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原本

除去“三教授罢教”本身，此次事件的争论大约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教授对校长徐悲鸿在艺专国画组教学、招生、教师聘任等问题的质询、诉求与徐的答复，限于北平艺专内部；第二阶段是关于中国画方方面面问题的论争与探讨，参与人数众多，完全是开放性的。第一个阶段的内容在第二阶段依然有所涉及，为了保存事件发展脉络的完整清晰，在此依据时间顺序进行叙述。

㈠事件起因

关于三教授罢教事件的起因，“文革”中秦仲文的外调材料中，有“已被群众专政”的当事人李智超在1969年1月28日的口述，其曰：

我约在1929年认识秦仲文的，他在艺专教课，后来不断来往……在画界，他算我的前辈，有时在琉璃厂碰面，有时去他家请教。

关于反徐问题，当时我接到徐悲鸿的信，让我教画松树，每周四小时，我就辞职了。秦仲文不让我辞，他并叫了陈缘督来，秦说跟徐闹一架，就说徐摧残国画，国画学生招得少，不合理。于是我们三人联名给徐写了信，又给报社写了信。

另据《市美术会招待记者 斥徐悲鸿不懂国画》一文披露：

艺专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氏次第发表谈话，略谓：“此次余等停教主因系由于开学前，每人接到徐校长一函，指定每人所授之课程，并规定每星期之进度，如第一星期教绘根，第二星期教绘干，第三星期教绘叶等，余等自执教以来，受如此无理之侮辱，尚系首次，为维持余等之人格及尊严，故不得不出于停教之一途。其次，自徐悲鸿长艺专后，对国画极其摧残之能事，不遗余力。每期新生，西画人数总超过国画人数数倍……再徐氏规定艺专学生，无论西画组，国画组，均须先习三年素描，殊不知三年素描之后，已失去国画之气韵，且多对国画失去兴趣，无形中对国画摧残殆尽，故余等三人为挽救国画之厄运及争取艺专国画与西画平衡之发展，不得不向爱好中国固有艺术之社会人士呼吁”。

这种徐氏国画教学法，确实有点初级、机械、离谱。所以李智超的第一感觉是受到侮辱，故险些步1928年萧俊贤和陈半丁辞教的后尘，但秦仲文不想忍气吞声，而且拉上陈缘督要“闹一架”。可见李智超的受辱只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秦仲文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事件的主脑。而徐悲鸿1946年8月以来推行的以西方写实素描来改造国画、“国画学生招得少”（见后文）及用人上的任人唯亲等做法在师生间积怨已久，故三人能一拍即合。

李智超

李智超在《河北艺师李智超谈秦仲文问题》中又说：

当时寿石工明里也不参加，暗中是我们一边的，他让我们拉上李德（？）三。寿石工说：“你们得挂上国民党的人，否则徐悲鸿势力大，你们干不过。”这时秦仲文同意了，我不同意，我说：“咱们是学术之争，一拉国民党， 就是政治之争了。”秦反问我：“为什么可以拉孙其峰？”孙当时有共产党嫌疑，我就说：“把孙其峰去掉。”

据说李德三为艺专训导处人员，应当与国民党有关系，但显然不是什么重要、显赫的人物。寿石工毕竟是书生，他显然不知道徐悲鸿仅在北平就有李宗仁和傅作义这样的后台，否则就不会有这种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可笑建议。从李智超后来被孙其峰调到河北艺师（今天津美术学院）执教来判断，他与孙的关系应当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他当时要拉孙其峰参加罢教，经秦仲文一质疑，只好忍痛割爱。可见罢教事件起因有一定的偶然和随机性。

总之，从李智超这“两拒”和报端披露的信息来看，罢教事件的起因是简单的学术之争、尊严之争。友人曾经提示：以当时货币贬值通胀、经济低迷的程度来看，罢教不排除现实利益上的考量。这一点笔者能够同意，不平则鸣的动机是有的，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不过，从李智超辞职的第一反应，到后来三人一同罢教并将信函公诸于众的做法，呈现出的确实是忘却得失、断绝后路的决裂姿态，这恰恰证明罢教此举的非功利性，否则不会有此适得其反的举动三教授中李智超是萧谦中的弟子，秦仲文、陈缘督是金城的门徒，其在北大读书时就受到画法研究会陈师曾、胡佩衡、金城、汤定之、贺良朴等先生的影响（徐也同为画法研究会导师），纵观他们一生的艺术追求，并不认同徐悲鸿以西方写实的素描来改造国画的所谓融合之路，而与北平诸多前辈“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主张一脉相承，且终生未曾改变。因此，道路的不同才是三教授及北平画家群与徐悲鸿决裂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的必然。
北平艺专部分教员李毅士（前排右二）、陈师曾（中持扇者）等人合影

㈡罢教：质询、诉求与答复

1947年10月1日，国立艺专国画组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不满学校对国画组之种种措施，特致函校长徐悲鸿，要求改善，为表示态度坚决起见，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静待答复，称如答复不满，更有进一步表示。同时致函北平报界，次日信函见诸报端：

悲鸿先生大鉴：自台端重长艺校消息到平之后，华北艺界与同仁等莫不深庆得人，咸以重大期望仰寄于先生，不意追随左右一年以来，对于国画组之设施，敝意有不敢苟同者：
1.国画组 招收学生太少，查本届招生，西画组录取二十余名，国画组仅录取五名，据闻报考国画者实较西画为多，对国画与西画之录取标准，何□有如此轩轾，且对报考国画学生，仅试素描，不试国画，致令国画根抵（底）很深之学生，反无从入门，此等措施敝意认为系对国画变像（相）摧残，殊违国家造育人才之旨……
2.预科期间，国画钟点太少，学习国画而以素描作基础，原则上原无异义，惟素描分量，应站于辅助国画之地位，今则喧宾夺主，学生在校之短短数年期间，悉被西画时间占去。最后正科二年，方正式学习国画，试问尚复有何成就之可言？名曰国画组实则仍系西画组，此不但与学生来校学习国画之旨趣相违，且必将国画特色消灭，变而为日本画作风，于国画前途危险实甚。
3.聘请教授、讲师只凭个人爱恶，查北平文化水准较高，艺术尤甚，教授讲师之聘请，应按资历名望与造诣为标准，除教学生技术上之学习外，更应有充实之理论与鉴别能力，否则即等于画儿匠之教学徒，只是无意义的技巧之传习而已，今聘任教授讲师，不问其造诣如何非先学西画后改学国画者，不得有任专任教授之资格，殊欠公充。
4.限令同仁教授方法，有辱讲师尊严。查本学年开始时，先生以校长名义，分致同仁一函，令某人专教某树，某人专教花，此等教学方法，若施之于初学未为不可，今施之于全国艺术最高学府最高年数之学生，致令教者与学者啼笑皆非，不独对学生程度估价过低，亦颇辱教师尊严。

以上数点，敝意以为：一，国画组学生名额，最高限度必须与西画组学生名额相等，其办法或将招生时国画组落榜学生按成绩优劣依次传补，或另招新生。二，国画组预科国画钟点最低限度，应倍于西画钟点，担任课程之教授讲师亦应普遍分任，不应只由学习西画出身者专任，以免国画之日本画化。三，教授讲师专任兼任亦须从新调整，以昭公允，而平众怒。四，限令同仁教授方法，一节为保存教育界与艺术界人格计决不听命。同仁等为艺校前途计，为吾祖先数千年心血经营在世界艺术上的占有重要位置之国画前途计，将以上数点向先生郑重提出，为表示态度坚决起见，并即日起停止授课，先生如不以艺专为徐家私有学校，亟应俯从众意，凡予商讨采行，艺校前途幸甚，国画前途幸甚。

当年查到这份材料时，曾惊诧于徐悲鸿的荒唐做法，仿佛也明白了相关文本的叙述将三教授一方的观点付诸缺如的原因了。三教授在四个方面提出质疑，并相应的提出了建议，这些质疑和诉求不须多说，任何通情达理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认同。除了第四点涉及具体教学方法外行和初级、有辱人格外，我们从其余的招生人数（报考国画者实较西画为多，但国画组、西画组悬殊过大，国画学生“仅试素描，不试国画”）、课时安排（国画钟点太少，素描分量喧宾夺主）、教师聘用（非先学西画后改学国画者，不得有任专任教授之资格）三个方面分析，徐悲鸿的立场、观点完全是西方的，在他心里中国画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一个需要用西画（素描）来改造的对象，这较之艺专日伪时期的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逆向文化种族主义的倾向明显。从后来这一体系对中国画精神本质的改变来看，说徐悲鸿“对国画变像（变相）摧残”，已经是很客气了。

徐悲鸿

另外，“先生如不以艺专为徐家私有学校”一语，大有弦外之音。据当年在校学生刘松岩、孙文秀回忆：“徐先生在师生中的口碑并不太好，他任人唯亲。上任伊始，调来大姨子（廖雪琪）管财务，小舅子管图书馆，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都是自己的学生或亲信，所以学生们说‘徐先生一来，艺专变成徐家的了。’”“他上课画画的时候，常常是夫人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站在他的左边，大姨子、小舅子站在他的右边，外面才是学生，简直一塌糊涂”一次“徐悲鸿丢了2000美金还是500美金？把那个传达室的老头给弄到侦缉队去了，后来查出来了，是他小舅子干的，然后让他小舅子走了，人家那老头白受一通罪，这事大家对徐悲鸿的印象不好，……我们那一拨学生没有叫他徐校长的，背地里都叫他‘倍儿红’，一说倍儿红倍儿红的……学生就这么说……因为国民党时候他也是个大人物，实权人物。很红的，很红的。共产党的时候他还是红的，所以他就能够这么胡作非为，谁也惹不起。把这国画都闹没了，斩尽杀绝了，就没人管得了。”这听起来让人有些惊奇。但无独有偶，解放后陈半丁在一次政协会上也说：“解放前徐悲鸿想一棍子把国画打死，解放后国画是枯木逢春……”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论，如果不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画裂变、发展的历史细节中去考察，一定以为是空穴来风。

10月2日午后，徐悲鸿在报端对罢教三教授作出回应，表示：

该函已收到，但该三教授原系兼任者，恐系因待遇不及专任，因而藉词（此）提出此项要求。但现在艺专有数十位教授，如有少数因不满意学校愿脱离学校，亦无办法。总之，合则留，不合则去，各人有各人之自由也。

徐悲鸿的回应或许是被激怒后本能的反应，强硬有余理性不足。回避问题的实质（四点质疑和相应的建议），反诬三教授是因为待遇问题在闹事，“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蛮横无理，有失一校之长的身份。杭州解放之际，溥心畬尚在此地逗留，经毛泽东的邀请，陈毅、潘汉年的努力，正准备回京的溥心畬“将成行矣。突有北方来人告之曰：徐悲鸿知你将回京了。悲鸿在外声言，必须把你打倒，方称其愿云云……溥闻后，遂改北上为南翔矣。中秋前后携妾及一子，一去不返了。”（笔者2011年2012年两次采访溥夫人李墨云，她都证实确有此事）当然，溥心畲的赴台，可能有更深层的考量，但由此不难窥见徐悲鸿胸襟之一斑，这与一般留洋归来者所具有的民主作风大相径庭，与蔡元培、胡适的兼容并包境界也有霄壤之别，所以艺专乃至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没有成为美术界的北大，“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校长徐悲鸿是有责任的。

徐悲鸿与齐白石及好友学生合影

㈢关于国画道路之争

徐悲鸿10月2日的强硬表态，招致11日了北平美术会对罢教三教授的声援和《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的发表，事态开始升级。

之前，有双槿撰《国画素描问题》一文，说月前听一位画家提到“艺专让学生从素描入手，时间用得太久，这未免近于摧残国画！”可见早在三教授罢教之前相关的“摧残国画”的议论已经在流行了；并说学国画以素描为基本条件，在美术学校创立之初便实行过，用了一两年的功夫，学生们非常不耐烦，结果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又说：

我们对于徐校长这个教授方针，并不表示反对，不过应当注意宝贵的时间，素描的课最多一年已足用，再说国画有他的特质，我们固然不必一定要墨守旧章，泥古不化；但要想培植“文艺复兴的人才，似乎应从国画的特质上发挥光大才好。若是想要使学国画的人也同学西画的人一样致力于素描……这在国画势力笼罩下的北平，恐难得到共鸣的。……徐先生这个理想的计划，如果能成功的话，学生们的最高成就一部分也许能成为郎世宁派的国画，再不然的话，恐怕要应了陈半丁先生所讽刺现实的“流行时代”的话，容易流为‘流行歌式’ 的国画，这可以代表古都一部分画家的意见了。

不反对徐的教授方法，但主张发展国画特质，这是北平国画界的共识。康有为以郎世宁为中西融合的太祖，这对徐悲鸿有影响，而徐悲鸿早年国画在格调、趣味上确与郎世宁接近，北平国画界有此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从艺术评论家的角度间介入争论，立场是鲜明的。

李智超

11日，北平美术会响应艺专罢教三教授并发表《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宣言》指出：

艺专本届招生西画组录取二十余名，国画仅取五名。新生入学后前三年专令其学素描，不令其学国画。国画组添设西洋美术史反无国画史与中国美术史。并谓徐氏对国画上有名人物如文、沈、董、王等，不惜百般侮蔑，对山水一门尤肆力攻击 。并称：艺术原为民族精神之表现，中国有中国之民族精神。为保存中国艺术，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校长应采纳众意，将国画与西画平均发展。

国画组新生先学三年素描，后两年才接触国画；国画组设西洋美术史而无国画史和中国美术史。如果不是《宣言》披露出来，今天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虽然标题耸人听闻，说的却是事实，内中诉求无非是保存民族精神、争取国画与西画平均发展，合情合理，毫无非分之处。

10月15日，全国美术会的部分留平会员驳斥北平美术会宣言，声称以团体名义，攻击私人，颇为不当，认为：

在同一团体中，有此现象，不特对新文化的建设工作有碍，恐势将诱致分裂，实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关于国画应否改革之争，早成过去，只有不认识时代，抱残守缺，自甘落后者才斤斤于默（墨）守成法，摹仿古人。须知中国画自明以降，即陷入‘师古’的泥沼，一蹶不振，至今如仍不自拔，终必坠落绝境，可无疑义。今北平美术会在国画理论上既有殊见，尽可在理论上多所发表或善意建议，绝不应贸然出此，滥发宣言。我们相信北平美术会不乏明达之士，为了新文化的建设，希望北平美术会以善意的方式，多做团结力量，联络感情，促进艺术发展的工作，符合总会宗旨，则中国艺术前途幸甚。刘铁华，孙宗慰，司徒杰，李可染，宋步云，冯法祀，程宝荣，李瑞年，叶正昌，李贞伯，艾中信，李宗津，黄义辉，齐人，王临乙，王合内十六人同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