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沉浮

史学 · 发表于湖北省 2021-2-27 08:14:02

刺史沉浮

刺史，又称刺使，职官。“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即监察之职。“史”为“御史”之意。

秦朝制度，每郡设御史，任监察之职，称监御史，也称监郡御史。

汉朝初期延用。如，文帝刘恒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不常置。汉武帝废除各郡监察御史后，于公元前106年（汉武帝的元封五年）四月，分全国为青、兖、徐、豫、冀、荆、扬、幽、并、凉、益、交阯、朔方十三州（司隶部不在内），各州开始任命刺史一人。

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汉昭帝刘弗陵与汉宣帝刘询中兴汉室，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了汉成帝刘骜的绥和元年（前8）刺史改称州牧，权力进一步扩大，到了汉哀帝刘欣的建平二年（前5）四月，丞相朱博上奏说：“按照汉朝旧例，设置部刺史，部刺史的工资待遇较低（年薪六百石粮食），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勉励立功，乐于进取。三年前撤销了刺史，改设州牧，官员品级待遇为真二千石（汉朝官员待遇，以三公为一万石，其下二到三品官员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说明真二千石比二千石高），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有了空缺，就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增补。这样一来，州牧中才干平庸的人，只求苟且偷生。他们担心自己功劳褪色，就出现请客、送礼、跑官等邪恶的勾当，并且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采纳了。

到了汉平帝刘衎的元始元年（公元1年）二月底，王莽收买人心之后，又想独断专行。他见姑妈王政君年老，厌倦处理政务，就暗示公卿上奏说：“以往根据官员的功绩和资历，按顺序逐阶提升到二千石。各州所举荐的茂材或有一技之长者被委任当官，但是大多数不称职，应该让他们都去见安汉公（王莽的爵位）。另外，王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应亲自过问这些小事。”这些上书的人让王政君太后下诏说：“从今以后，只有封爵的事才禀告我，其他事由安汉公和四辅处理。新任命的州牧、二千石以及茂材出身的官员，就直接引到安汉公官署回答所问的问题，安汉公考核过去官员的政绩、询问到任官员以后如何施政，了解他们是否能称职。”王政君的这道诏书，就是把所有的皇权交给了王莽。

我们从以上史料能看出，王莽在平帝时代，又将州刺史改为州牧了，待遇在二千石官员之上。说明王莽让州牧的地位大大提高，至于当年王莽在平帝的州牧有没有行政权，从州牧的地位来看，应该处于执政的初期阶段。但可以肯定，王莽篡夺皇位之后到东汉，刺史就有了相当现代省级行政权，所以有了治所。

所谓治所，就是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所在地。从秦朝到西汉晚期，刺史只有监察执法权，而没有行政权，至于在成帝的绥和元年（前8）将刺史改称州牧，其职权是否变更，笔者从史籍中没有看出来，但肯定西汉从汉武帝刘彻设州刺史，到汉哀帝刘欣期间改刺史为州牧来看，仍然只有监察与执法权而没有行政权。

如，公元前4年，丞相王嘉感到时政严苛，看到郡国的太守和国相调动频繁，就上书哀帝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在选立诸侯的继承人时，只要其贤能、有一些像其父亲或祖先就可以了。虽然继任者不能完全和先辈一样，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去辅佐。他住在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大治的功业也能得到建立。如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提拔可以胜任的人，并且在汉家历史上有起用囚犯的例子。如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提拔可以胜任的人，并且在汉家历史上有起用囚犯的例子。从前魏尚（？—前157，今陕西省咸阳兴平市人。汉文帝时曾担任云中郡太守）犯罪被关进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感动，随后派冯唐持符节去赦免，让魏尚重新担任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北）太守。”我们从王嘉的奏章中，就能看出太守仍然是汉王朝第一级政府（相当现代省部级），而不是州牧。

新朝开国皇帝王莽的始建国元年（8）四月，《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作乱，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为附城。

以上原文的意思是说，王莽新朝全国州牧、郡守，都在翟义、赵朋等人起义前就去上任的人，因这些人忠于王莽，所以王莽封都去上任的州牧为男爵，去上任的郡守都封为附城。

我们从以上史料来看，此时的州牧有了行政权，至于州政府所在地在何处？似乎成了历史之迷，如果按照东汉州治所来推测，肯定不准确。

所以说，西汉刺史制度，是对地方政府所实行的一种较为完备、系统的监察制度，有其产生、形成的历史过程。从武帝到汉哀帝之前，刺史只有监察执法权，而没有行政权，至于汉哀帝之后到王莽执政最后篡夺汉朝江山，刺史的性质最大变化，就是从刺史改名为州牧，由六百石待遇，跃升到中二千石的高官。如果说汉代六百石是五品官员，中二千石应该是二品大员。因此《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对“刺史”词条解释说：“官名。刺史二字，刺为检举不法，史为皇帝所使。秦朝设刺史，监督各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在全国十三部(州)设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而刺史的官阶远远低于郡守和国相，刺史的官俸为六百石，郡守和国相的官俸为二千石。成帝绥和元年改为州牧，哀帝又改名为刺史。东汉因之，灵帝时为提高地方长官权力，又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的军政大权。三国魏晋南北朝，重要州、郡的刺史由都督兼任，权力更大。隋初雍州置牧，其余各州并置刺史，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刺史名存实亡。唐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兼任驻地的州刺史，辖境内的各州刺史皆为其属官，刺史的职位渐轻。宋朝设知州，以朝臣担任，虽仍有刺史这种官名，仅是虚衔，并不赴任。（见《中国历代职官辞典》第4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对王莽时代的刺史解释虽然不准确，但基本反映了刺史沉浮的现状。其中所说的“以六条监督郡国”，是指汉武帝颁发给十三州刺史的六条诏书，又称“六条问事”。其内容规定了刺史的权力和职权范围。笔者收录如下：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笔者为何要费心写此文呢？因为有些自认为历史学识渊博的人，硬说西汉荆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城区，并搬出唐文宗李昂（809年11月20日―840年2月10日）时代的学者余知古（官至将仕郎守太子校书），说西汉荆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城区是余知古说的。如果余知古真认为西汉荆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城区也是错的；说明荆州治所在唐朝的一些学者中，也在混淆。我希望这位自命不凡的先生看了此文之后，学会谦虚。

史学 · 发表于湖北省 2021-3-5 08:31:56

《刺史沉浮》发表后，网名叫“牛MOWANG”先生仍然坚持反驳我的观点如下。
唐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设置了十三州刺史部，其中九个刺史部沿用了禹贡九州的名字，荆州是其中之一。其任职官吏有时称刺史，有时称州牧。这刺史州牧有无治所？如有，又在何地？
唐文宗李昂（809年11月20日―840年2月10日）时代的学者余知古（官至将仕郎守太子校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渚宫旧事》中说“ 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楼主先生说他是错的，但没拿出一点依据。我认为余知古说的很可信，至少在没有更过硬的史料前是这样。为什么?
1、尚书禹贡说，“荆及衡阳惟荆州”，江陵位于荆山与衡山之中部，是荆州的中心位置。
2、楚国的地域很大部分在禹贡荆州的范围内，故楚国先称荆后改楚，楚国的都城很长时间在纪南。
3、秦朝设南郡，南郡的治所在江陵。
4、汉朝设荆州刺史部，那时的江陵是汉代的十大都市之一，也是汉代南郡治所，襄阳只是南郡北部的边县。荆州刺史或州牧住江陵理所当然。由于战争或动乱，荆州治所也有迁动，东汉从江陵迁治今湖南汉寿，汉末又从汉寿迁至襄阳，三国时期关羽又迁回江陵（在襄只有19年），基本上沿江陵南北移动。这个时期既有东吴的荆州（江陵），曹魏也保留了以南阳郡为主的荆州，治所在今河南新野，襄阳属之。
5、西晋武帝司马炎时把曹魏荆州与东吴荆州合在一起，西晋荆州治所设在江陵，实现了三国一统。
6、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荆州北部先后分置若干个荆州，荆州（襄阳）归属前秦，已与主体的传统荆州（江陵）没有关系。南朝宋齐梁陈均设荆州，治江陵。
7、唐朝的中央政权以下的建制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全唐分10——17个道，相当今天的省，开创了以东南西北方位词命省名的先河。全唐设300余个州，相当于今天的300多个地级市。荆州在唐朝的设置比较复杂。设有两个层级：一个是荆州总管府（荆州大都督府、荆州都督府、江陵郡都督府、荆南节度使），相当于今省级；另一个是300个州之一的荆州，相当于今荆州的级别和所辖面积，奠定了今荆州市的形态。两级治所均在江陵县。中唐后设江陵府，治江陵县。
8、五代十国时期，南平国（荆南国）都江陵，设荆南节度使江陵府。
9、宋代设荆湖北路，相当省级，辖江陵府，路府两级治所均治江陵县。
10、元代设的省很大，省会在开封，下设中兴路，治江陵县。
11、明朝设荆州府隶属湖广布政司，江陵县属之。
12、清朝设荆州府，江陵县属之。同时设荆州将军府,相当今大军区。
13、新中国所设的荆州地区与唐代的荆州辖域、级别相近，治江陵。
可以说，从古至今，荆州多是以江陵为治所，汉初也应该是，而且《渚宫旧事》中余知古说得很明白。
一些地方多是拉长自己城市的历史，抬高地位。我们有些人说荆州的历史沿革详略不当，残缺不全，甚至曲解，胳膊往外拐。
希望有一部完整的准确的荆州通史。

史学 · 发表于湖北省 2021-3-19 11:14:22

牛MOWANG 发表于 2021-3-1 09:04
唐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设置了十三州刺史部，其中九个刺史部沿用了禹贡九州的名字，荆州是其中之一。其任职官 ...

史学回复：历史最可怕的是想当然。既然荆州在汉武帝时代不是一级行政政府，何来治所？治所是指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西汉以郡为一级政府，不是州！请多看下内容。
到了汉平帝刘衎的元始元年（公元1年）二月底，王莽收买人心之后，又想独断专行。他见姑妈王政君年老，厌倦处理政务，就暗示公卿上奏说：“以往根据官员的功绩和资历，按顺序逐阶提升到二千石。各州所举荐的茂材或有一技之长者被委任当官，但是大多数不称职，应该让他们都去见安汉公（王莽的爵位）。另外，王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应亲自过问这些小事。”这些上书的人让王政君太后下诏说：“从今以后，只有封爵的事才禀告我，其他事由安汉公和四辅处理。新任命的州牧、二千石以及茂材出身的官员，就直接引到安汉公官署回答所问的问题，安汉公考核过去官员的政绩、询问到任官员以后如何施政，了解他们是否能称职。”王政君的这道诏书，就是把所有的皇权交给了王莽。
我们从以上史料能看出，王莽在平帝时代，又将州刺史改为州牧了，待遇在二千石官员之上。说明王莽让州牧的地位大大提高，至于当年王莽在平帝的州牧有没有行政权，从州牧的地位来看，应该处于执政的初期阶段。但可以肯定，王莽篡夺皇位之后到东汉，刺史就有了相当现代省级行政权，所以有了治所。
所谓治所，就是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所在地。从秦朝到西汉晚期，刺史只有监察执法权，而没有行政权，至于在成帝的绥和元年（前8）将刺史改称州牧，其职权是否变更，笔者从史籍中没有看出来，但肯定西汉从汉武帝刘彻设州刺史，到汉哀帝刘欣期间改刺史为州牧来看，仍然只有监察与执法权而没有行政权。
如，公元前4年，丞相王嘉感到时政严苛，看到郡国的太守和国相调动频繁，就上书哀帝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在选立诸侯的继承人时，只要其贤能、有一些像其父亲或祖先就可以了。虽然继任者不能完全和先辈一样，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去辅佐。他住在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大治的功业也能得到建立。如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提拔可以胜任的人，并且在汉家历史上有起用囚犯的例子。如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提拔可以胜任的人，并且在汉家历史上有起用囚犯的例子。从前魏尚（？—前157，今陕西省咸阳兴平市人。汉文帝时曾担任云中郡太守）犯罪被关进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感动，随后派冯唐持符节去赦免，让魏尚重新担任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北）太守。”我们从王嘉的奏章中，就能看出太守仍然是汉王朝第一级政府（相当现代省部级），而不是州牧。
新朝开国皇帝王莽的始建国元年（8）四月，《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作乱，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为附城。

以上原文的意思是说，王莽新朝全国州牧、郡守，都在翟义、赵朋等人起义前就去上任的人，因这些人忠于王莽，所以王莽封都去上任的州牧为男爵，去上任的郡守都封为附城。
我们从以上史料来看，此时的州牧有了行政权，至于州政府所在地在何处？似乎成了历史之迷，如果按照东汉州治所来推测，肯定不准确。
所以说，西汉刺史制度，是对地方政府所实行的一种较为完备、系统的监察制度，有其产生、形成的历史过程。从武帝到汉哀帝之前，刺史只有监察执法权，而没有行政权，至于汉哀帝之后到王莽执政最后篡夺汉朝江山，刺史的性质最大变化，就是从刺史改名为州牧，由六百石待遇，跃升到中二千石的高官。如果说汉代六百石是五品官员，中二千石应该是二品大员。因此《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对“刺史”词条解释说：“官名。刺史二字，刺为检举不法，史为皇帝所使。秦朝设刺史，监督各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在全国十三部(州)设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而刺史的官阶远远低于郡守和国相，刺史的官俸为六百石，郡守和国相的官俸为二千石。成帝绥和元年改为州牧，哀帝又改名为刺史。东汉因之，灵帝时为提高地方长官权力，又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的军政大权。三国魏晋南北朝，重要州、郡的刺史由都督兼任，权力更大。隋初雍州置牧，其余各州并置刺史，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刺史名存实亡。唐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兼任驻地的州刺史，辖境内的各州刺史皆为其属官，刺史的职位渐轻。宋朝设知州，以朝臣担任，虽仍有刺史这种官名，仅是虚衔，并不赴任。（见《中国历代职官辞典》第4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牛MOWANG反驳：

历史最可怕的是想当然。既然荆州在汉武帝时代不是一级行政政府，何来治所？治所是指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 ...

请看《辞海》的“治所”条原文：旧称地方长官办事的处所。《汉书.朱博传》：“还诣治所”。颜师古注：“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
历史最可怕的是想当然，你就是在想当然，信口开河，翻来覆去用官吏名及其职责、奉禄来论说治所，否定唐人余知古所言，不着边际。
不再回复你的瞎说的东西。



史学回复：

第一，《辞海》的“治所”条原文：旧称地方长官办事的处所。请问：西汉刺史是一级地方政府吗？既然不是郡以上的一级政府，怎么能称地方长官办事的处所？

第二，《汉书.朱博传》：“还诣治所”。颜师古注：“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颜师古发表此论时，他忽视了西汉政权结构，在公元二十五年，刺史就是郡级以上政府，所以颜师古的定论被你歪曲。要以历史事实说话，你能在西汉州中找到治所所在地吗？历史学家都不如你。

牛MOWANG改网名为Rank: 3Rank发帖子调解如下：

不要争了！
古今资料都显示，荆州刺史部不仅有治所，而且开初就在江陵。唐朝学者余知古（官至将仕郎守太子校书），在《渚宫旧事》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为什么还以江陵为荆州刺史部治所？因为南郡的监郡御史就在江陵，荆州刺史部还设在南郡的江陵不足为奇。  今人罗亚蒙在《千古悠悠——何处说荆州》的作者（代表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上下卷300万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文中也说得很明白：秦灭楚后为江陵县治，始有城池，称“江陵城”。西汉武帝时荆州刺史治江陵，始称“荆州城”（见《人民日报》2000年12月09日第五版）。大型辞书《辞海》对治所解释得很完整，说“治所”，旧称地方长官办事的处所。《汉书.朱博传》：“还诣治所”。颜师古注：“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颜师古的注解，说治所就是刺史的理事处，刺史是朝廷所派的地方长官之一，恰恰说明刺史有治所。颜师古是唐训诂学家，官至中书侍郎，作《汉书注》、《急救章注》及《匡谬正俗》等，考证文字，多所订正。他的话与余知古的话相互印证了荆州刺史部的治所在江陵。


史学回复如下：

史学回复如下：
请问余知咸算历史学家吗？要以正史说话。穿马甲我就不知道你要传播错误信息吗？西汉刺史只有六百石待遇，太守二千石待遇，请问州长的刺史比下级少一千四百石待遇吗？当时是郡县制，不是州郡制。东汉才是州郡县三级政府。试问，一个不是政府的中央派遣机构，能说有治所吗！治所是指有行政权的政府机关所在地，而不是指单独监察机关。搞清楚概念再发言。

Rank: 3Rank又争论如下：

你批余知古，批颜师古，批罗亚蒙，就你正确，我看你是批疯了，找不着北。
一两本史书不能穷尽所有的历史，它上面没有写的就都不是历史？都不作数？历史工作就是要研究一些未知。你搞反了，尽在否定别人。
开初说的“治所”就是指刺史的理事处，就是单独监察机关。把治所作有行政权的政府机关所在地解释，应该是后来的事。
不是所有监察官都比地方最高官员薪水高，现在也是。

以上争论，说明一些顽固不化者对荆州治所的误解很深，所以笔者转发于此。

史学 · 发表于湖北省 2021-10-14 07:33:36

典签春秋

在《资治通鉴》里，典签第一次出现在南朝宋，当年文帝刘义的隆元嘉二十八年（451）三月，史料记载如下：

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武陵王骏之侧，进曰：“王录事议不可夺。”别驾王子夏曰：“此论诚然。”畅敛板白骏曰：“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骏曰：“王别驾有何事邪？”畅曰：“芟麦移民，可谓大议，一方安危，事系于此。子夏亲为州端，曾无同异；及闻元嗣之言，则欢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惭，义恭之议遂寝。

原文的意思是说，刘骏原镇军将军府里典签董元嗣，这时站在刘骏的身边，他也反对刘义恭的蠢办法，说：“王录事的意见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善于阿谀奉承的别驾王子夏，见风使舵说：“这应该是不错的主义。”张畅举了一下手里记事板（类似后事大臣上朝，手里的玉如意），对刘骏说：“我想让王孝孙弹劾王子夏。”刘骏吃惊地问：“王子夏做错了什么事？”张畅倾吐心声说：“收割麦子让老百姓转移到城堡里，这都是很重要的决策，一个地方的安危都与此有关。王子夏身为徐州高端管理者之一，还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等到听了董元嗣这么一说，才立刻露出了笑容表示赞同。这种阿谀奉承小人怎么能为您做事呢？”王子夏、董元嗣听了张畅的话，都深感惭愧。

典签开始是负责文书的佐吏。由于南朝宋开国，宋武帝刘裕的儿子年龄都小，却要出镇封国，就开始萌芽典签。典签流行于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时代。如，除了上面文帝派董元嗣担任刘骏的典签外，在孝武帝刘骏的大明二年（458）十一月记载：孝武帝在文帝时代担任江州刺史时，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三人在江州担任典签，等到孝武帝当了皇帝后，就把这三位典签任命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表面上是监察官员，而实际上是刘骏安插到重要部门的特务。

典签的权力大于刺史是在孝武帝刘骏时代。如，孝武帝的大明二年（456）二月初八记载：孝武帝改任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按照以往的惯例，地方州政府内部开会或讨论其他事情，参加的人员要在纸条上写出自己的看法，然后把这张纸条送到典签那里，由典签负责整理。典签的设立，是因为各位皇子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大多年纪还小，皇帝就派左右亲信去担任典签，这样一来，典签的权力就比别的官职重要。到这时，即使是年长的皇子去藩镇担任长官，或者是出身贫苦的官员去地方担任长官，都由典签听取或接收官员的报告，传达朝廷的命令，把持着重要的权力，导致刺史不能独自行使权力了。比方说出身贫困家庭的宗悫，担任豫州刺史以后，临安郡人吴喜担任典签。宗悫在刑法与政令上的一些决定，吴喜往往不执行。宗悫愤怒地说：“我宗悫已经快六十岁了，为国家竭忠尽力，到现在才得到了豫州这么一个斗大的地方，我不能再和典签一起处理州府里事务。” 因宗悫是抗林邑国的英雄，有威望，吴喜吓得磕破了头，才让宗悫平息怒气。

在南朝齐、梁、陈的历史进程中，典签不仅在地方政府里存在，而且在军中存在。就像是蒋介石的军统情报站站长。

典签制度一直延用到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到唐太宗的贞观十七年（643）三月以后，才在《资治通鉴》中消失。643年三月，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担心四弟李泰夺取太子之位，就派人诈称是魏王李泰王府里典签。

史学 · 发表于浙江省嘉兴市 2022-7-3 07:32:36

许雨浓。顶。

史学 · 发表于浙江省嘉兴市 2022-7-21 07:43:45

第十五部下
玩火自焚

——隋炀帝杨广传

序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生于569年，卒于618年三月十一日。终年49岁，在位十三年零八个月（604年七月二十一日至618年三月十一日。其中李渊在617年十一月十五日扶持炀帝之孙、十三岁的代王杨侑，在长安当了李渊扶持的四个月傀儡皇帝）。谥“炀”，史称“隋炀帝”。
翻开《隋书．帝纪三》有如下记载：
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献独孤皇后。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在周，以高祖勋，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如故。高祖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彻辅导之。上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其年，征拜雍州牧、内史令。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陈平，执陈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进位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复拜并州总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领武候大将军。明年归藩。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是月，当受册。高祖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上出舍大兴县。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仁寿初，奉诏巡抚东南。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监国。
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

以上《隋书》的大致意思是说，杨广是一位美男子，他担任并州总管时只有十三虚岁。589年正月，晋王杨广担任灭陈统帅时只有二十岁。当年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这些英才勇将都是他的部下。589年四月二十日，隋国南征各军灭亡陈国高唱凯歌进入长安城，先到杨氏皇家太庙举行献俘仪式，将陈国皇帝陈叔宝和陈朝王侯将相以及他们的车驾、服饰、天文图籍等依次排列，由隋国铁甲骑兵围住展示。献俘仪式结束后，陈国投降的官员和国宝跟随杨广、杨俊的队列入宫，在长安宫殿庭院又将陈国车驾、服饰、天文图籍陈列。隋文帝任命次子杨广为太尉，给他配备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辂车、乘马、衮服和冠冕，还将象征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玄圭、白璧等宝物送给杨广。从隋文帝这样做，无疑是在培养杨广当皇帝的野心。
隋文帝的开皇九年（589）年正月，杨广听说自己的参谋长高颎指挥隋军占领了陈国首都建康城（位于今南京市），首先想到的是一位美人，就连忙派高颎的儿子高德弘骑马从灭陈大本营（位于今天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赶到建康城，传令高颎留下陈叔宝的贵妃张丽华，高颎马上明白杨广的心思，反对说：“古代姜太公蒙面斩了殷纣王的宠姬妲己，今天岂能留下张丽华！”于是，高颎将张丽华在青溪河岸处斩。高德弘回报杨广，杨广拉下脸说：“古人云：‘无德不报。’我一定有办法回报高公！”从此，杨广开始忌恨高颎。过了十六年，杨广当上皇帝后，他杀了高颎这位隋国历史上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名臣。
以上史料说明二十岁的杨广爱美人，嫉恨心强。可是，当他知道父母对太子杨勇有很多姬妾而反感时，就伪装自己好色的本性。为了让父亲觉得自己不好色，将来自己好取代太子杨勇，杨广只和萧妃住在一起，对晋王宫姬妾所生的子女都不去抚育，其母亲独孤皇后误以为杨广洁身自好，因此多次称赞。杨广除了在生活作风上伪装成正人君子，另外在朝中只要是掌权的重臣，他都会尽心竭力地巴结。不仅如此，杨广连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奴婢，都会讨好，好让这些人在父亲面前为自己说好话。比方说，文帝夫妻每次派身边的人到杨广的住处，无论来人的地位高低，杨广必定和萧妃一起在门口迎接，并且为来人摆设盛宴，厚赠礼品。因此，到杨广晋王府来往的奴婢或仆人，没有不称赞杨广的。文帝夫妻曾经到杨广的晋王府，杨广将他的美姬都藏到别的房间，只留下年老貌丑、身穿粗布衣的人来服侍自己。房间里的屏帐都改用粗布素帐，不准弹奏琴瑟丝弦，不让拂去琴瑟丝弦上面的灰尘。文帝返回皇宫后，向侍臣炫耀。
这时，杨广知道父母不喜欢太子杨勇，为了挑拨离间，他从扬州总管任上回京将要返回扬州时，为了达到让父皇废除太子杨勇、立自己为太子的目的，进宫向独孤皇后辞行时，跪在地上流泪，独孤皇后见此也潸然泪下。杨广从母亲的泪水中看到了希望，连忙说：“我的性情见识愚笨低下，经常顾念兄弟之间的感情，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皇太子，他经常满怀怒气，想诬陷杀害我。我经常担心谗言出于亲人之口，更怕酒具与食器中被投毒，因此我非常忧虑厄运发生。”独孤皇后气忿地说：“睍地伐（杨勇字）更加让人无法忍受了。我给他娶了元氏，他竟然不以夫妇之礼对待元氏，却特别宠爱阿云，使阿云生了这么多猪狗一样的儿子。以前，太子妃元氏被毒死，我也不能深追此事。为什么他对你又生出如此念头！我还活着他就如此，我死后他就该残害你们了！每当我想到太子竟然没有正室，在你们皇父百年之后，让你们兄弟几个跪拜阿云，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杨广见母亲上钩，又跪在地上呜咽不止，独孤皇后更是悲伤。从此独孤皇后下决心要废掉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
以上史料说明杨广为了夺权奸诈，且无骨肉亲情。为了夺取太子之位，他派心腹宇文述回长安活动，宇文述知道权臣杨素可以帮杨广实现当太子的心愿，于是，杨广送给宇文述许多金银财宝，为打通关系所用。
杨素是文帝面前大红人，宇文述要想拉杨素入伙他的级别差得远，于是他想到了杨素的弟弟杨约。杨约这时是最高法院副院长，杨素要做什么事都先和杨约商量。宇文述邀请杨约，陈设了杨广送的玩物器皿，要和杨约赌博。每次宇文述都故意输，把杨广所送的金银财宝都输光了。杨约向宇文述略表谢意。宇文述才揭秘说：“这些金银财宝都是晋王杨广的赏赐，让我与你一起玩乐。”杨约吃惊地说：“为什么？”宇文述就转达了杨广的意思，对杨约说：“恪守常规固然是人臣的本份，但是违反常规却符合道义，也是智者的期望。自古的贤人君子，没有不关注世事而避免祸患的。你们兄弟功名盖世，执掌大权有多年了，朝臣中被您家侮辱的人数得清吗？再说皇太子往往想做的事而不能做，常常切齿痛恨当政的大臣；您虽然主动与皇上结好，但是要危害您的人本来就有很多啊！皇上一旦去世，您又靠谁来庇护呢？现在皇后不喜欢太子，皇上平时就有废除太子的意思，这些您是知道的。目前要是请皇上立杨广为太子，那就全凭您哥哥的嘴了。你们兄弟一旦能在立太子的事上建立大功，晋王必定永远将此事铭记心，这样您就可以去掉累卵之危，而地位像泰山一样稳固了。”杨约非常认同，就将此话告诉了杨素。杨素听了高兴拍手说：“我的智慧还想不到这样深远，全仗你启发了我。”杨约见哥哥如此高兴，就知道会成功，再次对杨素说：“现在皇后的建议皇帝无不采纳。应当趁机早日依靠皇后，就会长久地保住荣华富贵，并传给子孙后代。兄长若是迟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让太子杨勇得到了天下，恐怕灾祸很快就要临头了！”杨素连忙赞同。
600年十一月初三，杨广如愿当了皇太子。最有讽刺意思的事是：独孤皇后一直以为杨广孝顺，等到602年八月十九日独孤皇后去世，太子杨广当着文帝和宫人的面悲痛欲绝，好像要随母亲去死，而回到自己府内，饮食谈笑一如平常。另外，杨广因母亲去世每天早上命令只吃二两饭，可是私下却命令取来肥肉、干肉、酿鱼肉，装在竹筒里用蜡封口，用衣包好偷偷带回吃。
杨广不仅对母亲不孝，对父亲更是大逆不道。604年七月《资治通鉴》记载说，独孤皇后去世，隋文帝就与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恩爱了。文帝生病住在仁寿宫，召太子杨广居住在仁寿宫大宝殿。杨广竟然逼宣华夫人云雨被拒绝，文帝听说后愤怒，捶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独孤误了我！”
从以上史料来看，杨广伪装的孝心、爱心、忠心、君子风度都一一暴露出来。杨广靠说谎得到太子之位后，又一次次用谎言运用到执政中去。
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贪慕虚荣的人。也是一个在我国历史上修建离宫别院最多的皇帝。史料说他一天不修宫心里不高兴，修建的新宫住了一天就觉得不好而重新改修，另外他修通京杭大运河时，沿河修了数不清的离宫。他从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就命令修通从今河南省洛阳市到今江苏省扬州市的“通济渠”，他修通济渠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供他享乐。为了透支享乐，他一边修运河，一边修东都洛阳城，还在诏书中向世人撒谎说，宫殿只要修得方便住就行了。
而实际上却相反。605年五月，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西苑，西苑方圆二百里，苑内有海，海的周长十余里。海内建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神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台观殿阁星罗棋布，无论从那个方向看都如仙境。苑北有龙鳞渠，曲折蜿蜒流入海内。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有一位四品夫人看管，院内的堂殿楼观极其华丽。宫内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就剪彩绸为花叶，点缀枝条，褪色之后就更换，使景色常如阳春三月。池内也有绸制荷、芰、菱、芡。炀帝冬天来玩时，就除掉池冰，布置上彩绸做的阳春美景。十六院竞相为炀帝做珍羞美食，以厨艺来攀比高低，以求得到炀帝的恩宠。炀帝喜欢在月夜带领几千名宫女骑马游西苑，炀帝还创作了《清夜游曲》，在马背上演奏。
605年八月十五日，炀帝将要从永济渠大运河去扬州政府所在地江都县游玩。他从东都洛阳显仁宫出发，乘坐小朱航从漕渠出洛口，然后改乘龙舟。龙舟上有四层楼，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地。萧皇后乘坐的翔螭舟规格虽然比炀帝乘坐的龙舟要小一些，但装饰一样。另有浮景船九艘，船高三层，都是水上宫殿。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舟翕]、黄蔑等几千艘，供后宫美女、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各个部门进献的物品。这支船队共用民夫八万多人，其中驾工、大副、水手级别以上的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都穿锦彩袍服。还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艟、八棹、艇舸等几千艘，供十二卫士兵乘坐，同时装载兵器帐幕，由士兵驾驶。舟船首尾相接二百多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旌旗蔽野。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都进献食物。多的一州要献食一百车，极尽水陆珍奇；后宫都吃腻了，停泊一段时间将要出发时，就把食物埋掉。以免让百姓看到说浪费。
到了炀帝的大业四年（608）正月初一，炀帝下诏，征调黄河以北一百多万军队开凿京杭大运河北段“永济渠”，永济渠南引沁水通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市），至于其中修了多少离宫别院史料没有记载。但记载炀帝611年二月为了游玩北段运河，因冻饿疲劳，死了十之一二的政府官员。
第三段江南运河是隋大业六年（610）十二月开始修建，江南运河从今浙江省杭州市到今江苏省镇江市过长江，全长八百多里，宽十多丈，使之可以通行龙舟，并在沿岸驿站修建离宫。
炀帝的大业十二年（616）正月，正当朝廷调兵征讨起义军时，不知死活的隋炀帝下诏，命令毗陵郡（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通守路道德，调集十郡几万兵力在毗陵郡城东南修建宫苑。宫苑方圆十二里；苑内有十六所离宫，大都模仿东都洛阳西苑的规格，但在新颖华丽方面还要超过洛阳西苑。炀帝还准备在会稽郡修建宫苑，正逢各地造反未能建成。
为何笔者说炀帝这时修江南运河沿岸离宫别院是不知死活呢？
众所周知，这一年离炀帝灭亡的时间已经只有二年了，他灭亡的原因是好大喜功、满足自己的虚荣。因为他通次巡游北部边疆，突厥启民可汗和西域各国都来朝见，让他觉得风光无限，而高丽国没有来迎合，于是，他决定东征高丽。大业七年（611）二月二十六日，炀帝下诏征讨高丽。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他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导致失败，但他不甘心。由于东征高丽和他无尽的巡游，导致国力、财力、兵力为之一空，人民都无法忍受官府层层盘剥，首先是在今山东省德州市和滨州市一带，有了王薄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今河北省沧州市与衡水市一带，有了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没有引起炀帝的重视。613年正月，他征集天下兵力和物资第二次东征高丽，这一次东征不仅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连杨素的长子杨玄感也拉起队伍造反。到了613年六月二十八日，炀帝听说杨玄感起兵，秘密召集东征高丽的将领撤退。遗弃的军用物资和器械堆积如山，第二次东征宣告失败。尽管如此，炀帝还不甘心，他平定杨玄感的叛乱之后，614年春，炀帝第三次东征，本来起义军原为饥饿的贫民，这时又增加了不愿东征的壮丁，隋朝政权日益土崩瓦解，可是炀帝不愿意听到起义军强大的消息，谁要说起义军强大他就杀谁。所以裴矩、王世充、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尽向他说谎，认为起义军只是乌合之众，很快就能平定。这无疑又是以谎言包火，加速隋帝国灭亡进程。
除了修运河与东征高丽用尽国力引起民怨之外，用李密给炀帝的檄文说：“即使把南山的竹子劈为竹简，也书写不完他的罪恶；哪怕是掀起东海的波涛，也洗刷不尽他的耻辱。”说明炀帝的罪恶滔天，至于还有多少谎言与欺诈没有记载，我们虽然不清楚，但可以说炀帝的骗术并不高明，边西域商人都看出来了。
大业六年（610）正月记载说，各个蕃国部落酋长请求到洛阳三大集贸市场之一的丰都市场（位于今洛阳市隋唐故城洛河南偏东。周长八里）交易，炀帝同意了。炀帝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求整齐划一，店内要挂帷帐，珍稀货物要摆满店堂，商人穿的服饰要华丽，连卖菜的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作为地摊。胡人客商只要是经过酒店或熟食摊位，命令店主都要邀请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收费用，并且欺骗胡商说：“中国富饶，喝酒吃饭不要钱。”胡人都惊奇。他们中有些聪明的人发觉隋人用丝绸缠树，问：“中国也有些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穿呢？却用来缠树，这是多么不可思议？”集市上的人听了都惭愧得无言以对。
隋炀帝欺骗大臣也有一套。裴矩是开放西域的“大功臣”，他称赞裴矩能干，对群臣说：“裴矩非常能领会朕的意图，凡是他奏报的事，都是朕已经想好而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裴矩就说给我听了，要不是他为国尽心，哪能这样聪明呢！”这时，裴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等人，都因会阿谀奉承得到炀帝的宠信。宇文述善于迎合炀帝，一举一动都谄媚，侍侯炀帝的人都以宇文述为榜样。郭衍曾经劝炀帝五天上一次朝，说：“陛下不要效仿文帝。白白地让自己劳累。”炀帝更是认为郭衍忠心，说：“只有郭衍和朕同心。”
炀帝上朝时神态庄重，发言、下诏一如正人君子；但是他内心深处却喜欢声色，他在东、西两京或者巡游各地，常常让僧、尼、道士、女道士跟随，称之为四道场。梁公萧矩是西梁末代皇帝萧琮的侄儿；千牛左右（卫士职称）宇文皛都得到炀帝的宠信。炀帝每天在苑中林亭大摆宴席，命令燕王杨倓与萧矩、宇文皛以及文帝的妃嫔坐一席；僧、尼、道士、女道士坐一席；炀帝和自己宠爱的嫔妃坐一席，酒席之间相连。炀帝退朝后就会入席宴饮，互相劝酒，酒酣之际就混乱了，无所不干，这是常有的事。杨氏妇女有漂亮的，往往被进献给炀帝。
以上史料说明杨广以欺骗为业，一个在我国历史上靠学习王莽不得全尸的皇帝，到了618年三月十一日，他到临死前还要说谎。由于北方动乱，炀帝想到今江苏省南京市建都当陈叔宝，这天叛乱分子抓到他时，为了活命，他欺骗裴虔通说：“朕正打算回北方去，只因为长江上游的运米船未到，现在就和你们回去吧！”裴虔通是炀帝当晋王时的心腹，马上就知道炀帝想活命而说的谎话，所以让叛乱分子杀了他。
如此种种，都说明炀帝的一生，是说谎的一生，是用谎言包火最后被无数欺骗他的谎言烧死的一生。所以笔者以《玩火自焚》为题，给炀帝杨广写下这篇传记。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帝王史》的体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