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展】天河：诞生在黄州的苏东坡

天河

苏东坡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只要是稍微读过书能识字的，听到苏东坡这个名字或多或少都有所反应，而不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云。

2013年10月23日，我有幸参加黄冈市百名文艺家黄州采风行活动。在遗爱湖东坡外滩活动现场，主持人在解说东坡外滩建设规划时说错了一句话：苏东坡诞生在黄州。之所以肯定他讲错了话，是因为他马上进行了更正。

苏东坡就是苏轼，不是我多此一举。苏东坡可比苏轼有名得多，若不信，可以在路边做个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苏东坡，又有多少人知道苏轼。而提到苏东坡，人们就很自然地就联想到黄州，以致黄州东坡外滩投资方北京眉州东坡万景投资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情不自禁地说出苏东坡诞生在黄州。

细细想想，苏东坡诞生在黄州这话很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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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东坡的前生是苏轼

公元1036年，苏轼生于四川省眉山，父苏洵，母程氏。年轻时的苏轼和我们一样，也要面对高考（科举考试）的压力。只是他很有才，一下子就考出了名堂，兄弟二人双双进士及第。若不是当朝主考官、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私下以为苏轼的卷子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以免遭人非议而列为次榜，恐怕苏轼就是那年高考的全国状元了。等收到苏轼的谢师表，欧阳修更是惊叹不已：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以头地。在随后的殿试复试中，苏轼的文章被取为第一名，欧阳修对儿子说，三十年后，人们当只诵苏轼文章，没人再关注我了。踌躇满志之际，却逢母亲病逝，苏轼只得与父亲弟弟泪洒京城回家守孝。近三年守孝期满再漫游至京城，苏氏父子三人一路唱和的百多篇诗词早在京城争相传阅，才名高涨，也导致苏轼兄弟才高气傲，对朝廷委任的主薄推辞不去。在随后不久进行的仁宗亲自出题面试的制科测试中获得三等与四次等，苏轼的三等为大宋开国以来唯一的状元郎，以致仁宗皇帝兴奋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自此兄弟二人才名从朝堂开始传遍天下。

苏轼终于可以“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不想委任下来，仅为正八品大理寺评事，就任陕西凤翔府二把手节度判官。想想也该有基层历练经历，于是豪情赴任，“人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虽与当时凤翔府的一把手、太守陈希亮有过不快，但很快二人惺惺相惜，而且结交了陈太守儿子陈季常这个一生的朋友。外放期满，正逢英宗继位，对苏轼极为欣赏，晋升到国史馆修史，使苏轼在京城得有闲暇寄情诗书，专趣书画，操琴怀古，曲酒对月，诗词唱和，生活可谓十分适意。只是花无百日红，两年后，苏轼之妻王弗早逝。还没从丧妻之痛恢复，其父苏洵病逝于京师，苏轼兄弟不得不辞官，护棺回乡，为父守孝。

三年孝满回京，依然任职国史馆，正值神宗继位。宋朝因军权集中，重用文官，官僚机构膨胀，积贫积弱已久。神宗深感耻辱，锐意求治，想富国强兵，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宰相，进行变法改革。这王安石不修边幅，吃饭马虎，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他无干，就是宋代士大夫视为寻常的纳妾风气，他也毫无兴趣。除了以文章出名外，他不贪高官的声誉也是名震京师。他一直谢绝留在京师在地方任职达25年之久，在任职地方太守时所实施的不同于其他地方政策的政绩有口皆碑，深得百姓爱戴。然而新政九法一出台，虽然国库大为充实，但老百姓的赋税却变得更加沉重，更是触动了满朝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元老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处处阻扰，变法不得其昌。而王安石信奉“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既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手段，为人又极为刚愎自用，在政见上排除异己，迫使反对新政的老臣纷纷离朝，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意孤行，急于求成，只好尽快起用新人，选人用人标准就变的简单，拥护新政者为人才，无暇考察人品才华，致使一批投机小人趁机钻营，只顾邀功贪赏，四出扰民，使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更给新政的推行加上了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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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政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苏轼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变法的立场上，他毫不犹豫地对神宗指出，新政“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见新法重“国计”而轻“民生”，百姓饱受磨难，苏轼接二连三向皇帝上万言书反对。只是所有上书均石沉大海，不仅没像那些反对新政的老臣一样被贬，还升官为开封府推官。这其中虽有神宗苏轼人才难得的维护，更少不得王安石的惺惺相惜。只是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为乡试出的一道考题，矛头直指王安石专权，显示了他的不畏权贵而狂傲得有些不近人情，终于激怒了王安石，两人正面起了争斗。于是苏轼主动请求外调，欣赏苏轼的皇帝自然顺坡下驴，亲自下旨任命苏轼为颍州太守，官升一级。圣旨需要王安石来执行，所以从不高兴的王安石那里出来的任命书是颍州判官，比原任官职降了一级。皇帝绕弯也坚持自己意见，改苏轼去富饶的杭州任通判。

外放期间，苏轼踌躇满志，年轻气盛、文才横溢。政治上充满锐气，直言敢谏，不愿苟同流俗阿附权贵。看见李定、舒旦等无能之辈专权，便忍不住写诗谩骂：“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他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迩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任职密州、徐州太守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十分强劲，成为一名极为务实的干吏，成天忙于政务军事，简直不像杭州那个诗酒玩乐的苏轼了。其实苏轼是忙里不忘偷闲，苦中也求乐，依然是诗词歌赋不断，讽刺，尖锐，幽默，满朝文武争相传阅。自欧阳修去世后，大宋文坛盟主之名已非苏轼莫属，一些旧识文友、慕名诗客渐渐聚拢向徐州城，一些文人儒生皆以“夫子”称呼苏轼，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诗词大家秦观和黄庭坚也在这个时期投入苏轼门下。

在苏轼外放期间，朝廷政局不稳。因执行新政的都是那些一步登天的钻营小人，报喜不报忧，使王安石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风风火火开始，磕磕绊绊前行，勉勉强强坚持了七八年，不见成效。眼见那些文武大臣前仆后继不断上书反对，而天灾又不断，终于让神宗失去耐心，王安石被罢相出京。只是此时朝中大权尽被小人所掌，媚上有方，治国无力，神宗不久还是请回王安石回朝任相。王安石回朝不久，那些自己亲自提拔的旧部新贵却背叛自己并相互勾心斗角，加上儿子病逝，使王安石终于心灰意懒，大彻大悟，厌倦了政治，呈请辞官归隐。神宗也厌倦了，恩准并封王安石为荆国公。

1079年，苏轼转任湖州太守，却不识时务地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发起牢骚：“臣荷先帝之误恩，擢置史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随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新进”一词，当时专为讥讽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这句话刺痛了已在朝中掌权的李定、舒旦等人，他们都是唯利是图、随风使舵之辈，新法旧制无所谓，只要能当官、把持朝政就行。而苏轼这样的反对派，在地方任职还勉强能压制得住，可看皇帝多次当朝宣读苏轼的奏折与诗文，对其才能褒奖不已，若被皇帝看重召进京城当权，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了。按宋朝惯例，谢恩表章是要公告天下的，苏轼这篇谢表最惹天下人注意，使得朝中那些当政者成为天下人笑柄。是可忍熟可忍？于是，苏轼的到任谢恩奏折就成为引发朝廷震动的导火索。

苏轼是真挚坦率之人，不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他又嫉恶如仇，锋芒太露，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更何况，以他在文坛上万众瞩目的地位，他的诗作总是流传甚广，收集起来就太简单了。于是苏轼诗文中那些对新政的不满、对贫民的怜悯甚至对囚徒处境的实话实说，都为政敌提供了绝佳弹药。接着是左一道奏章右一道奏章递到神宗面前，从他的诗文中一字一句附会出来的诸多“证据”，彰显了苏轼的怨谤之意、不臣之心。御史台弹劾地方官员是其职责，神宗再欣赏苏轼也得表态，自己也想弄个水落石出，就批复御史台免苏轼太守职位传唤进京调查一番。于是，传唤变成了押解，1079年8月18日，苏轼被系上绳子，如驱鸡犬般拉进了御史台监狱。因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泊有很多乌鸦，御史台又别称乌台。于是一场亘古罕见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爆发了。在四十多天的严酷审讯里，苏轼以为必死无疑，连遗书都写好了。10月13日，御史们终于将罪证确凿的案子呈神宗御览，却正赶上曹太后大丧，朝中所有大事必须让路，不仅让苏轼的许多朋友有时间开展救援行动，也让神宗有时间仔细思量。

神宗素有变革之志，然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异议不断，让他具有强烈的挫折感，此时正可以拿苏轼开刀，以一儆百。然太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先帝仁宗“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曹太后临终嘱托“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之言犹在耳边，许多先朝老臣甚至本朝宰相吴允都替苏轼求情，神宗本对苏轼甚为欣赏，看其狱中写给苏澈的两首诗，神宗也感凄凉，从中还看到了苏轼对自己的一颗忠贞之心，再想到曾派人到监狱暗探苏轼，却见其鼻息如雷的坦荡姿态，神宗又犹豫不决。此时，辞相闲居的王安石为苏轼开脱：“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王安石虽已是一介草民，但毕竟做过本朝宰相，而且还是新政老祖级别的人物，是苏轼的老对头，难道我皇帝的心胸就不及他吗？于是神宗借梯下台，颁下圣谕：苏轼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准擅离，无权签署公文。受牵连的39人，或贬或罚。轰动天下的“乌台诗案”就此落幕，遭受牢狱之灾达四个多月的苏轼，终于走出了御史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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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便是苏东坡也有悲凉的时候

奉旨被贬出京，比不得正常调动赴任，苏轼于1080年正月初一在大儿子苏迈的陪同下，即刻出京，留下家眷给被贬江西的苏澈照顾，随后再去黄州团聚。

一路行来，刚进黄州辖地，见梅花飘落，“自开无聊落更愁”。虽在麻城岐亭遇到故知陈季常，寻得几天欢乐盘恒，可夜宿破败的团风禅智寺，“佛灯渐暗饥鼠出”，心情显得格外凄凉。初到黄州，虽然“僻陋多雨，气象昏昏”，幸遇黄州太守陈君式通情达理，安排苏轼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甚是简便。虽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更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的心有余悸后的落寞。虽然黄州陈太守和江对面的武昌朱太守都是苏轼的粉丝，对他十分钦慕，常以酒宴相邀，可毕竟是从高位被贬黄州，带罪改过，难免凄冷。久居定惠院，唯佛经遣日，孤衾独眠，初静时分，独立院中，似孤鸿影吊，思绪飘渺，眼中一片疏桐枝头，冷挂一弯缺月，耳边更漏初断，万籁无声，词人幽幽。回想自己的遭遇变故，不觉惊起心中有恨，奈何寂寥黄州，无人知晓诗人怨苦，只好情寄寒枝，却也不解无尽的寂寞。这段时间的凄凉压抑，在《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好在离定惠院不远，有举目可望的安国寺，苏轼第一次游览安国寺，就与寺中高僧结下不解之缘，常到寺里洗头洗澡，在寺中小阁里，面对修竹，“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念佛经、读禅义，开始以佛家随缘自适的理念开脱自己。继而研易理、习儒学，“心困万缘尽，身安一床足”，心境开始变化，以儒学担纲，以佛学超脱，以道学养气，格格不入的释道儒在苏轼身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也使他渐渐获得了心灵上的安宁，并开始关注黄州的民风习俗。

虽自身难保，但了解到黄州、武昌一带民间有溺婴习俗，苏轼不顾君命，上书黄州、武昌两太守，恳请二位出面革新陋习，并在黄州组建拯救溺婴组织，有智出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在自己最为拮据的时候，率先捐出十千钱。

及至家人团聚，人多难安身，陈太守特殊照顾，全家得以迁居官驿临皋亭。虽然临皋亭年久失修有些破败，可全家能够团聚，苏轼倍感欣慰。虽远离家乡，可临皋亭下数十步的江水，也有从家乡眉山流来的，“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已开始将黄州当成了第二故乡。只是在黄州的第一个中秋节，孤寂落寞，苦痛凄凉，让苏轼触景生情，感慨悲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好在来访的友人渐多，一同出游，必有诗文，便遥寄江西的弟弟苏澈，诗词相和，甚得其乐。再经过天庆观四十九天的斋居，“日觉神凝身轻”，心境渐渐平复。

虽然黄州米粮鱼肉便宜，苏轼以此为原料，做出了许多精美的小吃，流传至今。只是苏轼本就清官，为人又豪爽，不善理财，毫无积蓄，妻妾儿女一大家来到穷乡僻壤，虽然精打细算，可还是不断陷入拮据状态，养家糊口、接待友客渐成问题。“吟诗我作忍饥声，便思绝粒真无策。”“饥人忽梦饭甑溢，梦中一饱百忧失。”

寒食节之际，恰逢阴雨连绵两月有余，江水上涨几乎淹没临皋亭，而官驿年久失修，到处漏雨，锅内煮的是当饭寒菜，破灶里潮湿的芦苇烧得满屋是烟。见此情景，苏轼原本强忍在心中的心酸往事一时冲来，让他百感交集，抑郁凄凉、欲哭无泪中，拿起桌上的鸡毫，饱蘸墨汁，挥就《黄州寒食二首》，记述了这一幕令他终身难忘的窘迫之境。诗的头三行，笔迹还有章可循，如人隐忍抽泣。从第四行起，心情随着诗的内容产生了较大的波动，逐渐放纵，点画粗重，结构近乎信笔而为，如人泪流满面。当写到第二首时，心绪已经无法控制，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愈来愈不守规矩，用笔时疾时俆，时畅时涩，时提时顿，时露时藏，时紧时稀，时重时轻，时放时敛，如人嚎啕大哭更如江水奔泻一发不可收。沉浸在悲戚之中的苏轼，绝不会想到他的这幅急就之章，惊天地、泣鬼神，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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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躬耕东坡的苏东坡诞生了

仰慕苏轼、辞官追随已有二十多年的好朋友马梦得，将苏轼的窘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出面向黄州官府乞求一些土地，好让苏轼耕种其间，即可寻躬耕之乐，也可作求食之计。早有此心却不便开口的“相待如骨肉”的黄州继任太守徐君酞，慷慨将废弃的营地数十亩划拨无偿耕种。

营地布满荆棘瓦砾，原本就不是耕种之地。多年来未曾躬耕田地的苏轼，脱下长袍，穿上短衣，自己动手，饱尝开荒种地的艰辛。好在“四邻相率助举杵”，黄州人主动全力相助，不仅帮助开垦，还教他如何种植管理，耕种也算顺利。因此地位于黄州城东，而苏轼最欣赏的诗人白居易也曾在东坡上种花，想白居易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着的性情与自己特别相似，又与白居易一样归诚佛僧，于是就仿“香山居士”雅号，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人自此都敬称他为“东坡先生”或“苏东坡”。时隔不久，苏东坡这一雅号，也随着他于东坡躬耕中所创作的诗歌《东坡八首》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于是，苏东坡，一个富有时代烙印、饱含人生凄凉但又凸显其人格魅力、伴随他一生也伴随他千古的雅号，就这样诞生了。

诞生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号，苏东坡其人更是从此脱胎换骨。

在东坡筑水坝，建鱼塘，整荒地，植蔬菜，种稻麦，打水井，栽树木，筑雪堂，万事看开的苏东坡，现在好似个地道的农民，顶多是“识字耕田夫”，每天除了游山玩水、待客访友外，一心扑在东坡上。“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一个随遇而安、乐而忘忧、恬静闲适而又具有田园趣味的苏东坡，初具雏形。

躬耕东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拮据问题，让苏东坡在苦中作乐中寻回了往日的闲适心境，开始自在吟啸徐行，尽赏清风明月，留给了后人一个个无限倾慕的剪影。

春夜，醉后骑马乘月归家，过溪桥，不胜酒力，从马上下来，等不及卸下马鞍，斜卧绿杨桥上。“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空灵的心境如空山明月般澄澈。而在一个雨后的月夜，苏东坡闲情漫步于临皋亭与东坡间的黄泥板路上，“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逐渐习惯这种农耕生活的苏东坡勤奋耕种，收获颇丰，不仅解了一家窘困的局面，还能有所积蓄，于是想再扩大种地面积，过过农场主的瘾，以便终老黄州，就随友人到沙湖看地，想再买一些。不想归途遇阵雨，同行友人到处狼狈躲雨，苏东坡却雨中柱杖行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潇洒逍遥的苏东坡就这样呈现在世人面前。

耕作之余，苏东坡和来访的文朋诗友、僧俗道儒或饮酒唱和或放浪山水，足迹遍及黄州及周边山水。漫游其间，陶醉其中，人天合一，自由自在，为之讴歌，以此怡情。如果那一天没有客人来访，他要么单独行动，芒鞋竹仗，随性而行；要么出去看邻居，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消磨一日时光；有时甚至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言相骂，醉了席地而卧；有时竟趁酒性私宰得病耕牛；有时雇一叶扁舟，过江去看朋友，遇上风雨，便在外数日。他的这种流浪式的生活，很难想象是朝廷的一种惩处。此时的苏东坡哪是名震天下的风流才子，分明就是一副乡野文化老头的做派，却偏偏赢得了士大夫与农夫的雅俗共赏，可敬又可爱。

1082年七月十六初秋之夜，苏东坡与道人杨世昌及几位好朋友乘一叶扁舟在长江上品酒赏月，舟行赤壁，水光接天，美酒半酣之际，苏东坡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前赤壁赋》。及至初冬，苏东坡对上次夜游赤壁、趁酒行文并不满足，携客再游赤壁，再次挥毫泼墨，《后赤壁赋》就此问世。同年创作的旷古奇文《念奴娇.赤壁怀古》更为后人青睐，一曲高歌，竟成千古绝唱！那一声“大江东去”的呐喊，至今回响在人们的耳边。两赋一词，虽然显露着隐隐的空濛失落之意，但更多的是重笔浓抹从现实中解脱的心情与超然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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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苏东坡在雪堂与朋友畅饮，醉后归家，深夜敲门门不应也不生气，一人倚仗听江声，幻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此时的苏东坡，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这种近似回归大自然的生活，吟出了“村舍外，古城旁，仗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闲适心境。在那篇短小精悍却可与前后赤壁赋比肩的《记承天寺夜游》里，苏东坡得暇领略清虚冷月，更是显露了他的安闲自适的心境，此时的苏东坡活脱一个陶渊明再世。历经风雨，再经黄州这片偏僻却美丽善良之地的洗礼，苏东坡心态上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大有“此处心安是吾乡”，准备从此安居黄州，做个齐安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宠辱皆忘，超然物外，既充满饱经沧桑、愤世嫉俗的沉重哀伤，又洋溢着对于精神解脱和圣洁理想的追求与向往。

即使是同样破败的临皋亭，在苏东坡的眼里，也已经变化为“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他曾多次与朋友们写信，赞叹临皋亭一带的景致，江上“风涛烟雨，晓夕百变”，“阴晴蚤暮，态状万千”，“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临皋亭毕竟是朝廷三司巡按莅临黄州所居之所，每当朝臣来到黄州，苏东坡全家必须退出馆舍，侨寓他宅。所以当时淮南使、也是苏粉的蔡景繁巡视黄州，亲眼目睹苏东坡侨寓民宅的难堪境地，就利用职务之便，嘱咐接替徐君酞为黄州太守的杨君素在临皋亭南边建房三间，以供苏东坡全家居住。房屋建成，苏东坡命名为南堂，先后写诗五首志庆，可见其心情异常兴奋。

黄州那没有污染过的纯净山水、那本色醇厚的竹林田园、那自然简朴的躬耕生活，使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得以净化，也使他更加享受自然之美和生活之乐，心绪宁静满足，精神上完全解脱。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表现在他的写作上，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刻薄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代之而起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宽容，是幽默，是安详平和，是顺时知命，酣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这个时期他的随笔漫谈偶记与诗词，既无道德目的，又无使命作用，但总能把稍纵即逝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成了人们最喜欢的作品，也不自觉地丰富了黄州的文化底蕴。

黄州，本是长江中游北岸一个极不起眼甚至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是个相对偏僻、潮湿多雨、乡民穷陋的地方，由于苏东坡的不期而至，成就了黄州的千古美谈。而在苏东坡最潦倒之际，黄州不仅见证了一位千年大文豪的内心波澜，也及时地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充分慰藉和滋养了苏东坡的聪慧、敏感却憔悴异常的心身。安国寺、天庆观为他安魂，定惠院、临皋亭、南堂为他安身，自然美丽的山水为他安神，知尊爱贤的黄州乡亲与官员为他安心，更是黄州实实在在给了苏东坡做农民的大好机会，让他诗人的拳脚在田地间另有一番作为。所以说苏东坡是幸运的，是黄州助他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让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角色的转换。诚如他所说的，黄州前的“故我”，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妄论利害，搀说得失”，强狠自用，拙于应世。黄州后的“今我”，是“一蓑烟雨任平生”，寓意于物，超然达观，随缘自适，求合于世。一个“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的苏东坡在黄州岿然站起，难怪余秋雨说，是苏东坡成全了黄州，也是黄州成全了苏东坡。余秋雨还说，只有黄州让他涤尽繁华与喧闹，让他沉静孤独，让他脱胎换骨、看清自己，从而变得可敬又可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州被贬不仅为苏东坡的诗文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毅、沉稳。谁会想到这个在“乌台诗案”中倒了大霉的牢骚诗人，竟在黄州这个长江边上再荒凉不过的小镇上，得以重生为苏东坡，并唱出了自己生命之歌的最强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东坡居士”这个雅号产生于黄州，就连苏东坡这个人物也是诞生于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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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东坡的后世

正当苏东坡对黄州水土已服、气候以惯、心平气和，准备在此安度晚年之时，朝廷意外颁令，调离黄州，转任汝州。此时的黄州，在苏东坡心中无异于故土眉山，告别黄州，苏东坡难免心情激荡，思绪翩迁，唯有提笔挥毫，作歌留句。我已在黄州经过了两次闰年，孩子们早学会了当地方言和歌谣。山中友人用猪肉、鸡、酒款待我，并劝我在黄州长住下来。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人生一世，为何要东奔西走，来往如梭？等到了汝州，我要悠闲自在地欣赏秋风中洛水清波荡漾的景色。雪堂前的柳树枝细叶嫩，请为我照管好，不要让人剪伐，恳请黄州父老，不时为我晾晒打鱼时披戴的蓑衣。依恋之情动人肺腑、回味悠长。别了，赤壁的冷月；别了，雪堂的暖炉；别了，东坡的葱绿；别了，寺院缭绕的青烟，别了，江水漩荡的激情；别了，黄州善良的父老；别了，我的故乡黄州！

离开黄州后的苏东坡，对黄州父老乡亲的深厚情义依在，常与《东坡八首》中提及的潘彦明书信来往，每当给潘彦明去信，必定逐一询问黄州朋友的近况。黄州的梅花也常勾起他的留恋之情，“邾城山下梅花树，腊月江风好在无？”就在他如日中天却厌烦朝堂朋党相争之时，他给当时黄州太守杨采填词二首，遥寄他对东坡故居的思念与归隐黄州的情怀，“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望小桥流水。”苏东坡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心如槁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既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经过黄州的脱胎换骨，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日趋沉静、旷达和超脱，刚柔相济，进退自如。无论是官运亨通还是再次被贬惠州、儋州，他都能做到超然物外，种种虚名浮利都不被放在眼里，对仕途跌宕甚至个人荣辱不大在意。人生得意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生失意时，无为超脱，随遇而安。

黄州自然更不会忘记苏东坡。在他离开黄州近千年的时间里，黄州始终在端详他那沾满黄州田间泥土的双脚，始终在检阅他那段“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随遇而安、苦中作乐的黄州岁月，黄州更以亲证的资格，用多种方式千百万次骄傲地向访客述说苏东坡当年的人生窘困、脱变的艰辛以及蜕变后的洒脱与从容。

今天，黄冈市大力实施强工、兴城、强农、兴文的“双强双兴”战略，其中的“兴文”，就是要挖掘、整合和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在黄州，发掘东坡文化，打造东坡文化品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从赤鼻矶古韵悠然的东坡赤壁，到遗爱湖畔现代园林景色与东坡文化相生相融的遗爱湖公园，再到通过东坡文化而招商引资典范、建设中的东坡外滩，他们都成为展示东坡文化、传承东坡文化的平台。

肖意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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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一代文豪的精彩，欣赏佳作。

元辰

感谢天河兄携来厚重好文，对苏轼一代巨匠做出很好的诠释与介绍。并谢谢你的仗义助友、提携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