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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塔茶馆] 长江“化工带”深陷转型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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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围江”造成的环境问题长期困扰着长江流域。记者近期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多个省市调研发现,各地正采取“关停并转搬”等多种措施铁腕护江,一些化工企业也不断增加环保投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但在转型过程中,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普遍面临历史欠账多、治理水平不高、手段不足以及资金、人力、技术投入短缺等问题,亟待探索绿色循环治理模式,突破资金、技术和管理难题。

锚定绿色发展 各地铁腕治“化”

在长江流域,化工产业星罗棋布,密集区不断向上游、支流拓展。近些年,随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沿江各省市纷纷下大力气布局化工带的转型。

出于运输成本、取水、环境承载力等多方面考虑,我国化工企业多沿江、临海布局。40多万家化工企业,化工产量约占全国46%,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逐年攀升……目前,处于长江上游的宜昌、长寿、万州、涪陵等地相继建成化工园区,加上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京、仪征、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等地是我国传统石化产业聚集区,长江岸线成了“石化走廊”。

为了破局“化工围江”、治好“长江病痛”,多地纷纷展开长江经济带化工污染整治工作。

从湖南株洲市高新区经石峰大桥过湘江,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块块平整的土地,一座座新型的厂房……那是曾经聚集数百家冶炼、化工厂的清水塘老工业基地,一度是全国工业污染重地。2017年初,株洲吹响了清水塘搬迁改造攻坚的号角,去年底,最后一座运行中的冶炼炉停炉,清水塘老工业区261家企业的工业产能全面关停退出。如今,这里不断“变绿”,焕发生机与活力。

“搬迁涉及2万余名职工,影响工业年产值两百多亿元,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

“化工大省”江苏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作为压倒性任务,大力推进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2017年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1.48万件,处罚金额9.6亿元;立案侦办环境污染犯罪案件53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17名。

江苏还明确规定,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布局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对距离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污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污水处理设施尚未建设、配套不完善、运行不正常以及利用暗管偷排、渗井、渗坑等方式排放污水的化工企业,依法责令停产,限期搬离原址,进入合规园区,整顿改造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依法责令关闭。

湖北计划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据湖北省环保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湖北省各地环保部门共立案2134件,已实施行政处罚案件1527件,罚款金额约1.26亿元。

企业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建成投产后,始终坚持环保高标准起步,除建设期间投入的14亿元外,2013年以来又累计投入3.6亿元,安排环保项目41项。2017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较2014年下降25.8%、96.5%、88.47%和61.05%,危险废物妥善处理率100%。

产业依赖深 历史欠账多

“化工围江”问题由来已久,一些重化工基地历史欠账多、产业依赖深,化工产业绿色转型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岳阳市云溪区地处湖南省东北部,有着27.28公里的长江黄金岸线,因工业而设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石化长岭炼化、巴陵石化的落户,围绕着两大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一大批化工企业进驻云溪,一度吸纳200余家化工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化工区”。

不过,由于发展方式粗放,环保意识淡薄,三四十年的“化工独大”、高密度的生猪养殖等问题使云溪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于农民卖出生猪后,要靠买桶装水解决安全饮水问题,而城区部分常住人口往往在睡梦中被化工气味呛醒。

记者在云溪区陆城镇泾港村走访发现,位于村部前坪的化工废料处理拖了十几年,迟迟得不到解决,当地村民意见较大。虽然区政府与化工企业明确了责任清单,由企业进行清理,但企业答复称长时间在“走程序”。

“长时间不注重环保,使得云溪区除了累积存量污染外,还有其他工业‘三废’问题,以及农业污染和城镇居民生活污染。”云溪区区委书记张中于告诉记者,云溪区素有“水乡泽国”的美誉,如今部分水体却遭到严重污染,有些已基本丧失了水体功能,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问题也很突出。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苏省泰州市下辖的泰兴市。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泰兴市进行“回头看”时,发现两年前交办处置的一处化工肥料填埋点的大量化工废料,丝毫未处理就宣布完成整改,另一处污泥堆放点不减反增,从2万多吨增至约4万吨。

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该填埋点是上世纪90年代园区启动建设时,为修筑防洪大堤取土而形成的沟塘。在1992年至2005年间,当地一些企业和个人将化工废料、建筑和生活垃圾堆放掩埋至此,以后渐渐演变成“垃圾填埋场”。“那时没有工业废弃物管理规范,垃圾焚烧厂等环保配套设施几乎为空白,管委会的环保部门也是很晚才成立”。

记者了解到,化工产业是泰兴市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以小化工、小电镀、小钢铁为代表的“草根产业”对地方发展和就业作出过贡献。根据石化行业机构的统计,泰兴化工园区在经济总量、利润总额和单位面积产值上位居地市前列。地方干部们反思认为,正是对化工行业的高度依赖导致历史欠账多,环保处置和产业转型面临困难。

治理投入不足 环保力量薄弱

记者在基层调研中了解到,除了历史原因,治理资金不足、水平不高、环保执法人手紧张等因素也掣肘沿江化工带转型。

治理水平不高,技术手段欠缺。化工是高资本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易燃易爆,保障体系较为复杂。“当前基层干群对环境整治的思想认识已提升了一个高度,但很多基层干部向我们反映,治理时苦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武汉市环保局副局长任宪友说,化工行业产品多、工艺复杂,企业有各自不同的污染因子,日益严格的环保标准对技术工艺要求不断提高。

资金投入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窄。多地环保部门反映,环保治理的资金投入较大。以泰兴市此次填埋的废料为例,经初步预算,4万吨污泥处理需要6.5亿元,另一填埋点的化工废料处理费用预计需要3亿元。短时间内要拿出这么多处置费用,地方政府面临较大压力。

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春江镇)相关负责人说,滨江经济开发区的沿江劣质化工企业腾退需要近30亿投入,还不包括后期10多亿元的场地环境调查和生态功能修复,地方政府普遍缺乏融资渠道,财政压力较大。

现有环保力量薄弱,“一边费力治理、一边偷排直排”的现象依然存在。云溪区环保局在岗人员18名,真正能用在执法上的只有6人,而当地化工企业有80余家,还不包括农村检查。

去年11月,生态环境部通报了一例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湖北鄂州葛店开发区多家医药、化工企业环境管理粗放,臭气污染严重等问题。记者调研发现,这一问题与地方环保力量薄弱不无关系。鄂州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环保干部特别是专业干部奇缺,葛店开发区环保局6名干部只有个别学环保专业,却要监管200多家企业,天天担心管不住出问题。”

“环保部门被追责的人数逐年上升,去年我市环保部门有4位人员辞职,主要原因还是工作压力大,有时做得越多越容易受到问责,不免会挫伤一部分干事人员的积极性。”江苏某县级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说。

湖北某地市环保局长说,全市环保系统只有100来人,就有十几个干部被处分,有几个岗位的专业干部甚至多次被问责,但“一边给同志下处分,一边还要劝他们继续加班加点干活”。(记者 朱筱 王贤 柳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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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有“八大怪”! 掣肘活力, 制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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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重庆、武汉主持召开座谈会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高度重视,多措并举,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被破解,不少久治不绝的乱象被根除,广大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但记者在沿江多个省市调研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乱象依然存在,特别是以下八种“怪现象”亟待破除。

怪象一:黄金变黄连

三峡成库以来,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水运运力急剧扩张,拉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经济发展。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提档升级,长江航运的货运量增速有所回落,企业为争夺货源相互压价,“价格踩踏”导致不少航运企业被拖入“死循环”。不少航运企业“吐槽”,他们没从黄金水道中赚到“黄金”,只吃到了“黄连”。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公路和铁路运价不断提升,而长江水运运价不但未涨,还有所下降,船公司只能通过不断做大船舶、提高效率来寻求利润。”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总船长王嘉玲说,一些船公司为了牟利,甚至动起了降低造船成本、减少船员配置乃至超载的“歪脑筋”,这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也大大增加了长江航运的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三峡大坝拥堵日益突出,待闸时间越来越长,船公司日子更加难熬,一些企业倒闭。而航运企业效益差,造成船员薪资无法提高,生活环境难以改善,使长江航运长期面临人才难求的境地,人才短缺越来越成为制约长江航运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一些航运企业负责人和船员说,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黄金水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目前他们的获得感与之并不相符,国家还应对黄金水道的参与者给予足够重视。

怪象二:舍近却求远

明明港口就在家门口,却偏偏把货运到外地港口发出;港口本来有配套的综合保税区,进关货物却被外地抢着落地,制造进出口政绩;企业本应在有产业基础的地方集中形成产业链,却异地设立生产基地进行远距离配套……层出不穷的“补贴战”“价格战”,人为制造“舍近求远”的怪象,把市场搞得支离破碎。

长江沿线的宜宾、泸州、重庆、武汉等城市,近年来纷纷大力发展港口经济。由于部分港口彼此距离较近,辐射范围难免重叠,为了吸引货源,做靓经济数据,一些城市大打“补贴牌”,甚至零运费吸引货物前来中转,这导致不少货物放着家门口的港口不去,非要跑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港口出港。除了长江沿线城市之间会发生“补贴战”外,一些域外城市也通过补贴来与港口城市抢夺资源。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额补贴和通关效率等原因,一家企业在武汉基地生产的外贸货,不从本地的天河机场运,而是“舍近求远”通过公路拉到郑州机场后运出境。

在各地争抢下,一些龙头企业宁可选择异地设立生产基地,也不愿下力气推进区域产业整合或开展产业协作,以至于不少产业都出现远距离配套。本地产业配套能力弱,“产业断层”现象突出,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无法建立产业衔接配套,难以从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些人为因素不清理,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率配置格局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市场也将成为空谈。


怪象三:小马拉大车

有些污染问题,是辖区内的央企、大国企长期忽视环保造成的,但抓长江大保护的责任,往往压在行政级别更低的地方政府身上。这样的现象,在沿江地区相当普遍。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落实长江大保护,归根结底要从源头上截污控污,而行政级别更高、话语权更大的大企业、大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不力,难以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单靠基层政府搞保护,就是“小马拉大车”,心有余而力不足。

比如,中部某市一城区有10多家大国企,其中一个央企厂区就占该区面积的40%左右,大企业的职工、家属占全区人口近70%,是典型的“大企业、小政府”。近两年,该区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先后数十次与辖区重点企业就生态建设进行会商,企业态度非常明确,也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但环保历史欠账多,企业实际动作不够大,导致区域性环境问题仍然突出。

长江中游一化工强区的负责人说,境内的化工企业是纳税大户,又是央企,市里开会要坐在主席台上,自己虽然是区领导,人微言轻,说话还没企业管用,协调企业治污控污要看企业脸色,这导致该区的污染防治问题一直比较突出。

怪象四:抢到扔一边

近年来,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央给了地方一些优惠政策和“帽子”,比如建立自然保护区、贸易口岸、自由贸易区等,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地方好不容易抢回来“帽子”,却没有发挥好效益,有些甚至闲在那里“晒太阳”。

以自然保护区为例,以前划定自然保护区时,各地争相进入,但随着近年来生态保护力度加大,曾经抢着戴的“帽子”,如今却成了“烫手的山芋”。因为是保护区,一些项目上不了,一些区域不能开发,不少地方呼吁调整自然保护区,给当地留出发展空间,有些地方更是向上级申请“摘帽”。

贸易口岸、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浪费的现象也很普遍。一些企业向记者反映,西部某市拥有汽车、水果、肉类、木材等口岸,具有独特的政策优势,本来可以借助长江经济带、中欧班列,大力发展贸易经济,却因为通关不畅等原因,企业不愿意从这里通关,导致贸易口岸功能未充分发挥。

怪象五:你建我也建

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10多个部门,一些地方、部门自成一派、各搞一套,各自为政造成重复建设。本来,长江水利委员会已建立了覆盖全面、较为完善的综合监测站网体系,但环保、国土、农业等部门也承担相关监测职能,站点设置和监测内容交叉重复,不仅造成数据来源多头、监测结果不统一,也浪费国家财力和监测资源。

信息化方面,各个地区、部门都在建自己的信息化系统,多头重复录入不仅给基层增添负担,信息不共享也造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以入河排污量监管为例,流域机构难以获取其他部门掌握的相关信息,如直排入水体的污染源、污水处理厂、流动污染源排放数据、农业面源信息等,大保护工作缺乏支撑。

当前,长江经济带行政区型经济特征明显,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产业重复布局导致恶性竞争。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透露,重庆液晶面板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各省就争相招商,陆续上马8个类似项目,造成产能过剩隐患。

除重复建设之外,由于相关部委和省市意见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一些打通瓶颈的重大工程久议不决。三峡水运新通道、长江中上游航道整治、鄱阳湖洞庭湖生态修复工程建设、长江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工程和事项,迟迟没有定论,有的甚至争论了几十年之久。

怪象六:新瓶装旧酒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培育发展新动能。近些年,沿江地区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建起了一批产业转移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循环经济区、临港新区等。

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园区“新瓶装旧酒”,还是搞“土地送出去、资本引进来、税收留下来”的老套路;有的园区“建而未用”“开而不发”。生物医药、通用航空、整车制造、电商物流等“时髦产业”蜂拥而上,产业结构同质化加剧了区域“内耗”。上海与武汉、重庆与武汉产业趋同度较高,未形成较强的产业优势互补。

这两年,长江大保护备受关注,一批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工程纷纷上马,但有的产业和项目只是冠上了“绿色”“保护”之名,操作起来还是过去的老做法,生态建设依然雷声大雨点小,喊口号的多,实际行动的少。有的地方发展冲动较大,生态建设浮于表面、做做样子,仍然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生态保护的“唯GDP论英雄”思想倾向。

怪象七:治污两头怨

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干支流、左右岸、上下游,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大系统。当前,长江大保护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由于没有厘清区域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也没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治污工作存在上游、下游两头都抱怨的问题。

去年发生的洪泽湖跨境污染问题,江苏、安徽两省环保部门均认可污水是经过新濉河、新汴河排向洪泽湖的,但对于污水来源——是源自安徽省境内的污染,还是源自江苏省境内新濉河的支流奎河污染,双方各执一词,两省有关奎河水质数据的表述也不一致。

事实上,一出现跨境污染或交界水域水质问题,往往会争论不休。下游地区往往把污染源指向上游,上游地区则认为污染源自下游本地。

此外,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贫困地区为生态保护“埋单”,而富裕地区受益;另一方面,纵向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不足,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后发地区发展与保护矛盾尖锐。

怪象八:船型频繁变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推动船型标准化建设,不但大大提升了运行效率,也让航运更加绿色、环保。但航运企业反映,由于缺乏统筹和前瞻性,近年来推出的船型令人眼花缭乱,往往按照前一个标准建设的船舶还没下水,就已经“过时”了。

2003年8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川江和三峡库区船舶运输准入管理的公告》,由此拉开长江船型标准化的序幕。由于当时更多出于安全考虑,忽视了船舶的过闸需求,2014年国家相关部门又根据船闸尺寸推出“三峡船型”。近年来,随着三峡大坝升船机的投用,相关部门又提出了适应升船机的船型。

国家大力倡导绿色航运后,相关部门又鼓励建造燃气船舶、混合动力船舶、电动船等。随着航道的持续改善,一些地方和部门又提出建造“江海直达船”。

不断变换船型,让企业吃尽苦头;不断变换标准,也让船型标准化推进困难。航运企业说,这标准那标准,标准多了,就没了标准。(记者王贤 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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