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恋歌 吃过很多乡村粗食和山林野果的身躯渐渐膨大,转眼走过童年,当年的瘦猴成为亭亭玉立的姑娘或玉树临风的小伙儿。几场秋雨,小河里秋水胀满,汩汩的秋水在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小伙儿身上窜动,痒痒的心提到嗓子眼上,蠢蠢欲动塞满秋水长天。撵秋的下午,摸秋的秋的晚上,月下小树林的山路上,就成为少年男女幽会的时节和地方。只是贫穷山乡的春花秋月,结出的并非都是香甜之果,必须有承担偷尝禁果造成麻烦的准备。有的未婚先孕出了丑,“文革”中被拉出来当流氓阿飞批斗。有的被父母生生拆散,女子含悲远嫁,男儿孤苦伶仃。有的遭遇背叛,反目成仇,多少年如同路人。 我从学校回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刚满十八岁。“文革”终结了十多年苦读的大学梦,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喘不过气来,家境贫寒到穿一条完整的帐子布短裤都很困难,看不到前景,青春苦闷无处所说。心情完全被涂成雾蒙蒙雨蒙蒙的灰色,除了干活,时常坐在家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当然也想欣赏满山的姹紫嫣红,希望姹紫嫣红的山路走出一个令我心仪的少女来,甚至也想偷尝禁果。然而,举目四望,塞满眼睛的是灰蒙一片的花栗林和石灰石,间或有一道野菊垂成金黄的瀑布,却没有少女在瀑布前沐浴。秋水长天对我是一种痛,不是一个梦。我只能把痛苦写在梦中,醒来仍然装作信息百倍、开朗无比地去上工。已经输掉了现在,不能再输掉哪怕不知道有没有的未来。 这样的心情有些类似唐初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虽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我只是一枚青涩干瘪的山果。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他因《檄英王鸡》的游戏文字,得罪当朝,废官闲居。27岁那年秋天远道去交趾探父,途经洪州(今江西南昌),路遇都督阎公雅会,即席赋成《 滕王阁序并诗》。述南昌天象地理和与会人物之胜,展高阁津渡和秋水长天之美,叹少年微躯却不坠青云之志,寄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之心。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极尽秋色之魂,响穷人生感秋之意,声断古今思秋之苦。更让人痛惜的是他28岁竟因渡海溺水而亡!“兰亭已矣,梓泽丘墟”。诗意的伤感便在少年心中扎根,物换星移,不曾暗淡。 接连熬过三个青春苦闷的秋季,我怀着毅然决然的心情参军,离开家乡寻找前程,把倚门怅望的父母扔在身后。如今想来,满心酸楚。荒唐的少年时代难免做荒唐的事,伤却父母的心却不知忏悔,才是透顶的荒唐。但为国尽忠,从戎戍边,又是义无反顾的责任。悔与不悔一直在我心里纠结了无数个秋天。 部队是驻防云南的二炮工程兵,我被分在道路机械连。下连时刚开过“九大”,部队正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全力打造“精神原子弹”。我除了正常出操、执勤、学习轮式平刮机操作,更多时间是参加连队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到附近村寨辅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高原的秋季,高山雪顶是一派隆冬景象,坝子低山却温暖如春,鲜花盛开。坝子和低山的云南村寨小的一两千人口,大的万余人,一色石板街,干打垒三合土平顶房,民族混杂,汉族村寨为多。一个自然村为一个大队,以水稻、甘蔗生产为主业,一年三熟。秋季的田野,稻香蔗肥,到处是收割的车队和人群,赶车的师傅马鞭儿抡得正欢。入伍后的第一个秋天,我入党并担任了连队文书,乘老乡的顺道马车去团部报月报。老乡手里的马鞭一抡,马车在辽阔的红土地上风驰电掣,我坐在车辕上,就像个将军检阅着无边秋色。只是,屁股被马车颠簸顿得揪心裂肺。以后,宁肯步行也不愿搭马车。 1971年秋部队代表第二炮兵出国执行援老筑路任务,我从团宣传股报道组回到道机连。在报道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老狐狸“刘学武”、“气炉子”周光明、“野狼嚎”谢新桥下连队上工地写新闻报道,参与各项教育活动,完成宣传股布置的其他工作任务。昆明军区、云南日报共发表我采写的稿件十余篇,其中一次整版发表我写的四篇经验性报道。参与了二炮新闻科长为《红旗》杂志采写七连群众工作先进经验报道的采访调查和初稿撰写,独自承担采写团宣传队出席昆明军区先进集体表彰会、四连出席122基地五好食堂表彰会的典型材料,随团党委常委参加122基地“思想爬坡”整风学习,为团党委常委准备发言提纲和整理讨论简报。连续高度紧张的文字作战和122医院门诊护士的错误施针,使我在1970年的冬季神经功能紊乱,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住院、吃中药大半年没有好转。整夜不能入眠,连看打乒乓球也头昏出冷汗,家书亦须别人代写。提干延缓,心情崩毁。加之出国在即,出国后不能报道,报道组撤销,宣传股只能安排我回道机连。来时烟云苍茫,去时阴雨霏霏,是丧沮或是振作,是躺下还是挺立,“咬紧牙关”四个字不难回答,但当时确是一场火中求生的艰难涅槃。副股长李长瑞送我回连队并代表宣传股交待一定要为我养病创造条件,让我尽快恢复。连队把我交给一班长马东方,宣布我享受正班长待遇,随班活动,不站岗值勤,不承担具体工作任务,只做些看门、整理内务等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便开始了两年多的康复历程。 出国之前的整训和装备筹备异常紧张。训练如同新兵训练,一切从头再来。队列,射击,投弹,班排进攻,按部就班,严格考核。个人随身所带的步枪或冲锋枪、满基数子弹、手榴弹、弯刀、被服、水壶、防蚊面罩、雨衣、塑料布,加起来五六十斤,训练不离身。连队所有的装备、粮油储备、施工备件都要严格清点登记装箱。这些我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云南的秋季依然炎热,天天一身汗,累散架,躺下依然睡不着。出国前一天晚上突击装车。机械装备已随大型平板车队走,生活物资和人员还用了21台解放牌军车。连续行车七天,来到老挝勐赛省,已是下午。驻地就是紧挨炮兵阵地的一片森林。卸完车运输团的司机返程回国,我们得马不停蹄砍场地,搭营房。没有帐篷,自己砍树立柱子,搭房子立床架支铺板。墙和门窗都是树条和竹篾编的,屋顶是油毛毡盖的。第一天搭不好,遮风挡露就靠个人的三米塑料布和雨衣。 老挝的秋冬属旱季,春夏属雨季。“天晴尘土没膝,下雨大地流泥。”整个旱季都属秋天,是抢修路基的黄金时段。连队稍作安顿,推土机、刮引机、平路机、压路机就轰轰隆隆开进森林,推到大树,铲除土包,修出毛路,交给工兵连队。然后把机械配属各营,机械在前面作业,人工在后面修整,直到修出合格的路基。运输连把采石连队采的各种规格的块石拖进来,由筑路兵按五十公分一层、二十公分一层、十公分一层,逐层铺筑。铺一层,压路机按操作规程碾压一层。再撒黄土铺碎石各三层,层层碾压。验收合格,泥结碎石路面就算好了,经过一个雨季的沉降、碾压和修补,就可以铺沥青路面了。工序是先把泥结碎石路面刨开,洗去黄泥,再铺三层二十公分、十公分、五公分的石块,铺一层热灌一层沥青,层层碾压。再撒三层2公分、一公分的碎石,撒一遍碾压一遍。晒出油后,再三石粉碾压,直到沥青不再渗出。一路边坡边沟整齐,路肩培护规格,路面平整光洁的柏油公路才算完工。由于老挝几乎全是肉山,路基经长达半年雨季浸泡,很容易下沉和翻泥,部队还必须及时维护。有些路段,陷了修了陷,反复好多年才能稳定。 部队在老挝的最大挑战不是任务重时间紧施工艰苦,不是美军轰炸,也不是吃不上新鲜蔬菜,而是疾病。老挝丛林蚂蝗多,蚊子多,野生动物多,脑型疟疾、急性肝炎等疾病高发,昼夜发病率千分之五。发病治疗不及时24小时死人。二战时日本七千精锐侵略军入老挝,扛不住疾病减员,不战自退。有人形象地说,老挝人血浆里40%是病毒,平均寿命不到五十岁。河水都被污染,必须烧开才能洗脸洗澡洗菜。我好多战友突发脑性疟疾死亡,好多运动健将级的铁人因为肝炎瘦得没有人形,至今常想起他们痛苦的面容。至于被蚂蝗、马鹿虱叮咬,因长期阴雨、吃不到新鲜蔬菜、维生素缺乏而栏裆,更是家常便饭。 我在班里的那些日子,因为上工地实在坚持不了,多留在营地陪病号,为班里捡柴烧洗澡水,到炊事班帮厨。当然也必须全副武装,背冲锋枪,挂子弹带,佩弯刀、手榴弹,到卫生队拿药也是如此,只不背背包。 一年后我再回连部当文书,神经衰弱尚未好,写东西就流冷汗,但我不能辜负信任,咬紧牙关也要把任务完成好。想想暴病而亡的同志,我总比他们幸运。因为1971年入伍战士袁安福刻苦学技术成为机械修理能手的一篇典型材料,引起宣传股长李长瑞的高度重视,亲来连队审核并了解我的恢复情况,回去即向政治处领导和团政委孙玉堂汇报,说小元恢复得差不多了,这个材料写得很不错,并将典型材料上报支队。恰巧团领导想办一个“援老筑路”图片展鼓舞士气,便同意抽我到展览组负责文字总篡。1973年2月我到政治处报道,在文化干事孙向阳的主持下,与后勤处抽调的摄影爱好者张国印、电影组放映员田园乐开始展览构思筹拍、采访、加工制作工作。全部小样和文字总篡完成,由我向团党委常委会汇报。团党委批准了我们的方案,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要求把镜头对准战士,质量要比支队做得还好。文字要简洁明快,生动准确,都有思想性和鼓舞性。整个秋季,我们忙于制作加工,放大照片,裱糊展板,誊写文字,粘贴图片,天天一脸浆糊一脸墨,相视哈哈大笑。完成后首先在云南勐腊县曼庄团部机关展出,团长政委和常委出席开展仪式,四个每人一部分为领导讲解。政委很高兴兴地为我们鼓掌。要求政治处安排到每个连队展出,每个战士看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成绩。电影组的放映车拉着展板和电影机,一个一个连队展出和放映。其间,老挝副总理偕勐赛、丰沙里官员与团领导座谈,中央慰问团来部队慰问演出,团政委请客人看了汇报展出。还到中国伫丰沙里领事馆汇报展出,当时的王领事正好是宜昌人,相谈甚欢。那个秋天分外明丽暖和,我第一感到创作着的人生快意。 展览结束,回到连队,我申请第一次探家。五年远离家乡,望断秋水,怎么也得会去看一看。审批的时候,分管直属连队的杨副参谋长笑着对我说,一年一度的复员马上就开始了,你还要回去么?他是怕我把钱用,复员的时候身无分文。我想即便复员还是要回去看一下,对父母有个交待。副参谋长犹豫一下,还是批了。我借了钱,买了烟酒糖果,背了50斤白糖,乘汽车搭火车坐轮船,辗转15天,才回到家。时值隆冬,满山黄叶飞卷,青石裸露,树枝呜呜作响,田里也是一片枯黄。时任组长的父亲拖张犁在天耕田,虽只五十三岁,却显得疲惫苍老。母亲比父亲小五岁,也白发斑斑。原来这五年,由于闹“文革”搞运动,人人无心生产,年年要吃供应粮。我走了虽然每年有3000工分照顾,可弟妹多,劳动力少,按工分分粮食依然不够吃。还有很多家庭时常断盐。父母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还不住地说,你走了工分没少。白天我带着和母亲一道分装的白糖去走亲戚,晚上父母陪我聊到半夜。还请为我介绍一个对象,我和母亲到了媒人家,感谢他的好意,且没有和那个人见面。前途未卜,哪有心思谈恋爱。十五天以后,我又经十五天跋涉回到连队。一回去,连长指导员就喜出往外地告诉我,你提干了,到政治处当书记,这两天结结帐,休息休息,等文件到了,就去团部报道。我百感交集。这个消息虽然晚到三年,但我确实需要它、在意它。我只喃喃地说,没想到,杨副参谋长还提醒我马上要复员呢。感谢连队在我生病期间给予的照顾,感谢老领导老连队给我的教育帮助。 1974年是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年。我一上任,就随政治处领导、组织股宣传股股长参加支队政治部组织的“批林批孔”集训,集训结束参与筹备全团的“批林批孔”教育,负责教育方案、动员报告、试点连队授课、整理简报等本应是干事们做的工作。政治处书记份内的事(政治处几十号人的内部事务,如日常管理、文件收发、训练出操、上传下达、随领导下基层等),反成副业。到了秋季,领导更是乐得其成地把我提拔为宣传股干事。这一年是部队精神最压抑的时期,绝大多数干部反感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为中国的政治前途担忧。一方面不得不在全团开展“批林批孔”教育,另一方面却在私下议论不绝。只有极少数极左思想严重的干部赞同“四人帮”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