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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 2010-1-19 19: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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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南东道”与襄阳古城
史称：襄阳“自秦汉以来，代为重镇”。《尚书·禹贡》载：天下划分九州，襄阳分属荆、豫二州。周时，襄阳为北郢之都；秦时，襄阳分属南郡、南阳郡、汉中郡；汉武帝时设十三州，襄阳分属荆州；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任荆州刺史，襄阳为荆州幕府治所；曹魏得荆州后，设襄阳郡；东晋于襄阳置雍州，辖16郡；西魏改雍州为襄州；隋，设襄阳郡；唐，仍设襄州，并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山南东道”治所，领襄、荆、郢、复、随、唐、邓、商、金、均、房、万、忠、夔、旧、陕等16州。五代因袭唐制，于襄阳设“山南东道”治所；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5年），设“京西南路”治所襄阳，辖襄、荆、郢、随、唐、邓、均、房、金等8州；元代设襄阳路，属河南行省；明代设襄阳府，属湖北行省——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闯王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清代设襄阳道，属湖北省。民国初年，设襄阳道——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设“专员公署”，共和国从之。1982年“地市合并”称“襄樊市”，市府设于襄阳古城荆州大街；襄樊市辖：襄、随、枣、宜、南、老、谷、保8县市。
古代襄阳，尝以“南船北马，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著称，而代为“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之地、和“三千里汉江上的一颗明珠”。于是，孙吴大都督鲁肃云：襄阳“外带汉江，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敢与诸葛亮斗智斗勇的司马懿也说：“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也”。大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写道：襄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湘，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南齐书·州郡志》载：“襄阳左右，田土良肥，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惟有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言简意赅的结论说：“天之要领，襄阳实握之”！是故，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于襄阳古城设“山南东道”治所，辖今之鄂、豫、川、陕78县市地域；为古今襄阳人引以为豪，“光耀古今”的历史辉煌，万世乐道之矣。
当年，治所设在襄阳的唐代“山南东道”，道署长官称藩镇或节度使，辖域相当于中国六十年代的“行政区级”；五代的“山南东道”，辖域较唐代时略小，但也相当于“行省级”。宋代的“襄阳路”，级别也相当于行省。元代所设“襄阳路”，则与清代、民国初年的“襄阳道”类同——仅相当于现代的“地区级”。襄阳道道署长官称道员、守道或道台。……勿管怎么说“道”，“道”称之于襄阳、从中唐“山南东道”到民国初年的“襄阳道”起至，历时一千两百多年久矣！仅“山南东道”称谓之于襄阳，亦历经了6个朝代、28位帝王、48个年号，恰两百二十七年之久矣！
通过官方论证，而今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是：襄阳古城并“襄樊市”，已有两千八百多年的建城历史可考。198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山南东道”之于襄阳、襄人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印象、影响，自当比两岁时便离开了襄阳、此后再也没有来过襄阳、仅是成年后在镇江主编过《昭明文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个人印象与影响，要意义深远千倍、万倍了！为什么有人要把襄阳“山南东道楼”，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变更为“昭明文选楼”或“昭明台”呢？……
三. “山南东道”与“梁·昭明太子”
萧统（公元501～532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出生于襄阳，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年仅三十一岁就病逝了。《南史·昭明太子传》介绍说：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成人长大懂事后的萧统，最讨厌参与政治或军事活动，终日沉湎于古文典籍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萧统还组织一干文墨之士、尽行抄录编纂“事出于沉思，意归乎翰藻”的《文选》三十卷专辑。
萧统死后，其父谥其封号“昭明”，因之，萧统有了“昭明太子”后称。萧统生前所主编的“文选”，亦名《昭明文选》了。皆因唐·李善为萧统《文选》作注六十有卷，对后世治学颇具影响，直至明、清、仍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然则，遍查“正史”、亦未见萧统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甚建树；倒不如，曾为萧统之弟萧纲御用、被杜甫盛赞为“清新庾开府”和“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梁朝“宫体诗人”庾子山（公元513～581年），在南北朝文学史上声誉叫响。
《南史》有载，萧统之弟“晋安王萧纲”亦属当时热衷搞《文选》编纂活动者。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出镇襄阳、任“雍州刺史”的萧纲，亦因“雅好赋诗”而“引纳文学之士尝接无倦”。并命常侍庾肩吾（庾信之父，梁朝著名诗人）等十数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于是，襄阳刺史院内专供“抄撰众籍”活动的场所，被萧纲命名为“高斋”。皆因“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于襄阳，虽然两岁时便离开襄阳、之后再也没有来过襄阳，可是，还是被后世一些政客、文人、莫名其妙的把襄阳刺史院内的萧纲“高斋”、杜撰成了“萧统文选楼”，随后，再指鹿为马的奉之为“昭明文选楼”或“昭名楼”——最终被炒作（或捏造）成为“昭明太子的读书处”、“昭明太子主编文选处”而以讹传讹。唐·吴从政，还在他的《汉沔记》中、做了“文选楼在刺史院内，当即都督府治所”的记述。
南宋后，襄阳地方某些政要、文痞、出于对“昭明太子”的“一往情深”，竟然无视事实的客观存在、把独立于襄阳古城中心区域的跨街“山南东道楼”（襄阳的钟鼓之楼）、莫名其妙“硬强施札”地以“文选楼”与“昭明文选楼”、 “昭明台”、“昭名楼”枉加，渐而写进方志、谬误迄今了。
诚如，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阳守道陈大文重修“山南东道楼”，在“辛丑夏重摹李阳冰书勒之石以复其旧”的同时，专门写了一篇《山南东道楼考》的文章严加驳斥说：“昭明（萧统）以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生于襄阳。明年，梁平建业（萧衍代齐称帝，都建康）改元天监。十一月立为太子。五年出居东宫，十四年加冕服。卒年三十一岁。是昭明自天监至大通（公元502～531年），未尚再至襄阳也。”；“襄阳‘文选楼’之名，其为附会无疑矣”；“是‘高斋’之号起于晋安王非明也！明甚？何所依据指南雍州（襄阳）为著〈文选〉之地，且混晋安王事与梁维摩（萧统）事耶？世俗蔑古信今、耳食涂说，况当千百年后，州图方志之在舛驳，故老遗民之昧将何以考？”
是故，作为两百一十六年前的“襄阳道”最高行政长官的陈大文、遂摈弃强加给襄阳“山南东道楼”的种种不实之辞，再次将之于襄人无比豪迈、而备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方城胜迹”，复名“山南东道楼”（参附图02）！
襄阳刺史院内的“高斋”或许可谓“昭明文选楼”，但却不是、也绝对不会变成“唐·山南东道楼”的襄阳“市楼”！
当代中国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刘致平先生考证说：“大凡斋的建筑，多指专心静修的场所而言；任何式样的建筑，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全可以叫斋。为了达到这个静修的目的，则斋的建筑自然是在幽深、僻静、毫不吵杂的地方才好。”（见《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晋安王的“高斋”怎么会建到城市中心位置的大街上去呢！陈大文守道指正“昭明台”之“世俗蔑古信今、耳食涂说”的盖棺定论，“铁案”矣！
另证“昭明文选楼”不是“唐·山南东道楼”之说——可以想见：中国盛唐时
期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毗邻诸国“年年纳贡，岁岁来朝”者众；加之，襄阳之于全国上下战略地位的突兀，中央政府既然设定襄阳为“山南东道”治所，自当有经济实力或“专款专用的计划拨款”、于城市中心地带建一座山南东道“标志之楼”；在借以张扬国威的同时、“因事制宜”的并行其“晨钟暮鼓”制度，进而使斯楼“翼从钟鼓，楼下跨市尘”而立，方有襄阳“方城胜迹”。……
今人还可以想见，昔日兴建山南东道“标志之楼”的空前盛况，当与现代一些重点纪念性公建的“兴师动众”无二：不是还特地专请大诗人李白的堂叔、“全国最有名气的大书法家”李阳冰，为山南东道“标志之楼”挥毫泼墨，写下了“山南东道”四个大字并附长篇“书碑”嘛。若无上述“兴师动众”之举，那么，山南东道“标志之楼”又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难道作为“山南东道”首任节度使的×大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或是敢于“有损大唐帝国光辉形象”、“厉行节约”到“用原来刺史院中不当不正的‘高斋’去顶替山南东道第一楼的‘市楼’形象和存在地位”吗？！退一万步讲来：即使萧纲“高斋”可以附会成“文选楼”，但也只能是“晋安文选楼”、或“晋安台”、或“晋安王的读书处和主编他自己的文选处”嘛；怎可改称其为“昭明文选楼”或“昭名台”和“昭明太子的读书处和主编文选处”呢？再退一万步讲来：即便果真能够说成是“昭明太子读书处和主编文选处”的“昭明文选楼”或“昭名台”，并且可以代之“山南东道之楼”而用；但是，楼址依然还是在刺史大院之内嘛。难道首任节度使×大人有奇门遁甲之术？能够将刺史院内的“昭明台”或“昭明文选楼”、一夜间搬到市中心十字街北，并使它神化般的变成“楼高三层，面南，翼从钟鼓，楼下跨市尘，为方城胜迹”的“山南东道第一楼”吗？！
正确结论出来了：“襄阳山南东道楼，就是昭明文选楼或昭名台”或“昭明文选楼与昭名台、就是山南东道楼”的“耳食涂说”，实乃“蔑古信今”之大谬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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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浙江省杭州市 2010-1-19 19: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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