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宋词史论>>流变立论的推陈出新

韩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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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的渡口

【原创】<<唐宋词史论>>流变立论的推陈出新  

   学术的生命是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充分了解已有的学术成果上，“温古”加以“出新”。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的《唐宋词史论》显示继承了有创新、善于实证性考据又擅长理论思考的研究特色。《唐宋词史论》的出版，不仅是词史研究的新收获，而且还能激发人们尝试和创新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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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现在可考的宋代词作者一千四百九十三人（不包括无名氏）中，称得上词人的共有三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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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运用计量学的方法，全面梳理自宋至今的词学资料和论著，以论述和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对唐宋词人现存词作篇数、版本种数、在历代词话中被品评的次数、在本世纪被研究的论著篇数、在历代选集中入选的词作篇数及在当代词选中入选的词作篇数等六个方面的资料数据，详加统计，经分析归纳后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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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这三百家词人中，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以及李清照、晏几道位处十大词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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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中国文学的叙事理论，作为唐宋词流变史上的核心环节，《唐宋词史论》的贡献，运用定量分析法和范式归纳法，将研究向科学化、规范化、明晰化推进，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方面给力了提纲挈领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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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鹏教授扬弃整合有验于宋词中的择取人物、情感和场景的准确性，充溢着一种学术研之理的科学实践精神，其慎思明辨勇于理论探索的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严格地说，这本书并不是‘最终’的成果，而是探索过程中的‘中期’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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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正是真实地展示了一位中年学者胸襟的虚怀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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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大“范式”的发现和提炼，将唐宋词的发展阶段及每一阶段最具文化含量、艺术含量的创作范式描绘、提取出来，并非仅仅得自于直觉感悟和阅读印象，而是经过了竭泽而渔的资料爬罗，由定量分析到定位分析，由深细的个案考索到不同范式间的多角度比较，才最后形成的。以“东坡范式”的考察为例进行统计发现：苏轼三百六十多首词中“我”字出现66次，这些“我”字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创作主体自我。而列入苏轼前的一千二百余首词中，“我”字共出现88次，而且其中大多数的“我”是指词中依托的女性主人公的“我”。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所谓“主体意识的强化”就落到了实处，而“东坡范式”之所以为“东坡范式”的一大本质特征也就突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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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和“清真范式”主要是就唐宋词总的发展阶段和质的变化立论，那么，对宋代咏物词三种范型的考察则主要偏重于具体的题材和类型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