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九三六年初,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燕大学生回到家乡,回到禹斌所在的那个小城,在城里组织起了一个七君子读书会。七个人定期聚在一起读进步书刊。他们把李大钊的话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唯知跃近,唯知雄飞……”。他们在一起讨论,如果他们不想当亡国奴,他们所需要的那个哲学是否就该是跟中华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国民党政府那种缺少民主自由的环境中,他们需要的那个主义是否就应该是进步主义?胡适的读书救国论成了他们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读书还是救亡?是沉浸在弦诵之声里,还是应该倾听亡国之警钟?“跃近”和“雄飞”又该如何体现? “咱们可不能满足于坐而论道,”那个脸庞瘦削而苍白的燕大青年说,“咱们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唤起同胞共挽存亡的行动!” 随后七个人从一间小阁楼里走了出去,走出了小巷,来到码头上,向一群正在卸货的工人发表演说。“我们往哪里走?”——他们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头。在郊区,他们教农民唱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锄头歌》、《打桩歌》。 如果去县区,他们就雇上两头小毛驴,驮上他们的帐篷、被褥、锅碗瓢盆和简单的演出道具。他们要演的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路上碰到了熟人,问他们去哪里?他们就说,“我们向前,永远向前!” 暮春季节,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满山的桃花李花都开了。细小的花朵沾满了雨后的水珠,一阵轻风吹拂过去,水珠洒落,簌簌有声,那么轻微,那么细柔……他们都受了深深的感动。这是祖国的季节,祖国的天空、土地、山峦,祖国的花朵,和花朵的低语呵。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透出了魔掌的阴影。晚上,他们在野外架起了篝火,七个人围着篝火坐成一圈,就在那时,那个燕大青年站起身来为他们朗诵《野性的呼唤》。这首诗是一位在一二·九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在狱中所写,它被秘密传抄出来,曾刊登在《燕大周刊》上面。 我企望那殷红的血迹, 那血迹是为战斗而洒的; 我渴慕那野性的呼唤, 那呼唤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呵! 我看见那辽远的信号了, 我听见那粗壮的咆哮了, 虽然,镣铐锁住两脚, 心还是奔驰的呵! …… 这末尾的一句使他们久久难以平静:“虽然,镣铐锁住两脚/心还是奔驰的呵!”红红的篝火,映着眼中泪光。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那个燕大青年首次提出了去延安的倡议。他对其余六个人说,他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另一支力量。他们人不多,装备也差,但却并没有在“围剿”中被打垮,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这支经过了万里长征的队伍就已经到了陕北的吴起镇。而现在,一九三七年,他们已在延安了。据他所知,全国各地都有不少青年投奔延安去了。其中有一位还就是他在燕大的同学。几天前,他还从报纸上看到延安的招生广告,陕北公学,抗大等等。他不知道他们六个人怎么想,现在,他的想法是,去延安!如果他们有意与他同行,他们就得做一个周密的计划;如果他们暂时还不想有所行动,那他就一个人先走了。在说过了这番话之后,他拿起吉他,为他们唱起了一首《再会吧,南洋》。 优美深情的旋律,伴着吉他的和弦,一声一声,叩击着六个听众的年轻心扉。他们是否看见了“洒遍我们民族血汗的荒凉的岛屿”?是否看见了正在“闹着饥荒的千百万被压迫者”?他们要去“争取那一线光明的希望”么?那一线希望就在延安!对于延安,他们早就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有所了解了。只不过,此前还没有人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来……八百里秦川真的就那么遥远么?黄尘和风沙真的就那么可怕么?……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一声一声,仿佛歌唱者与之说再见的不是南洋,而是他们,他们剩下的六个! 歌声和琴声刚刚停息,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站了起来:他将跟那个燕大青年一道去延安。随后的一周内又有两个人加入进去。到了下一周,又有两个。而阙静的外祖母是最后一个下定决心的。然而,到了临动身的那天,由于种种原因,她却打了退堂鼓。所谓“种种原因”,究竟是个什么原因呢? …… 有关这些,禹斌是从阙静的母亲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他们那个小城的文史资料上。而那个在最后时刻打退堂鼓的人正是阙静母亲的母亲。如果他想拿这些做素材,如果他想弄清那个“种种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么他最好是把阙静(作为一个合作者)也拉进来。 “阙静?干嘛把她拉进来?” 章彦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了这样的意思。他于是只好向她解释。他想利用的素材和阙静、阙静的母亲、以及阙静的外祖母有着怎样的牵绊。 看得出来,章彦对阙静的印象并不好。他猜,像阙静那样一个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对她有什么好印象。正如没有几个人会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印象一样。他们差不多属于同一类人:极度孤独。不,也许只是极度孤僻——如章彦所说。 他和阙静是从小到大的同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印象深的一点是在幼儿园。拔萝卜没有他俩,小蝌蚪找妈妈也没有他俩。有一次玩老鹰叼小鸡,老师意外地让他当了一回老鹰(是不是看他神情有点阴郁、甚至阴鸷?);她呢,本来也有一次机会:老师让她当一回青蛙妈妈,可那些小蝌蚪们全不愿意要她这个妈妈,于是只好作罢。进了大学,虽说他在中文系,她在历史系,但总会在哪里碰到。可碰了面,两人照样不说话。不说话似乎很自然,说话反倒不自然。 这种相互之间的绝对沉默也许还与两家之间的家庭秘密有一点什么关系。文革期间,在禹斌的大伯和阙静的外祖母之间,似乎曾闹出过一点什么丑闻。小时候,他不时听到父亲对母亲提到那些旧事,脸上带着点诡秘,闪闪烁烁的。他猜,阙静可能也多少知道一点。因此,有时他觉会得在他和阙静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什么心照不宣的隐秘。这种隐秘在将他们远远隔开的同时,似乎又在某些时候将他们暗暗拉近。 上初中的时候,一个教思品(思想品德)的老师在谈到健康、向上的人格时,对大家说,像禹斌那样儿的,看上去就像是一副毒药,或者是涂了毒药的一把匕首;一个陷阱,或者是落入陷阱的一只狐狸。一个害人坑,或者是,掉进害人坑的他自己。他记得,老师刚刚说完,课堂里就爆出了一阵开心的大笑。那时,他注意到惟有阙静没有笑。他猜,大概她自己也明白,她是没有资格笑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使他忽然冒这了那样的想法:把她拉进来。而且,凭直觉,他感到她不会拒绝。果然,他在电话里跟她一说,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4 “马房”的正经名字其实叫“驿站”。大学是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每一年,一拨一拨的人来了,一拨一拨的人又走了。这期间,他们总少不了要到“驿站”里去喝酒、吃饭,聊天、歌哭。大一的新生在这里互相认识,大四的学生在里吃散伙饭,有人得到了奖学金或当上了学生会干部,有人挂科后补考没通过,有人和恋人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有人又再次被甩了……不管是哪一样,都少不了要到这里来闹腾一下。驿站不就是换马的地方么?换马的地方难免人喊马嘶。因此,习惯上大家把这个餐馆叫做马房。上哪里?马房吧! 学校周边餐馆很多,但比较起来,还是马房最火爆。价廉物美,格调也还凑合。门前一大排长圆形的红灯笼:远远望去,就像听到了马嘶之后,驿站长和小伙计一齐提着灯笼远远地迎了过来。如果是在雾蔼中,那串红灯笼似乎还在隐隐约约地浮动。更主要的,坐落在后面庭园中的那一排小包房还真的有点像是马房。门是那种上下各去掉一部分的半截门,像一条短裙。人站在里面,把脑袋往外一伸,活像是一匹马呆在马厩里。平时,他不时会一个人来这里喝啤酒。偶尔,他也会碰到阙静——也是一个人。她一个人在那里喝啤酒、抽烟,和他一样。 晚上六点半,两个人都准时到了。他在预订的小包间里刚刚坐下,阙静就走了进来。两人相对而坐。服务小姐递过来菜单。功夫不大,菜就齐了。也有啤酒和香烟。两人边吃边聊。 他一直没有学会如何和人寒暄,这似乎反倒使她显得更为自在。尤其当他开始谈到正题时,和他一样,她立刻就松弛下来。 她说,实际上,关于她的外祖母为什么最终没有和另外六个人一起去延安,她母亲在那篇文章里最早是有一个说法的。只不过,文史办的编辑觉得不大可信,于是就用一个“种种原因”含糊了过去。 当时,七个人说好了一起去延安,并决定了在离开之前要干点什么作为送给延安的一份见面礼。干什么呢?贴标语。不是贴一般性的标语,那种仅仅宣传抗日的标语,而是带点“赤化”嫌疑的标语。也不是由一个人望风,另一个人去贴——像他们平时所干的那样,而是由某一个人单独去干。也不是贴在一般的地方,而是要贴在离县府不远的一条巷子里。因为只有这样,这件事才有一点不同寻常的意味,才多少有点像是一份见面礼。对于由谁去干,也发生了一点争执,但这个任务最终被她的外祖母争到了手。 她的外祖母的理由是,七个人当中,惟有她最胆小,神经没他们健全。因此,惟有由她来完成这个任务意义才最大。对他们这个小团体,对她个人,都是如此。那不光是他们全体献给延安的一份礼物,也是她献给自己的一份礼物。还有,她年龄最小(当时只有十四岁!),目标相对也小;所以,这个机会应该留给她。她的理由是这么充分,别的人都说不过她。事情就这么确定下来。 那条巷子叫青石巷,呈南北走向,略略有点弯曲。东西两边均是石墙。根据计划,当她的外祖母动手贴标语时,作为接应,其余六个人呆在莎乐美剧院里。莎乐美剧院是他们那个小城中当时仅有的一个剧院,它坐落在离青石巷不远的地方。剧院晚上七点开演。她的外祖母应该在开演半小时后动手。当她干完该干的之后,她要尽快从青石巷南边的巷口跑出来,不管有没有人发现、追踪,她都可以奔跑:她手里有一张戏票,而且已经迟到了,因此奔跑是很正常的。她跑出巷口之后,再朝西跑一小段,不要一分钟就可以跑进剧院。 穿过门厅之后,她要从右边的一个门走进去,然后找到右边倒数第九排就行了。那个燕大青年会在那里接应她。他的坐号和她的紧挨在一起。其余五个人分别坐在不同的地方担任掩护,其中一个还带有两个腊肠粗的爆竹,视情况紧急,可相机点燃,以便在骚乱中掩护她脱身。 几乎所有的细节都预先考虑到了。一切都十分顺利。只是当她完成了任务、跑进剧场时,后面跟上来一个男子。怪就怪在那男子并没有立即跟着她走进去,而是把守在剧场的大门口。他们派一个人去看过了,的确有一个男子把守在那里。但究竟是否在守候她,也就很难说了。 为了保险起见,燕大青年发出了信号,不多一会儿,就从前面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爆炸的巨响。接着又是一声。那种腊肠粗的爆竹随处可见,只是还没有谁拿它在室内燃发。空气被剧烈震荡。由于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爆炸声无形中给放大了许多倍。顷刻间,剧场里一片混乱。观众纷纷朝着出口处涌去。到这里,一切仍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只是除了一点:一个老男人,心脏病猝然发作,差一点就死过去了。有关这一点他们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不久,那六个人走了,阙静的外祖母却留了下来。 “听起来相当幼稚。”他说。 “是啊,让人感到有点难以置信。不过你要想到他们的年龄。当时,他们当中最大的就是那个从燕大跑回来的学生,他也就二十出头。最小的,像我外祖母,才十四岁。照我们现在的观点,他们还是孩子。更主要的,时代不一样。照我看,历史似乎也分青年和老年。人们感到难以理解的事多半发生在历史的青春年代。” “比如?” “比如,你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和一帮青年跑到延安去吗?再比如,你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一个人跑到北京去串连吗?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它们写在各种传记里。所以,我相信,那些今天在我们看来感到难以置信的事情,很可能正好说明了它是可信的。青春总是出人意料的:历史的青春,人的青春,它们的性质和期盼是共同的:血气方刚,激情满怀,豪气冲天,暴烈的壮举,革命的抒情性,憧憬,向往,甚至连苦难都饱含着甘甜。所以,你完全可以把那七个人搞的那些,看成是一出青春的情节剧。至于说到我的外祖母,我一直也没怎么弄清楚。就算是出了一个差错,可那个人并没有死啊。我母亲倾向于把这看成是一个挫折造成的后果。” “行动受挫?” 阙静没有理会他,兀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我琢磨过这件事。《安娜·卡列尼娜》你读过吧?那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渥伦斯基参加赛马。和他一起参加赛马的还有一个什么公爵。公爵神经脆弱,却又有着极强的虚荣心。他很害怕在战马跨越障碍物时从马背上摔下来折断脖子。可也正因为这个使他打定了主意要参赛。比赛开始没多久,这人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这个细节似乎含有某种宿命意味。我由此想到了我的外祖母,她是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才参加了行动?而那个乱子一多半是由于她神经紧张才弄出来的。这之后,她是不是也感到了某种宿命意味?是不是感到自己天生就缺乏行动性,不适合干这类事情?虽说不适合,可她又一直都在谈论这件事,一生都在谈这件事。她和我母亲谈,和你大伯谈。而你的大伯,也正是因为这个才和她搞在了一起——这是我母亲的说法,我想你已经听说过了?” 这是他俩头一次提到发生在他们两家之间的“丑闻”。只是,对于这些,他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想必她知道得多一些? “下一次吧。”阙静说有点累了。失眠。昨夜又是一宿都没睡好。“留到下一次。”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