐之间又西徙一次。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先生认为汉魏六朝时的当阳在今宜城西的七里岗和朱市西南。但是历史学者黄红军认为石泉先生所说的宜城西小小的七里岗与长坂之名不符,只有从掇刀石到十里铺这条百里长岗,才足以当“长阪”之名。黄红军认为历史上的“长阪”位于今荆门南掇刀至十里铺的百里长岗上,这条长岗在春秋时称为阪高,自古为洛阳到江陵的通道,古当阳在团林铺西北一带。
    原荆门市文物局局长李云清先生于1991年在《江汉考古》杂志第四期撰文《长坂坡战场地理位置初探》,认为汉当阳城,一是在荆门市区南双泉村,遗址上发现数口水井及多处汉墓,面积8平方公里,时间在西汉时期。二是在袁集,当地称阴界城,面积4平方公里,为东汉至西晋时期遗址。他认为双泉遗址为早期当阳故址,袁集遗址为东汉末期当阳县址。
    荆门市社科联李柏武先生在2008年《沙洋师范学报》第4期发表《长阪古战场遗址考辨》中与李云清先生观点一致,认为汉当阳所在地位于城南双泉和袁集,长坂在今掇刀一带。当阳县治“初治东城”再迁“故城”,从汉代到明初一千多年间经过多次迁徙,才立于今天的玉阳镇。
    宜昌袁瑾、袁在平先生2011年在《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发表《长坂之战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否定了李云清、李柏武的当阳和长坂位置,认为当阳城始于荆门城南虎牙关,长坂之战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育溪至脚东的汉襄阳大道上。汉当阳,初治东城,后治则在沮漳平原上。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琢玺先生于2016年在《历史地理》杂志《汉晋当阳小考》一文中分析了李云清、袁在平、李柏武等人的当阳说之后,根据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记,有当阳至销、鄢、江陵的里至,“销到当阳乡93里,当阳乡到江陵123里,合计216秦里,1秦里为415.8米,216秦里合今约90公里。考证秦汉销县在今荆门市北子陵岗遗址,今子陵岗遗址距荆州城即为90公里。按比例核算秦当阳乡,当阳在今子陵岗遗址南38.6公里处或荆州城北51.5公里,此处即今为岳飞城遗址。初步推断,秦汉至东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之当阳县即在今岳飞城遗址。   
     综合史料及各位方家的当阳宜城说、团林说、双泉说、袁集说、任家垄说、莲花堰说、育溪脚东说、沮漳三角洲说、万城说、荆台说、岳飞城说,笔者认为秦当阳始于石牌古城,西汉当阳位于荆门至岳飞城一线,东汉至晋西徙至漳水东岸一线,唐以后移至今当阳地。任家垄和沮漳三角洲地望最符合王粲《登楼赋》“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的地理环境。
    关于古当阳始于岳飞城,笔者认同王琢玺先生的观点,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城镇一般都选址在两河交汇或临水处。当阳,顾名思义,其城应建在“当水”之阳,然而在荆门境内没有称“当”的河流或者湖泊,岳飞城似乎不具备水之阳的地理条件。唯一有说服力的是岳飞城该地地处荆山南古纪郢北,汉水与沮漳距离最近的十字线上,实测汉水至沮漳河直线距离只有59公里,而岳飞城遗址在古纪郢北汉水与沮漳间的军事战略位置和物流位置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查《荆门直隶州志·沿革·当阳》,“汉时当阳并荆门地,古城在今州治东,”“其治皆在荆台乡地”,似乎古当阳又曾经在今钟祥石牌荆台城。州志还有多处编县、荆台、昭丘与当阳相互矛盾的记载,令人费解。石牌古城史称荆台城、兰水城,“本编县之兰口聚,东汉初下江兵曾据此”。但是荆门几部州志均未提及“兰水城”。该古城呈半岛伸入汉水数里,在古代东、南、北三方均为湖泊,正当阳地,堪称鱼米富庶之乡,或许“当阳”名由此而来,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英布封当阳君或在此地。
    袁在平先生认为虎牙关为汉当阳的观点有待商榷,一是虎牙关地势太高,地基皆石又无水,不利于建城,地面也没发现城址文化堆积层。
    笔者认为与其说汉当阳在虎牙关,倒不如推定在现荆门老城区。荆门老城区独占荆襄古道咽喉,地处荆山之阳,竹陂河之阳,且两河交汇,二泉涌注,土地肥沃,藏风聚气,宜人居,宜农耕,周边百里无此优越的关隘阻守之地。古城地理环境也更符合《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汉当阳长坂之战。城北城南均有长岗,高店至月亮湖岗岭长达十余里,亦符合长坂地形,子陵岗南小河和田家冲下流的杨树港是张飞横矛河段。总之,荆门老城区地理环境最适合历史上的当阳古城选址条件。当然,这仅是笔者妄断,有待继续论证。
    随着更多学者关注当阳,加之考古不断得到新发现,相信古当阳的迁徙史一定会有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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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6:11: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勋明 于 2019-2-12 16:55 编辑

第二,从曹军五千轻骑的行军里程看,长坂不可能远至今当阳西郊的“长坂坡”。曹军从襄阳出发,急起直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到当阳的长坂才追上刘备。据考,古代的里比现在略小,汉时一里相当于今零点七一一三华里。汉时襄阳到长坂的三百余里,约合今二百五十华里,与襄阳到荆门西南郊掇刀一带的古长坂距离相合,而与襄阳到今当阳“长坂坡”的三百五十华里(折合汉里近五百里)相去甚远。刘备还没有到达当阳城就被曹军击溃,因此在《三国志》的记述中既不见刘备据城自保东阻敌之类,也不见当阳吏民有任何行动表现。如今从襄阳到当阳“长坂坡”则必须通过当阳城才能前行,可见与实际战场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第三,从战后曹、刘双方的后续行动看,长坂不可能在今当阳境内。漳水东岸近处的旧南北大道(自烟墩至川店西北)过境处是如今的荆门、当阳分界线。经过“东城”南下的汉当阳穿越荆门腹地而过,西与南北大道已有三、四十里之远。《三国志·武帝纪》云:“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三国志·曹纯传》亦云:“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战后,曹操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占领了南方重镇南郡江陵,而人马辎重俱失的刘备则狼狈而逃。因别遣的关羽船队和江夏太守刘琦的据点都在长坂东面的汉水沿途,加上在长坂与鲁肃“共定交”,于是刘备率数十骑选择向东南方“斜趋汉津”,正好与关羽会合,从而顺利到达夏口。汉津,位于荆门市东南马良山附近,是汉水中游西岸重要的渡口。汉津与今当阳长坂坡是正东正西方向,不能称作“斜趋”,而汉津位于汉当阳“东城”的东南,具有权水右岸西北——东南向的岗地古道相通。刘备于此避开曹军的追击得以“斜趋汉津”,则需要渡过大小十数条河流,穿越许多隘口和大面积的沼泽,不说刘备“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就是曹军的轻骑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从战场地形地貌特征看,长坂只能在荆门市西南郊掇也一带。张飞据水断桥退曹兵,表明河中有水,足以影响进军,河道不可能很宽,可以凭桥连接,桥梁不算宽大,否则张飞及二十余骑在匆忙之中不可能做到既要施计迷惑敌方,又要破坏桥梁阻敌通过。如今当阳桥,如长虹卧波,桥下滩多流急,河岸蜿蜒曲折,当年宛如天堑,只须断桥,曹军轻骑就望水兴叹了,当然也就不需要张飞在此猛吼,因为对岸敌军根本听不到。同样,在今当阳“长坂坡”那片小山岗也容不下当年曹、刘双方的无数人马辎重。
在古长坂荆门与掇刀之间,有一条发源于城西诸山、注入权水(竹皮河)的古河道蜿蜒流过,这正是张飞所据的长坂河,《荆门州志》称为“曹将军港”,今日称作杨树港。在今掇刀以东、通往汉津方向、长坂河流经处,平地兀起一片高岗,通往汉津的古道从岗间隘口穿过,旧时河上搭有便宜木桥,这才是张飞断桥处。在汉当阳“东城”双泉、袁集遗址以北、掇刀附近、汉当阳道东西,坡冈相连,开阔平坦,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这就是当年张飞、赵云与曹军奋勇厮杀而仗以成名的长坂古战场。所有这些,在今当阳“长坂坡”是完全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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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6:11:26 | 显示全部楼层
绿林,即楚之“大林”,古已有名。《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谓楚庄王即位之初,庸人率群蛮叛楚,楚军出大林拒敌之事。大林是楚都丹阳、鄢、鄀的南大门、纪南城的北大门,地势显要,易守难攻,既是楚腹地重要的天然屏障,又是楚王的苑囿,旧置有楚王放鹰台。
绿林系指一特定的林带,主体位于编县境内,向南绵延至当阳北。《旧唐志》“长林县”云:“晋分编县置长林县,以其栎林、长坂故也”。《荆门州志》更为清楚地指明:“晋于编县故城设长林县,并置武宁郡于编县,长林县与武宁郡俱立。昔时武宁至乐乡八十里中,拱林修竹,隐天蔽日,长林盖与此名。”编县故城在荆门西北,乐乡县治在荆门城北,编县东至乐乡八十里林带,因其地多栎树,故又称“栎林”。绿林的南界为荆山余脉尽处,编县、当阳县交界地带。当阳香炉山地处绿林南界边沿,属绿林的一部分,根本不能指整个绿林。
关于长坂所在,盛弘之《荆州记》云:“(当阳)县东有栎林长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栎林长坂,在县西北九十里,翼德横矛处”。前者言“县东”,后者言“县西北”,实指一地。前者之“县”,指今当阳,后者之“县”并不是指汉当阳或今荆门,而是指唐长林县。长林县初治编县,后省入长宁县。隋开皇十年(598年),改长宁为长林,并移治荆门城北上泉岗。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长林治南移至藻湖(今长湖)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析长林北境设荆门县,寻废,仍属长林。其时,当阳已西迁,编县已废,自藻湖西长林西北九十里,正与《荆州记》所云:“(当阳)县东”长坂相合。
自唐以后,当阳与长林及荆门的称名、隶属、治所依然兴废变迁无常。唐武德四年(621年)于当阳地置平州,武德六年,改平州为玉州,贞元二十年(804年),于当阳设荆门军,领长林县。北宋建隆三年(962年),长林县移治蒙山东(今荆门市区)。开宝五年(972年),在长林复置荆门军,恢复当阳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省当阳县入长林县,两年后复置。端平三年(1236年),荆门军移治当阳。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荆门军为荆门府(1382年复为军),移治长林。仍领当阳县。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荆门州为县,省长林县入荆门县,次年,省当阳县入荆门县。洪武十三年,升荆门县为荆门州,复置当阳县为州属。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升荆门州为直隶州,领当阳、远安。直到1912年荆门降州为县与当阳县同属湖北省领辖后,荆门与当阳才完全区分开来。
基于此,唐宋以后的学者在注“当阳长坂”时,各执己说,莫衷一是。宋元之际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当阳长坂,在今荆门军当阳县东南百二十里”。《舆地纪胜》云:“长坂,在当阳县东北二十里”。《方舆纪要》云:“(长坂)今荆门州西北”。等等,无一不错讹百出。赵一清曰《方舆纪要·七十七》云:“当阳县北六十里有倒流桥,沮漳二水合流其下,即张飞据水断桥处”,更是集诸错而来,让人不知所云。以致《中华民国省区全志》(1912年版)对存在经年的当阳西南郊的“长坂”遗址,不得不存疑:“长坂在城东北,今图在城西南,恐非是。”因此说,长坂在今当阳东北,系指导大方位而言,实已在荆门之境,即今荆门市西南郊掇刀一带,古称“阪高”,南止于沙洋县西的纪山,直抵故楚都纪南城和江陵城。至今当地民间仍称岗地为“坂”,低洼地为“冲”,“坂”、“冲”之间的缓坡地为“塝”。
三、长坂之战发生在荆门
《三国志》关于汉末三国史事虽失于简略,但其作者陈寿著书之时与长坂之战发生时间相隔并不远,其记述的真实性、权威性是勿容置疑的。
《三国志·先主传》云:“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生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云:“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又云:“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三国志》关于长坂之战的记述表明:(一)刘备得知刘琮降曹、曹军南下后,匆忙率众自樊城、襄阳撤退。刘备兵分两路,一部由自己率领走陆路,沿南北大道南下,一部由关羽率领走水路,顺汉水、扬水南下,水陆两路的目的地是荆州重镇——南郡江陵。(二)曹操担心刘备占据江陵的“军实”,于是令五千轻骑自襄阳快速南追,经一日一夜急行军三百余里,在当阳的长坂追上刘备。(三)刘备在长坂大败后,不能再南下江陵,而是在张飞掩护下“斜趋汉津”,正好与关羽所率船队会合,得以共至夏口。
根据《三国志》所提供的方位、线路、距离及军情分析,东汉末年长坂之战的战场决不可能在今当阳城西南郊的“长坂坡”,而是在荆门市西南郊掇刀一带的古长坂。理由如下:
第一,从刘备南撤的行进路线看,长坂只能在南北大道及其近处。从襄阳到江陵的最佳路线是南北大道。南北大道是秦始皇
在楚北通中原的车道的基础上拓展夯实而成,由襄阳出发,经中庐、武安、仙居寺、栗溪、烟墩、川店到达江陵。由于烟墩以下多山林、沼泽、河流,自编县北迁、析置当阳后,南北大道便自仙居寺直出汉当阳“东城”南下,沿途经岳飞城西、纪山而南达江陵。这段东移的新大道因其经当阳县治“东城”,又全部穿行在当阳县域内,可被称为当阳道。汉当阳道坡缓路直,行走更方便,位于荆山余脉向南蜿蜒延伸的岗地上,其方位与旧南北大道(在西)、今207国道(在东)基本平行。刘备拥“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且被甲者少”,不可能放弃径直便捷的大道不走,舍近求远,绕道向西南,渡漳水、沮水,再回头渡沮漳河到江陵。刘备不走捷径走弯路,曹军也不直奔江陵,却跟在刘备后面绕圈圈,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刘备的行进路线还可证于鲁肃与刘备的长坂之会。东吴孙权欲联刘拒曹,派鲁肃前去游说。鲁肃“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坂,与备会,……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如果刘备绕过南北大道西南行,刘备与鲁肃在军情极其紧迫的情况下不可能相会于当阳长坂,鲁肃能“近迎之”,说明双方行走的线路是公认的、正在使用的当阳道,否则,很可能失之交臂,贻误战机。汉当阳道现已为考古发现所证明。1989年,荆门市博物馆专家在荆门城区西南郊发现一条古驿道直通汉当阳“东城”,其路面以青石为原料,经人工凿制而成。现尚有宽四米、长四百米的遗迹清晰可见。
《三国志》的相关记载,还能证明南北大道长坂以南部分至迟在东汉末年已东移而走当阳道。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围攻曹仁据守的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关羽负责阻断江陵与襄阳曹军联系的通道——北道(即南北大道)。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末,吕蒙偷袭荆州(江陵)得手后,关羽自襄阳退师回救,“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麦城在旧南北大道南端旁,关羽如还今当阳,则应是东保麦城,如走旧南北大道则应是南保麦城。因此说,关羽还的是汉当阳“东城”,走的是东移后的由“东城”直过江陵的汉当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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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坂古战场在荆门考述
李柏武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秋,统一北方后的曹操南征荆州。寄居荆州的刘备闻知刘琮已降,匆忙率众避走江陵,曹军五千轻骑快速追击,在当阳县的长坂将刘备击败。长坂之战,本来算不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但因小说《三国演义》及民间文学、戏曲的大力渲染,成为既惊心动魄又脍炙人口的大战。
长坂古战场,在历史上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荆门与当阳地域东西相接,汉以后称名经常变更、治所频繁迁徙、治域也屡有分合,以致在历代记述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随着明万历十年(1582年)当阳选定县城西南郊一小山岗树立“长坂雄风”石碑,并相继附会出不少传奇故事及英雄遗迹后,由“当阳长坂”衍生而来的当阳“长坂坡”则以假乱真、以假代真,不断接受仰慕者和游客的缅怀与凭吊,而真正的汉末长坂古战场反倒不为人所知了。
一、汉当阳治所在荆门
所谓“当时长坂”,毫无疑问,当阳县有长坂,长坂在当阳境内,但是汉当阳与今当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荆门与当阳,自商中后期起即为古权国地,治权城(今荆门市东南郊)。春秋时楚武王熊通克权置权县,遂为楚地。战国末秦大良造白起拔鄢郢置南郡,荆门、当阳随属。汉初,荆门、当阳地南境属江陵县,北境属编县,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年)析江陵及编县地置当阳县。汉当阳县域南接江陵,北连编县,东临汉水,西跨沮漳,包括今荆门及当阳的中南部地区。
长期以来,由于对荆门与当阳的历史传承没有搞清楚,于是对汉当阳县治所在哪里提出了许多不同观点,这也是后来导致乱点“长坂坡”的重要根源之一。关于汉当阳县治所在,《水经注》的记载十分明确:
《水经·漳水注》云:“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漳水东南流,又屈西南,经编县南,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郦道元注:“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又云:“漳水又南,经当阳县,又南,经麦城东,······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入于沮。”
《水经·沮水注》云:“沮水东南流,经沮阳县东南,······沮水又东南,经汶阳郡北,······沮水又东南,经当阳县故城北”。郦道元注:“城因岗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东百四十里,谓之东城,在绿林、长坂南。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也。”又云:“沮水又东南,经驴城西、磨城东。又南,经麦城西。沮水又南,经楚昭王墓。沮水又南,与漳水合焉。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
漳水、沮水向东南、南流至麦城南合流再南流入长江。《水经注》的记述表明,当阳县治有三处:一为“东城”,一为“故城”,一为时治。依此,则当阳县初治“东城”,再迁“故城”,后迁时治。当阳县治所的频繁迁徙为后世所认可,但《水经注》记录的迁徙顺序因人的改动而并不为人采信。《当阳县治》(清同治版)云:“晋隆安时,析当阳地置长宁县,长宁建于东,则当阳渐徙而西”。据陈楚云在《呼唤长坂》一文中考证,当阳县治从汉末到明初的一千余年间经过六次迁移,才最后定位于今天的位置——玉阳镇(当阳市区)。《当阳县志》(1992版)载:当阳县,汉治东城,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移治麦城,梁大同年间(535——545年)移治荆台。《当阳县志》(清同治版)载:“唐武德六年,改平州为玉州,仍以当阳县名,县治即玉州治,则玉阳山下之建治当自玉州始”。
汉当阳县治“东城”的位置,杜预注《左传》时也有提及。杜预生活在魏晋之交,曾任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长期征战于荆襄地区,因灭吴功封当阳侯。杜预还是《左传》专家,自称有《左传》僻”,注有《左传》名世。《左传·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杜预注:“权,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权城见于《水经·沔水注》,云:“沔水自荆城东南流,经当阳县之章山东。······沔水又东,右会权口,水出章山东南流,经权城北,权水又东,右会权口,水出章山东南流,经权城北,权水又东,入于沔。”郦道元注:“古之权国也。《春秋·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权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是也。东南有那口城。’”权水,即今竹皮河,《大清一统志》云:“(权水)源出荆门州西,东流经州南,又东流至钟祥县西南,入汉水”。
权城西北,当阳“故城”以东一百四十里处,即荆门市西南郊掇刀一带,有汉当阳“东城”。据考古专家李云清在《长坂坡古战场地理位置初探》一文中考证,汉当阳“东城”遗址有二:双泉、袁集。双泉遗址位于荆门市南郊掇刀境内双泉村。遗址面积为六、七平方公里,遗址上限不晚于西汉,下限延续到东汉中期,是汉初至东汉中期以前的当阳县治所在。袁集遗址位于双泉遗址西偏南七公里,俗称阴界城。遗址面积四平方公里,为东汉末年的当阳县治所在。当阳县治所的西迁,是发生在晋隆安以后的事情。晋隆安以前,当阳县治一直在漳水以东,以后则逐步西迁,最后到达沮水流域,以后虽历经多次迁徙兴废,但始终建置在沮水以西。
二、汉当阳长坂在荆门
确定了汉当阳县治的所在,对寻找长坂十分有助。《水经·沮水注》的记述表明:第一,汉当阳治“东城”,在“其故城东百四十里”,即荆门南双泉遗址、西南袁集遗址,汉当阳与今当阳各在东、西,相距一百四十里;第二,“长坂”在绿林以南、“东城”以北,绿林、长坂、“东城”紧密相连,互为印证。
盛弘之《荆州记》云:“(当阳)县东一百里有绿林山,茂林蓊郁。襄阳大道经由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也”。故而《当阳县志》(1992年版)称:“绿林山,别名香炉山,位于县城东部,与荆门相接”。其实,香炉山为荆门、当阳界山,当阳城至香炉山间距为六十里,“一百里”已在荆门境,与汉当阳袁集遗址相近,显然,指香炉山为绿林山系后人附会。《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云:“绿林山在当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更是大谬。当阳县东南界,与荆门、江陵接,间距也是六十里,“一百二十里”更是深入荆门南境,与藻湖西长林故城相近。《舆地纪胜》、《元和郡县志》、《当阳县志》所言均系对《荆州记》误释而来。一般人只注意到了“有绿林山”,而没有注意到汉当阳县治在荆门境内的“东城”,汉当阳县城也包括荆门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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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2 09:51:0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年伊始,李总将有关古当阳的地望问题拿出来重新探讨,无疑注入了一缕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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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4:3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长阪之战系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
——与李柏武先生《考辨》辩
                            袁瑾1袁在平2
      摘 要: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当阳长阪之战,是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争。该战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这本是已成定论之事。本文针对前些年有人提出长阪之战发生在“今荆门南掇刀境”之说,考查史料,从而揭示了长阪遗址“掇刀”说在论据、论述、论点上的逻辑混乱、虚假性及其不能成立。同时,本文又从正面论证了当阳长阪之战,系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的从淯溪至脚东的汉襄阳大道上的史实。相应“掇刀”说所提出的汉当阳城的“唯东城”说,本文又从诸多历史记载及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今当阳沮漳三角洲上的汉当阳县治西迁后的汉当阳城的存在。
  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东汉末年当阳长阪之战,距今已有1800余年了。然战事早去,“风烟”又起。据众多史籍记载及历代学者的一致观点,长阪之战“发生在今当阳东境”,这本是已成定论之事。但由于受旅游业利益的驱使,前些年,荆门有人在省内刊物上连连发表文章,称长阪之战发生在“今荆门南掇刀境”,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李柏武先生的《长坂古战场遗址考辨》[1](以下简称《考辨》)。《考辨》在阐述长阪遗址“掇刀”说的同时,又提出了汉当阳城之“唯东城”说,即说,位于今掇刀境的原汉当阳“东城”,是唯一的汉当阳(县)城。相应《考辨》,本文着重来探讨长阪之战遗址“当阳东境”说及“荆门掇刀”说以及汉当阳城等问题。不妥之处,恭请斧正。
一、决非只有“东城”,尚有王粲所登之汉当阳城

1.《考辨》旨在论证当年长阪之战的发生地;然而其论述的问题异常繁杂。众所周知,汉当阳长阪之战是发生在汉当阳县境内,而并不是说该战发生在汉当阳县治所在地。然而,《考辨》在论述长阪之战遗址的同时,则用了大量篇幅、花了大量气力来论述汉当阳城——“东城”及“东城”的遗址问题。《考辨》曰:“晋隆安以前,当阳县治一直在漳水以东”的“东城”。“东城”遗址在今掇刀境有两处:即“双泉”遗址和“袁集”遗址。“双泉”遗址“位于荆门市南郊掇刀境内双泉村”,“是汉初至东汉中期以前的当阳县治所在”;“袁集遗址位于双泉遗址西偏南七公里”,“为东汉末年的当阳县治所在”。综述《考辨》的观点是:晋隆安前,即整个汉代,当阳县治一直在今荆门南掇刀境东城之“双泉”遗址和“袁集”遗址二处,且两处遗址相距“七公里”;“东城”是唯一的汉当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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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4:39:37 | 显示全部楼层
荆门、当阳相邻的部分疆域,历史上曾有过归属划分上的多次大小不同的变化。“荆门”以县名出现,最早见于唐代。“(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分置荆门县,亦属荆州”[2]。在汉代,今荆门北为编县县境;今荆门南及东南,为当阳县境。清同治《当阳县志》所描述的汉当阳县域是:东接竟陵(今钟祥),西“跨有沮漳”,南抵江陵,北界临沮,“幅员之阔亦云壮哉”。清乾隆《当阳县志》载:“晋隆安五年(401年),析当阳及编县地置长林县。”《大清一统志》载:“晋安帝分置长宁县,并置长宁郡。”清同治《当阳县志》载:晋隆安五年,“析当阳地置长宁县。长宁建于东,则当阳渐徙而西厥”。故晋隆安年间的长宁县域,则是由位于今荆门北的原编县的中、西境及位于今荆门南和东南的原属汉当阳县的区域所组成。笔者认为,晋长宁县的设置,这是今荆门市、当阳市两个行政区域在历史长河中独自逐步趋于形成与完善的一个分界线和新起点。“长宁建于(当阳县)东”,当阳、长宁(后又称“长林”)这在多朝多代均紧紧相邻着的两个县,尽管曾多次有过县域的相互跨越或省入,但自晋隆安五年起,当阳县的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域范围,与今之当阳疆域已是逐渐接近的了;故自晋隆安五年以后的当阳县与汉当阳县,在历史和地理的概念上,已有着很大的不同。
最早的汉当阳城是东城,故史称汉当阳“初治东城”。“东城”之说,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其(当阳)故城在东一百四十里,谓之‘东城’。”史学界对此认识较一致:东城在今荆门南掇刀境古楚塞虎牙关;按“东一百四十里”里程计,东城也应位于此。《大清一统志》载:“虎牙山,在荆门州南”,“其山乱石巉岩,上合下开,有如虎牙,重门之状,旧设虎牙关”。虎牙关是楚国为抵御秦国南犯而于此所筑的一座军事城池,曰“当阳城”。此为“当阳”名之始。早于郦道元的刘宋人盛宏之《荆州记》载:“当阳本楚之旧邑。”此“楚之旧邑”,指的便是虎牙关楚之当阳城。“当阳”之名,先于汉代;当阳县的设置,也是早在秦代的。秦置当阳县,这是有很多种史籍记载的。《水经注疏》:“《史记·高祖纪》:当阳君黥布《索隐》引韦昭曰:‘(当阳)南郡县名’。则秦已置县,属南郡。”《湖北通志》:“秦置当阳县,属南郡。”秦当阳县,治虎牙关当阳城。秦灭亡后,汉初当阳县的归属说法有二:一曰被撤销,其地属江陵县;二曰为“临江国”[3]。汉景帝中元年间(公元前149年—前144年),“析江陵县地别置当阳(县)”[4],沿袭虎牙关秦当阳城为汉当阳城。此汉当阳城,乃《水经注》所称之“东城”也。
笔者认为,在《水经注》作者郦氏心目中,既有汉当阳“东城”,那就必然还另有汉当阳“西城”。请看,从汉景帝中元年间析江陵置当阳县,到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当阳长阪之战爆发,其时间跨度整整300年。在长达300年的历史进程中,能说汉当阳县治还有虎牙关吗?事实上,汉当阳县治曾有过多次西迁。《考辨》也承认汉当阳城有过迁移,但那是从今掇刀双泉的“东城”遗址迁移到今掇刀袁集的“东城”遗址;且两“遗址”间相距又仅仅“七公里”。试想想,两地相距“七公里”,这种迁移有必要、有可能吗?这种迁移存在吗?
作为封建社会县治的迁移,尽管会有种种原因,但有一条应是明确的:那就是它必然向着该县经济、交通等发达地区迁移,这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加强地方封建统治的需要。汉当阳城的迁移也不例外。“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当阳沮漳平原,则正是汉当阳城所要迁往的最理想之地。早于春秋时间,当阳沮漳河流域便是早期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史称的“楚国肇基之地”[5]。自秦汉以来,这里也始终是当阳县水陆交通、经济、物产、商贸最发达地区,是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冲。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在描写沮漳河平原景物的《登楼赋》中写道:“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华实蔽野,菽稷盈畴……”。这些描写正是对汉代沮漳平原的富饶美丽现实的真实写照。“汉当阳,初治东城”[6];而汉当阳之“后治”,则恰恰是在沮漳平原上。
2. 史籍记载与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位于沮漳畔的汉当阳城的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宜昌博物馆会同当阳县文物管理所,先后于今当阳东北境、漳河畔的原脚东玉阳大队发现了任家垄古城遗址及于沮漳三角洲上的莲花堰古城遗址。任家垄城址位于今淯溪镇绿林山村,东临绿林山,呈南北向,长400米,宽300米,总面积为12万平方米,文化层1米。文化层底部为周代文化层,上部为汉代文化层,并有多处灰坑。出土的文物还充分显示,遗址所在地,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十分繁荣发达的地区。地下出土了大量的汉砖,众多汉砖印有“汉永平元年吉”、“永元”等铭文;“永平”、“永元”分别是东汉明帝刘庄及和帝刘肇的年号。还出土有印着“玉阳”二字铭文的城砖。初步判断,这应是一座东汉时期较早的汉当阳城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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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2 14:39:56 | 显示全部楼层
沮漳三角洲上的莲花堰古城遗址,位于古麦城北、玉明山南的今当阳坝陵办事处的荣耀村。清同治《当阳县志》载:“麦城在治东南五十里,沮漳二水之间。”又载:“玉明山在治东十四里,前环漳水,后拥诸峰”。而麦城与玉明山之间,相距约四十华里。该城遗址坐落在沮漳三角洲的二级台地上;长500米,宽400米,总面积为20万平方米,文化层1.5米。古城址南端尚有一部分城基裸露于地面。遗址处有“挖宝山”,在极“左”年代,地下文物遭破坏、流失严重。尽管如此,考古工作者仍然于此发现了大量的汉筒瓦、板瓦碎片及不少如铜鼎之类的汉代铜器。经初步断定,此处应是一座东汉末年的汉当阳城遗址。遗址所在地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极为集中的地区,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十分繁荣发达的地区。该遗址的南端,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热闹非凡、商贸繁荣的自然农贸集镇,今叫“莲花集镇”;城址北面与长400米、宽300米、文化层达1.5米的战国时期岗庙遗址紧邻。据考古发现,莲花堰古城遗址周边,有古文化遗址十余处;北部有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墓葬、古墓群数十处。该城址的西北岗地上,尚有古庙“玉阳阁”遗址;古庙山门上原有一对联曰:“日聚千人拜佛,夜结万盏明灯”[7]。显然,此对联从一侧面生动反映出了该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人丁兴旺、经济繁荣的景象。莲花堰城址,东临漳水,西有沮河,南有军事重镇古麦城作拱卫,北有玉明山诸峰为屏障。此乃真为置县立治之极理想的丰水宝地也。
关于沮漳三角洲上的汉当阳城,有着众多的史籍记载。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建安七子”之一、著名文学家王粲从襄阳来到当阳,作了名扬千古的《登楼赋》。《赋》之首句曰:“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王粲所登之“兹楼”,正是此汉当阳城城楼。最早记载此事的,是盛宏之的《荆州记》。盛宏之,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侍郎。刘义庆为荆州刺史时,盛为幕僚,于荆州从政从文达七、八年之久,故可谓“荆州通”了。盛氏《荆州记》成书于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其成书年代距东汉末年也不过200年[8]。故《荆州记》之关于荆州境之事、之物的记载,应是可靠的。《荆州记》载:“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大清一统志》载:“仲宣楼在当阳县东南。《荆州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荆州记》撰自盛宏之,去汉较近,必有所据。”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在《从沙市至度门记》一文中写道:“所云合溶,即沮漳二水合流处也。仲宣登楼作赋,不在江陵、襄阳,正是当阳……(汉当阳)古治盖在沮漳交会之间,水经注极明。则王粲登楼正是此地。安得好事者创一楼于此,以破千古之疑。”
第二位记载沮漳三角洲上这座汉当阳城的,则是被袁中道誉为记载此汉当阳城“水经注极明”的《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郦氏《水经注·漳水》载:“漳水又南,径当阳县,又南径麦城东。”此“当阳县”,即当阳城。于此,郦道元将沮漳三角洲上麦城在南、当阳城位北的地理位置已是讲得非常清楚了。《水经注·沮水》又载:“沮水又东南,径当阳县城北。城因冈为阻,北枕沮川。”有人认为,该“因冈为阻,北枕沮川”之当阳城,是位于今当阳偏西北玉阳镇处之当阳城,这显然是错误的。最早在今玉阳镇处建治是在唐代。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年)又于此(即当阳)置平洲”,“(唐武德)六年(623年)改为玉州”。清同治《当阳县志》载:“北周时曾置平州,隋改为玉州,寻废。唐武德中复置平州,改(为)玉州,继仍以当阳名县。县治州治,则玉阳山下之建治当自玉州始。”故今玉阳山下玉阳镇处建治,应是自唐武德六年(623年)“改平州为玉州”时始。而北朝人郦道元的《水经注》成书时,今玉阳镇处的当阳县城还不存在,那《水经注》中又何来的今玉阳镇处的古当阳城呢?显然,郦氏所言“因冈为阻,北枕沮川”的当阳城,正是指的位于今沮漳三角州上的汉当阳城,且其所描述的地理形势和位置,也完全与该汉当阳城所处相吻合。杨守敬《水经注疏》载:“守敬按:《通鉴》‘汉建安十三年’,注引宋白曰:汉当阳旧城在今县北。参观之,当在东北。”关于此,清同治《当阳县志》又载:“《荆州记》曰:‘县东南有麦城’。据此,则县治在麦城西北由来久矣。”如此等等,古人将沮漳三角洲上的这座汉当阳城的存在,已是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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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此长阪遗址“掇刀”说,岂能成立
《考辨》对长阪遗址“掇刀”说,阐述得既笼统又具体:长阪之战遗址在今荆门南掇刀开发区的汉当阳城——东城的“双泉”、“袁集”二遗址一线。今荆门南“汉当阳‘东城’双泉、袁集遗址以北、掇刀远近、汉当阳道东西”、“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是当年的“长坂古战场”;“发源于(荆门)城西诸山、注入权水(竹皮河)的古河道(即说古河道发源于城西诸山、且又是权水的支流——笔者),“正是张飞所据的长坂河”,旧志称其为“曹将军港”,今称“杨树港”。最后总结说:“所有这些,在今当阳‘长坂坡’(指今当阳玉阳镇西长坂坡——笔者)是完全看不到的。”
笔者认为,要论证长阪古战场遗址的所在地,最关键环节有二:第一,当年从襄阳通往江陵的大道,到底是经今当阳之东境、还是经今荆门南之掇刀境?刘备举众“十余万(多是百姓),辎重数千两(辆)”[9],从襄阳往江陵其只能走大道、干道,而不可能走山路、小路。第二,该地有无一条挡得住曹操“五千精骑”勇猛进击的河流?
《考辨》花那么大气力来论述“东城”遗址的目的,是为着证明当年长阪之战就发生在今荆门掇刀境的“东城”遗址一线。而要使其论点成立,他首先遇到的一个最大障碍,便是秦汉时期从襄阳抵江陵的南北大道——襄阳大道,是经今当阳东境、而决不经今荆门南掇刀境的。为能推倒这一“障碍”,于是,《考辨》便提出了南北大道“东移”说——即说,早于秦代,秦始皇便在楚国军用车道的基础上,又新修了一条《考辨》取名为“当阳大道”的新南北大道,这就叫襄阳大道“东移”说。“东移”后的“当阳大道”,“自仙居寺直出汉当阳‘东城’南下”,抵江陵。“当阳大道”,“其方位与旧南北大道(在西)、今207国道(在东)基本平行”。然后得出结论:当阳长阪之战就发生在荆门南从双泉到袁集的“东城”二遗址的“当阳大道”上(《考辨》)。
须注意的是,不论长阪之战是发生在今荆门南双泉、袁集二处“东城”遗址一线也好、还是旧南北大道“东移”也好,《考辨》均没能引据出任何的历史记载,而全是凭其“分析”得出结论。在南北大道“东移”的论述上,《考辨》唯一引据的论据,是1989年荆门市博物馆在荆门城西南郊所发现的一条“宽四米、长四百米”的古驿道遗址——其说这个“遗址”就是南北大道“东移”后的汉“当阳大道”遗址。而笔者认为,这也只不过是作者想象中的所谓“当阳大道”遗址罢了!理由很简单,此地曾有过虎牙关、秦当阳城及汉当阳“东城”等城池的存在,故此地有古驿道,那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关键是《考辨》未能拿出有力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来充分证明此段驿道遗址就是从襄阳通往江陵的所谓“东移”后的汉南北大道遗址。比如,此驿道遗址当属于何朝、何代?此驿道又是起止于何地、何处?等等。这些,光说不行;你还得用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它就是当年从襄阳通江陵的“东移”后的南北大道——即所谓汉“当阳道”。故笔者认为:《考辨》所称之的所谓秦始皇将襄阳大道“东移”、其所谓的汉“当阳大道”的存在,均是不能成立的。
二是《考辨》认为位于今掇刀的一条“注入”权水的、连河名也没有的而被《考辨》称之为“古河道”的河,正是当年张飞于长阪之战中所据退曹军的“长坂河”;并说,此河旧志称其为“曹将军港”、今称“杨树港”。果真如此吗?
笔者经查实史志发现,《考辨》对“古河道”(即所谓“长坂河”)的解释全系一派张冠李戴、逻辑混乱的荒诞之说;其所谓“权水”、“古河道”、“曹将军港”等等,原来均属一些互不相关、而由《考辨》硬将它们拼凑在一起的一盘“大杂什”。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权水出(荆门)城西蒙诸山,北流太子冈,会流为曹将军港。唐曹全晸、刘巨容败黄巢于此因名。”《安陆府志》载:权水“源出荆门州西蒙山,径太子冈,为曹将军港”,“又东入汉”。清同治《当阳县志》载:曹将军港“在荆门北境”。另,《考辨》还把权水和“竹皮河”说成是同一条河(见《考辨》中的古河道“注入权水(竹皮河)”语)。史载权水并无“竹皮河”之别称;但史载荆门有另一条河曰“竹陂河”。《大清一统志》载:“竹陂河在荆门州东,东流入汉。”该志又载:“蒙山在荆门州西一里。”还载:“太子冈在荆门州东五里”,“元文宗自潜邸归即位,尝驻此冈,后人因名。”以上所引据的众多史籍,均清楚地记载权水才是一条发源于(荆门)城西蒙诸山、位于荆门北而由西向东流的河流;曹将军港是位于荆门北、权水上的一处历史名胜河段。诸如权水、太子冈、曹将军港等均位于荆门城北,根本就不在今荆门南掇刀境。
于此,笔者要指出两点:其一,《考辨》说“古河道”是位于今荆门南掇刀境东城的“双泉”、“袁集”二遗址一线的当年张飞据以喝退曹军的“长坂河”,还说旧志称其为“曹将军港”。然笔者查遍史志,也未见这所谓“古河道”有“曹将军港”之称之说。既如此,那么,有史载的权水上的“曹将军港”,又怎么会从荆门北跑到了这荆门南的“古河道”上来了呢?这显然是一种杜撰。其二,《考辨》又说古河道“发源于(荆门)城西诸山、注入权水(竹皮河)”。这就是说,这条位于荆门南掇刀境的“古河道”,既是与权水同发源于“城西诸山”,且又是“注入”于位于荆门北、并由西向东流的权水的一条支流。这说得通吗?倘若《考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即“古河道”从“(荆门)城西诸山”流出,先由北向南流至荆门南掇刀境(或更远些的南边),再由掇刀境(或更远些的南边)折转向北流,然后“注入”古权水等等。这显然不可能;这显然又是一种漏洞百出的主观臆断。
   《考辨》如此而为的目的很清楚:为把这条连河名也没有的所谓“古河道”,装扮成当年张飞据以退曹军的“长阪河”,而不惜把今荆门境内在历史上稍有名气的诸如古权水、曹将军港、竹皮(陂)河等类的名水、名胜,统统往“古河道”上“搬”,用以抬高这条无名“古河道”的身价,以期达到鱼目混珠、弄假成真,就像1958年搬放“卫星”那样。
所谓的“古河道”到底存不存在?又到底是一条怎样的河?这些全然是个谜!我们倘若说这条河是存在的,那么这条不见经传、就连河名也没有的“古河道”,又该有多大呢?是条小河沟吗?史称曹操所率“五千精骑”,那可是五千精锐骑兵!建安十三年长阪之战爆发时,又正当入冬枯水季节,这条“小河沟”能挡得住曹操的“五千精骑”的勇猛进击吗?老实说,从当地历史的和现实的地理实际情况看,在今荆门南掇刀一带,根本就找不出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能挡得住曹军“五千精骑”进击的河流。故笔者断言:《考辨》所说的这条“古河道”是决然挡不住曹操“五千精骑”的进击的,“古河道”不是当年张飞据水断桥退曹军的“长阪河”。三、长阪之战系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
笔者的观点很明确:长阪之战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否定的:第一,跨荆当两地的绿林山的西境,在今当阳东境(西绿林山又叫“香炉山”);第二,绿林山之西有一条自秦汉以来从襄阳抵江陵的古襄阳大道通过今当阳东北、东南境,然后进入江陵县。《大清一统志》载:“绿林山,在当阳县东北。”盛宏之《荆州记》载:“(当阳)县东百里,有绿林山。茂林蓊郁,襄阳大路经由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也。”盛氏所言的西绿林山及绿林山西的古襄阳大道,正是位于今当阳东北境、东南境。西绿林山、古襄阳大道在今当阳东境这一事实的存在,就连《考辨》也是不得不承认的。《考辨》曰:“当阳绿林山,地处绿林南界边沿,属绿林山的一部分。”《考辨》又曰:“麦城在旧南北大道(即襄阳大道——笔者)南端旁”。事实上,途经当阳东境的秦汉时期的襄阳大道,不仅没有“东移”;且在整个汉代及其之后,它也始终是从襄阳抵江陵的主要官道。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江陵府城之南新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于樊,留麋芳守城,及吕蒙袭破芳,羽还救城,闻芳已降,退住九里,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退保麦城”。今当阳淯溪,仍有旧地名“九里冲”;当年关羽“退住九里”,就很可能是“退住”于此。关羽抵江陵、又退保麦城,一往一返,所走的也显然是襄阳大道。居当阳玉泉长达六年的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过这条南北大道(襄阳大道)。其《游龙泉九子诸胜记》载:“(当阳龙泉)寺开基于(慧)远法师,故洞以之名。案伪秦(即前秦)建元九年,远(即慧远)随公南游樊沔(汉水)。乃秦将苻平寇并襄阳,道安为朱序所留,乃分遣徒众,各随所至。(慧)远于时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盍旧时襄阳入荆之路,取道沮漳。”道安、慧远均是东晋十六国时著名和尚。龙泉寺、远公洞,在今当阳东北境。袁中道于此说得很清楚,前秦建元九年(即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7年),远公从襄阳入沮漳开创当阳龙泉寺,走的正是“旧时襄阳入荆之路”——襄阳大道。这无不说明,直至东晋末年及盛宏之所在的南北朝时期,这条经当阳东境“入荆”之官道——襄阳大道,也仍然还在使用。因为内有敏感字眼,不得不删节一部分)
     盛宏之《荆州记》又载:“当阳东有栎林长阪。”宋代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汉)建安十三年”时,引用了《荆州记》此条记载后曰:“当阳长坂,在荆门军当阳县东南百二十里。”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栎林长坂,在(长林)县西北九十里,益德横矛之处。”唐代的长林县西北九十里,则恰恰是位于今当阳的东北境内。顾祖禹是清初治学极严谨的著名学者。其《读史方舆纪要》载:“当阳县,州西百二十里”,“建安十三年曹操下荆州,先主将其众过襄阳,南至当阳,为操所追处也”。该《图志》又载:“当阳坂(即长阪),在(当阳)县北六十里,相传曹操追先主于此”《大清一统志》载:“长坂,在当阳县东北。《蜀志·张飞传》: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敌无敢近者。”当阳东北境有“倒流桥”。清乾隆《当阳县志·津梁》载:“倒流,在治北六十里。”又载:“去治北六十里有张侯庙。”由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王柏心总纂的清同治《当阳县志》载:“倒流(桥),在治北六十里。按《舆地纪胜》谓,即张飞据水横矛处。” 该志又载:“武安山在治北倒流桥之西。”旧志将淯溪的地理位置归属为“县北”,如青同治《当阳县志》:“(漳水)南至县北,淯溪注之。民国初年《省区全志》青:“长坂在(当阳)城东北”。
总之,历史上众多的史志均记载了长阪之战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的史实;无疑,这些记载显然也便成了《考辨》们所提出的长阪之战发生在今“掇刀境”说的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考辨》在未能讲出任何依据和理由的情况下,便将以上这些史志的诸多记载,均统统地斥之以“错讹百出”、“错上加错”(详见《考辨》)。笔者认为,由于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古人的记载在某些地理方位上或在里程的计算上,难免会有所偏差或不十分准确;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这些记载的绝大多数,均是可靠、可信的,是不容否定的。试设想,若古人的记载均统统是“错上加错”;那么,你今人为着自己立论的需要,而不负责任地强词夺理、随心所欲地说出的那么多不实之论调,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吗?这样做,显然不对。
    当年的长阪之战恰恰是发生在今当阳东北境从淯溪到脚东一带的汉古襄阳大道上。淯溪镇境有历史上代代相传的大驿站——官渡驿。这里正是绿林山西境及绿林山西古襄阳大道之所在、所经之地。当年“栎林长阪”(又称“绿林长阪”、“当阳长阪”)也应在这里。这一带,山冈低矮,地势开阔,大坡虎奔,山林苍翠葱茏。其正是冷兵器时代一代枭雄横刀跃马、驰骋厮杀的用武之地。这里河流众多,有与沮河相汇的漳河,有入《水经注》书中的漳河的支流——洈水、小漳河、淯溪河、清平河等等。漳河及其支流,水深水险,自古通船。其上,自古有桥——这既不是难事,也是必然之事。当年,于长阪之战中,张飞据水断桥、喝退曹军,则正是在位于此地的漳河或其某条支流上的“长阪桥”上,这也应是毫无疑议的。
    今人尚未对从淯溪到脚东一带区域作具体的地理位置的勘查;但当年的当阳长阪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这也应是毋庸置疑的。
                       
注 释:
[1] 载《海峡两岸关公暨三国文化论坛论文集》,湖北省“海峡两岸关公暨三国文化论坛”筹委会编辑出版,2007年6月。
[2][6]《大清一统志•荆门直隶州》,《四部丛刊》续编史部,清嘉庆重修版。
[3][4][5][7] 清同治《当阳县志》。
[8](清)曹元忠著:《荆州记•序》,载《荆州记点注》,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晋)陈寿著:《三国志•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责任编辑:许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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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勋明 于 2019-2-12 15:5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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