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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多种经营，办综合性农场】 五三农场建成后，国家农垦部认为它在全国办综合性农场有代表性。因为它既有平原，又有丘陵，有高山，有湖沼，有河流；气候南北居中，适宜发展多种经营。 1953年初，全场职工上太子山植树，一直到三月底。树苗是从京山拖来的；果树苗是从武昌东湖运去的。都是无偿支援。 这年，农业部门的领导和部分专家在武汉东湖南山开会，结论说：湖北是亚热带和亚寒带的交界地，既不适宜种南方水果，也不适宜种北方水果。我将此事报告先念同志。他十分反感说：谁说湖北不能种水果，湖北既可种南方水果，也可种北方水果。而且当即批给我六十万元做种植果树的专款费用。 我们请了华中农学院的教授来场指导，传授技术，省里又调来果树技术人员。一开始我们就种了三千亩果树，后来我离开农场时已发展到栽种二万二千亩。森林有十五万亩，分布在太子山。我走后森林种植面积扩大了五万亩。实际森林与果树林共有二十二万亩之多。农场的果树栽种后，有一次修石龙水库的农民回天门，路过王桥园艺场，有七十多人想将果树挖回去种。技术员来报告，说民工要挖果树。我和技术员一同赶到王桥果园时，那些民工认识我，都感到不安，站住了。我说，每人挖两株好担，挖好后用草绳捆好。他们说，场长，我们不要了。我说：没关系，我来帮你们挖。最后每人挖了两株果树高兴地担着去了。从此，再没有发生损坏果树的现象，又推广了果树的栽培。 1952年冬开始建场时，即与省农林厅直属沙洋牧场合并，成立畜牧分场，后来在陈家冲一带，大量繁殖奶牛、猪、鸭子。一开始，我们就饲养二十万只鸭子，以致产大于销，卖不出去。我们就采取送购的方法，给省直机关送，给先念同志处送，但都是要钱的。全场当时养了三万头猪，系杂交品种，很好。周围群众都争相拉猪来配种。畜禽产品，1953年就开始出口。农场的畜牧业，由畜牧专家李荣春负责。 1954年，五三农场就建有四个农业作业区，一个农业分场，一个林园场，一个畜牧场。 1958年，原苏联专家到五三农场检查工作（当时我已离场），检查后在汉口开总结会，我也参加了。苏联专家问：“你们这个场究竟是农场？牧场？还是果园场？森林场？”我回答他：“我们这个场既是农场，又是牧场；既是果园场，又是森林场；是农、林、牧、副、渔综合性的农场。” 【基础设施建设】 1. 选择场部地址 农场场部地址的选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却弄得很复杂。当初我刚来勘测地形时，就感到在一家岭建场部最合适。它的地势较高，后面是丘陵和山地，前面是大平原，既不占耕地，且又在农场的地域中心。在下洋港时，我就想把场部建在一家岭。 后来，我画了一幅全场的草图，拿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去找张执一秘书长。他把在汉的一百多位专家召集到汉江饭店开会。我将场图摆在桌面上，说明我的意见，专家们一致表示赞同。他们摆出了很多理论根据，说明场部应放在一家岭。这样，场址问题才算定了下来。 但场部迟迟未搬，1954年大水，杨家峰地势低，属于被淹地带。为安全起见，将场部搬到一家岭，家属及机械器材也全搬到一家岭。这项工作由党委书记、副场长王向真主持。至此，场址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搬到一家岭去了。 2. 交通和通讯设施 1952年冬开始建场时，刘子厚同志要我把对外通讯工作抓好。我便到当地驻军要了电话皮线和二十几部电话机，派从湖北革命大学调来工作的学生去架设电话。经过极艰苦的工作，荒开到哪里，电话就架到哪里，使农场场部与基层联系始终保持畅通，同省的联系也方便了，指挥很灵。半夜时分都可得到生产开荒第一线的报告。 开荒建场交通先行。在这方面当地政府和群众给了我们大力支援。1952年12月，为迎接拖拉机到场，当地群众一个夜晚帮助修好从杨家峰到下洋港有四公里长的这条公路。蒋湖农场是“五三”的一个分场，有五万亩耕地，距离杨家峰有二十五公里，也是没有道路通拖拉机。京山、潜江和天门的群众用七天七夜的时间修通了这条公路，使拖拉机能顺利进入开荒。当地政府和群众对农场帮助很大对对农场的建设立下了大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953年秋，农场各分场、作业区及生产队都能通行汽车。 3. 农业机械化建设 建场开始，农场的拖拉机和农机具是从吕堰驿农场和阳新农场调来的。那时多为美式轮胎小型拖拉机，且数量不多。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一开始就抓了拖拉机手的培训，从湖北革大分来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些思想好、身体好、有文化的年轻人当机手。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刘汉章，在培养新手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夏，在领导和湖北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农场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计有美式轮胎小型拖拉机二十三台；苏式纳齐五台；苏式德特-54中型拖拉机十六台；C-6、C-4 大型联合收割机十多台和其他一些农业机械设备。农场旱作物的开荒、耙地、播种、收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农场还有一个为机械化服务的修理厂。 4. 农田建设 五三农场的农田建设，有其一大特点，就是要消灭芦苇根和茅草根。当拖拉机开垦后，因草根盘根错节，每平方米有草根三十六公斤，无法播种，只好发动职工与草根做斗争。拣出的草根在周围堆成了墙，将其烧成灰然后播种。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芦苇被砍掉后，他同样同农作物一起长出来，割了又长，生命力极强。最后按照农民告诉我们的方法，每根芦苇切断后，用小壶灌注一滴汽油，三年后才将地里的芦苇消灭干净。 我们还用了大量劳力平整土地。拖拉机每开垦一处，其无法耕作的田头地角等死角地，都配备人工开垦，并对坑坑洼洼进行填平补齐。 此外，还兴修农田水利，组织民工和农工开渠，干渠、支渠条条相通，纵横交错，引“两石”水库之水灌溉农田，以保丰收。 5. 财务管理 生产上去之后，要想有盈利，全靠财务管理。随着生产的发展，农场机构的逐渐扩大，成本核算显得越来越重要。农场没有成本会计，中南民政部财务科长吴文简被调到五三农场任财务副科长，培养成本会计。他不仅在“五三”带出了许多财务专业人员，还为其他农场培养了大批成本会计。当时个分场、作业区均配有成本会计，成立核算组。 6. 基本建设 1953年春，农场要正式修建房屋，中南农业部拨款360万元，请专家在汉口设计了半年，绘制出各式各样的房屋图纸，图纸全部绘好了，正准备施工大兴土木，但看到生产尚未搞上去，不能大搞房屋建筑。拨来的360万元，我只要了60万元。 在基建中没有技术人员，经批准将在押的工程师周礼漠带来农场。周系武大土建专业毕业生，是因做房屋时偷工减料被判刑的，判刑并不重。周来农场后，我派张国轸向他学技术。用其所长是可行的，这也是附和党和国家政策的。后来，周礼漠在服刑期表现不错，而张国轸也当上了工程师。 7. 干部作风 农业劳动本来就苦，俗话说：“面朝黄土背朝天”，何况又是建场，各方面条件都差，那就更苦。为了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完成艰巨的建场任务，干部必须艰苦奋斗，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 1953年，将干部随身配的警卫员、通信员的传统作法取消了。有人告到省和中南。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郑绍文同志问我：“你取消人家警卫员干什么？得罪那多人何苦？”我说：“我们是种田，屁股上跟个背枪的干什么？农场是企业单位，要讲成本，应该取消。”郑表示同意。 由于农场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带头吃苦，带头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和群众滚在一起，许多工作就好开展。记得1954年种了四万亩水稻，预计要请七千个临工才能收割完毕。为了节省开支，一个临工也没请，而是有计划安排组织突击队收割。作业区和生产队的干部也和突击队员一道，头顶烈日，脚踩烂泥，战斗在第一线，仅用了十一天时间就如期完成了任务。当我得到“收割完毕，胜利结束”的报告后，当场就晕倒了，被送到医院，过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 【防洪救灾】 1954年夏，长江水位猛涨，汉江水势很高，为湖北百年未遇之大水。我与农场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将场部往地势较高的一家岭搬迁，然后，便带着张国轸去襄河堤上防洪。我上堤时，带着劳改人员的赵觉和钱运焱同志正在襄河堤上组织防汛。这时大堤已出现险情，堤身有一个二十米长的大缺口，大水汹涌而入，情况十分危急。我当即命令赵、钱带领所有劳改人员跳下水去，组成人墙，将缺口堵住。人墙由千余人组成，堵了四个多小时才脱险。指挥人员均在西岸，东岸则由我统一指挥。东岸的麻袋紧缺，我急电向钟祥、京山、潜江求援，他们将所有的麻袋都拖来了，这样，东岸才算平安保了下来。 水势越来越猛，危及武汉。经中央批准，省防汛指挥部决定在沙洋、、汉江西岸之潜江境内分洪，潜江、洪湖为分洪区，以减轻长江的压力，确保汉江东岸和武汉的安全。省委派刘真同志来农场传达省委防洪救灾的指示，当时我主动提出五三农场负担洪湖五万灾民的生活、生产安排，并承担灾民两万头耕牛和五万头猪的饲养。洪湖遭水淹后，灾民及时转到了农场。实际到达的人、牛、猪，都未达到预定数字。 我和蒋湖分场场长曹斌同志到汉江江边去接灾民，见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同志正带着灾民乘船过来。蒋湖的农工们对自己的庄稼十分珍惜，怕受损失，派人在路两旁守护。我当即通知农工，让出路两旁，允许灾民摘瓜、挖花生，要求挖干净，不要浪费。农工不理解，但还是让开了。结果在灾民行进的二十公里的农田里，没有动庄稼的一根苗，没有人摘一个瓜，纪律十分严明，这给蒋湖的职工以很大的教育，也表现了解放了的中国农民是很有觉悟的。令人感动！ 我正在与洪湖县的宣传部长在谈话，农场米厂紧急报告说，灾民可能要抢米。我说，你赶快回去打开米厂的仓门，宣布每位灾民排队登记，发米三十斤。等我和洪湖县宣传部长到达时，看到灾民领到米后，都列队到指定的山区去了。 在汉宜公路上，我曾亲眼见一受灾中年妇女将一女婴抛在草堆旁。我们追上去问她，是你的孩子吗？她决不承认，但又现出很悲伤的表情。我们劝她认下，答应负责安排她的生活。她认了。我们把她送进了农场的医院。直到洪湖水退了，才送她回家。她这时才说，怕养不活孩子，才不敢认，谢谢农场救了她母女俩。边说边激动得哭起来了。 洪水退后，灾民们都要返回洪湖重建家园，想把农场的干草及花生藤子带一点回去喂牛。何集生产队长报告，说灾民要抢干草。我要他向灾民宣布，每头牛驮两捆干草，能驮多少尽量捆。结果灾民们很爱惜的让每头牛驮了两捆干草回去，草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浪费。 农场负担的救灾任务，基本完成。1954年底，省财政厅拨了六十万元补偿农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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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荆门市 2012-5-24 11: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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