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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路线问题
驻扎在湘鄂西的红军,对目前敌我态势认识也还算比较清醒,但是从中央根据地传来的电报上却明确指出,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指示,远在苏联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指示中央红军,应该向湘鄂西的红军靠拢。
为了配合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红军,策应他们北上或者两大主力红军汇合,红军应该转向随大城市的夺取与进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要做好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攻打大城市,与粉碎国军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
当务之急是,湘鄂川黔的红军必须去接应突破湘江重围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纵队等主力部队,但是就在半个月前,主力红军的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经取道贵州去了。但是为了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湘鄂川黔的红军必须拖住国军主力,主动寻找战机,歼灭国军的有生力量。
早些时候,中央根据地第一批红军——红第六军团在王震、肖克、任弼时等率领下,突破了国军的若干道防线,突围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区,与红二军团全面会合。
虽然红军队伍在扩大,但是红军根据地却在不断缩小,从洪湖革命根据地到湘鄂边区革命根据地,新来的中央当代表夏曦同志,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带来很多指示,从而红二六军团的很多命令与指示,都必须得到他的批准才会有效。
很多情况下,军事干部必须得服从党的决定,只要是党决定的,必须执行。很多时候,号称一些布尔什维克的人的一个指令,就会令红军失去一个连,一个营的兵力。或者失去一大片革命根据地。但是很多时候,虽然很多红军战士,干部讲了直话,但是也仅仅是说说而已,以夏曦为党代表的人未必能听。
况且作为中央苏区的全权代表,夏曦书记自然有他的看法,只是作为一个党的理论专家,一个有着留苏背景的红军的高级领导者,他们的理论水平当然是一般红军干部所不能比拟的。他当然有义务,也有必要让红军战士他们是看清楚目前的形势。而只有那些山沟沟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会真正领会革命战争的主要灵魂,就收武装夺取城市。而不是他们常说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术战略,以为两种战略战术的较量与角力,必将在革命胜利的前夜里,占据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王大福部队出现的情况,夏曦书记当然很在意,在九窝峰的山寨里,红军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解决红军队伍中不纯洁分子问题。
“对于那些不安定的分子,我们将严惩不贷,我们的队伍只需要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而不需要那些从山上下来的土匪!”夏曦书记的话,在很多红军干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对于那些红军战士,只要有不从的,不同招呼的,夏曦书记组织的红军纠察队只要碰上说话阴阳怪气,买卖不公平的……纠察队的战士们就会将犯事的战士五花大绑,直接弄上军事法庭审判,一定要他们交代清楚是不是国军的奸细,参加红军有什么目的。
用夏曦等人的话说,这些人简直就是土匪,和山上喽啰一样,这样的革命队伍早晚要毁坏在他们的手中。对于这些人,从纯洁党性的原则出发,一定要从重从严处理,绝不徇私枉法。
段德昌师长始终不同意把从山上下来的人全部等同于土匪。作为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段师长知道他讲话的分量以及立场。他时刻强调,对于那些和国军还有勾结的红军内部不稳定分子,红军应该不能手软,要充分认识到一般群众与地富反动分子的区别。
“我是洪湖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出身的,我们在洪湖,巴兴归地区,在鹤峰,我们是收编了一些山上的土匪部队,但是他们都是受苦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全部把他们当做土匪对待,我是不同意的!”段师长的话掷地有声。
因为今天是党委会议,相关的党委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其他的人员都做了相应的发言。
“我不赞成把王大福与一般的土匪对待,我贺龙以前还不是有人叫我土匪吗?那照道理讲,我也不应该做红军军长罗。”贺胡子这也开始说了起来。
“我认为啊,主要在于教育,别让那些战士们心寒,说我们红军队伍里容不得他们。不然我们那么多政工干部要来干嘛呢?”贺龙的意见很明显。
从下午2点,会议一直到晚上12点才结束,最后举手表决,仍然无法统一,没有通过《关于红军处理叛军的决议》。这件事为中国一代战将——段德昌的死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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