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名抗日忠骨何处觅?——黄花古民居探奇!

邵添松

这里曾经是75军预备第四师的师部机关

今年腊月二十六我们全家到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3组团年，探访了在那里依稀尚存的几处亲房叔伯，体验了百余年前先辈们精湛的建筑工艺，感受了在此流传了千百年历史的民风民俗，受益非浅。

平时在宽阔马路上风驰电掣的面包车，此时却像只蜗牛，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吃力地爬行，不到3千米的路程却整整行驶了20分钟。经过一阵颠簸后，几栋白墙青瓦的古民居映入我们的眼帘。在众多的古民居中，尤其以“老号”和“宝和”两栋最为著名。这两栋古民居已于2002年底被宜昌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古民居距今已有约150年历史，是宜昌地区现存屈指可数的古民居群落，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物鉴赏、学术研究和艺术欣赏价值。

      百年古居雄风犹在   
      黄花古民居位于长江支流黄柏河西支的右岸。据居住的原户主佣人后代王可维介绍，“老号”和“宝和”古民居坎上坎下，各有院落，四周用青砖浆砌，面向河边还筑有枪眼，自成体系。“老号”建在前，先后建了五、六十年才全部完工。因易起伦是大夫门第，故家宅豪华。在南边周围2公里的范围内，建有装饰华丽、雄伟壮观的6栋一厅一堂5个天井的大瓦屋。古民居的外面是宽敞的稻场，稻场四周用院墙围住，院墙根均用条石围着。正中建有高大的门楼，门楼和院墙上修有箭垛和铳眼。整栋古民居近看是庄园，内看是花园，远看象城堡。亭阁寿头，雕龙刻凤，十分壮观。据当地老人回忆，易家老屋的金字寿匾和楹联不下60余件。每栋周围均用石条石围墙，中间或两头修着高大的石门柱。骑马门槛，两边一对大石鼓。大门槛正上方悬挂一块金光夺目的长形金匾，刻着“大夫第”三个字。老人们还讲述易家老屋过去威严的历史：“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骑！”

“老号” 民居从右至左两扇大门门头上的楷书写着“勤俭忍让，忠厚传家”几个大字，似乎向人们昭示着为人处世的哲理。这栋典型风格的古民居始建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是易家老屋古建筑群体中的一栋。关于易家老屋的历史，据《易氏宗谱》记载，易氏始自山西太原郡，故曰“太原氏”。相传是周文王十三子雍伯之后，春秋时食采于易，因而受姓，世居山西太原府。战国时，散处天下，于是居易水易洲的子孙，其姓即因地开始，而易城易县的子孙，地又以人传闻。到了唐代，易氏自鼎臣公以及第起家，后裔相传，由太原迁星沙（长沙）。迨宋高宗时，易亮公由星沙迁峡州（宜昌），成为宜昌易氏的始迁祖。后来，戴圣公一脉因世乱避于大峰深山，此即宜昌黄花南边易氏家族之起根发脉也。从此以后，男耕女织，代代相传。其中，忠祚公这支颇有起色，便兴旺发达起来。

忠祚家住的林子包，也就是黄花乡南边村的易家老屋，周围一片山岩，土地瘠瘦，几间小屋，垦土维生，十分清苦。据说他在屋里挖苕窖，挖了两缸银子，从此就买田置地。长子国黉，操练武艺（武庠生）；次子国学，勤读诗书（文庠生）。一文一武，家庭就大大地改观了。国学仅有一子，名叫起伦，字绍纲，号彝庵，东湖县太学生。生于嘉庆壬戌年，15岁娶妻杨氏。生二子，长子贤典，号莲舫，附贡，主政，例加户部主事；次子贤谟，号仙舫，附贡生，候补训导。二子均属五品衔。起伦十分注重纂修宗谱。贤典贤谟二位根据明正德庚申岁孟春月文林郎金堂县令逢吉公（字天佑，号可亭）所修宗谱、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岁文英公（字子实，号敬所）、隆庆庚午科举人文溥公（字子公，号同人，与兄易文简、峡州陈禹谟、张希载同科隆庆庚午举人）于“奉先堂”和康熙四十三年（1704）甲申岁仲春中敬公（字子居，号楚峡，峡州廪生）于“尚志堂”续修宗谱的基础上，于咸丰十一年（1861）再次续修。传至民国初年，由贤典贤谟孙子易仲明、易孟池组织领导联合家族易子佩、易良书、易德文等组成纂修宗谱成员，收集资料，整理删订，编排缮写，雕刻付印，装订成册，全谱12卷。（欧阳运森就收藏有《宜昌易氏宗谱》和《宜都易氏族谱》各一套共18册）现将黄花乡南边村的《宜昌易氏宗谱》内容简述如下：《宜昌易氏宗谱》，民国年间石印本，由易氏宗谱续编会编修，——6册。卷一至卷六：世系图；卷七、卷八：诗、戒、礼仪、记、祠堂说、祭条、祭田、莹田记、义举、行略、传；卷九：序、铭、传、题、文、记、诗；卷十：诰封、传、寿序、哀启、名、表、领谱名号。据查阅，黄花乡南边村的易氏有56派：“宗元忠国起贤良，顺德行仁正万邦；家世恩荫承祖泽，克纯兰桂应兴昌；肇继先方思上达，经纶治功显宏长；士子登朝名可大，玉殿自必振儒光。”
     从南边易家老屋走出去的名人很多，以下就近代的介绍几位：易德榜，宣统三年（1911）毕业于日本某大学法科，曾任夏口地方法院推事；易楷（1905——1985），号粹然，在古民居出生， 1925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于1932年6月毕业，获得教育学士学位。先后在湖北实验中学等地任教。1985年11月因脑溢血病逝；易鹏（1922——1994），中共党员，又名易顺木，出生于南边金鱼坪。1944年考入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毕业后一度从事教育工作。后调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重机厂工作，直至离休。

      工艺精湛流芳百世
       黄花古民居有它的辉煌历史，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古民居逐渐走向衰落。解放后，古民居被分配给长工、佣人和无房住的的贫雇农。现存的文、武两庠生的住宅还有16户40多人居住。其建筑有不同程度朽坏，但基本上保持着原貌。易家老屋的“文庠生”住宅通高约8米，檐口高5米，砖木结构，呈纵长方形平面布局，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其明间，前为厅后为堂，中间有明亮的天井区分，天井四周有宽敞的回廊，天井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中国建筑讲求对称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厅与堂的连接沟通也独具匠心，毫不呆板：前厅为穿斗式木构架，后堂为抬梁式木构架，梁与梁之间用驼峰或大斗支垫，状呈三角形，极大地增加了房屋的稳定性坚固性，难怪易家老屋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考验仍屹立如山。墙体用薄青砖石灰浆封檐，小青瓦屋面，白色沟滴水，檐下正立面为仿牌楼式彩绘覆盖，其间上下绘有各种对称的几何图案，中间嵌有竞相开放的茶花，通檐彩绘历经无数次风霜雪雨的洗涮至今依然颜色清晰、线条流畅。骑马门槛两边的一对大石鼓依然如故，可惜石鼓上的石狮却毁于文革时期。商品有价，文物无价。

     在南边古民居普查登记的36件可移动文物，可以说是保存在民间的上乘之品，有极高的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登记的文物全是清代物品，品种繁多，既有石质马槽、石雕、石鼓、浮雕、门槛、砚台、棋座、闺厕，又有木质木椅、木钵、木凳、茶桌、木枰、木雕，还有陶瓷质的瓷罐、瓷钵等，更难得的是锡罐、铜罐等，文物价值相当高。
     正当大家忙碌着丈量尺寸绘制草图时，一位满头银发蓄着10多厘米长花白胡子的老人朝我们走来。他身着蓝色长衫，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他自我介绍，名叫孙忠林，如今是易家老屋的主人。土地改革后，他们一家分到了这里的三间房。如今，他已是86岁高龄，连最小的玄孙都20出头了。南边村80%的人口都姓“易”，孙老是为数不多的独姓之一，但他对“易氏家族史”却了如指掌：清代咸丰年间是易氏家族的鼎盛时期，于是他们大兴土木，共建了10多处住宅和祠堂。但这些住宅和易家祠堂多在文化大革命“扫除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毁于一旦，所剩住宅廖廖无几，而且仅存的几处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古民居的大门居中，向内凹进，称为“卧槽”。大门上顶雕梁画栋，翘首飞檐，精巧别致。大门口有一对雕花石鼓。进入大门，便是客厅，面积从几十至百余平方米不等，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厅屋两侧是厨房、火笼屋。堂屋和厅屋相隔五六米远，中门有方形水池，这就是天井。天井底部有龙眼通向屋外。堂屋与厅屋间有雕花屏风。精致的棋盘格式木雕，引人入胜。平时，隔门不打开，上雕龙凤呈祥、喜鹊登梅、八仙过海、玉母祝寿、二龙戏珠、鲤鱼跳龙门等吉祥图案。厅屋后面是堂屋，一般比厅屋高，是供奉家神老爷和祖宗牌位的地方。堂屋两边的正屋都盖有木质楼板，是家庭主人的寝室。孙忠林老人居住的屋子西边的墙体开始倾斜，我们不禁为这么灿烂的一颗民居瑰宝的命运担忧。

     离开孙忠林老人家，我们继续前行。沿途路过每家每户，村民诚挚地邀请我们进屋歇息，有两位村民执意要给我们当向导，我们这才欣然应允。当经过一段长满杂草的青石台阶时，突然发现几乎每一石阶上都镌刻着古朴遒劲的书法，有隶书、楷书、草书等数种，刻有“字流芳古”、“进士及第”等字样，十分端庄清秀、古朴流利。
     在两位村民的热情引领下，我们顺利找到了民国时期宜昌的社会名流易楷的住宅。此处房屋建筑风格与前处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屋内装卸略有讲究。门柱左右两旁各有一与门坎连为一体侧放的大理石石鼓，分别雕刻着一雌一雄幼狮，可惜石鼓上一对精美的小狮已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毁。宅内二楼金黄色的栏杆装饰令人赏心悦目，整条拦杆被两条巨龙环抱，并在中部汇合呈现双龙戏珠的景象。那须发冲冠的龙头，那光芒四射的龙眼，那力大无比的龙腰都勾勒得栩栩如生，中华民族传统的龙文化在这里演绎得出神入化。

“武庠生”豪宅曾驻扎过抗日官兵

   当我们到达 “武庠生”的豪宅时，已过晌午了。虽然院墙已被拆毁，但飞檐高高翘起的院门依旧耸立，面积特别大，霸气十足。宅内的做工分外奢华，各种装卸应有尽有，连窗户都别出心裁地形似繁写的“福”、“禄”、“寿”、“贵”等字样。此宅现已被分成四家，由易德厚等四户人家居住。当我们见其中一户大门虚掩，疑惑地问：“是不是迁走了？”邻居易德厚答曰：“不，是去当阳走亲戚了，已经走了两天。”听了易德厚的回答，我们个个目瞪口呆。我的天啦，出门几天居然连门都不锁！可易德厚他们却不以为然。原来，这里的家家户户日不上锁，夜不拴门。由此我们想到了就在刚才为了拍摄易德厚家的“寿”字窗户，易德厚竞让其伙计（妻子）拆掉了用竹片钉在木窗上抵御风寒的塑料薄膜，或许是其伙计想完整地拆下来等我们走了再钉上，所以动作格外小心。但易德厚嫌她慢，放下手中的碗筷三下五除二就撕毁了薄膜，让我们拍摄。我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他们的心底是多么纯朴善良！推开厚重的木门，一根竹杆制成的电视天线架从爬满蜘蛛网的天井中伸出，古老的民居里这才呈现出了现代化的生活气习。

      抗战时期功勋卓著   

抗日战争时期，黄花古民居地处抗敌前沿阵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当年国军的第75军预备第四师师部和前线抗敌野战医院都设在该村的养老坪，也就是今天的金鱼坪。据易正锡老人讲，1941年，第75军预备第四师师长傅正模，曾在南边驻防两年多。部队在驻防期间，为提高国民素质，竭力开展禁烟运动。当时，这里富裕人家盛行吸食鸦片。有一次，“老号”大财主易南星的母亲送鸦片给傅正模的一个团长治病，被驻军发觉。师部便以筹建学校为由，罚了易南星光洋5000元。于是驻军就将这些资金用来办起了战地学校，此后沦陷区的大量难民子弟涌入南边。傅正模师长又在南边借用民房做教室，以预备第四师当时的番号“刚正”命名，创办了“刚正民众小学”。学校就设在“老号”易庆祥家里，校长由师政治部主任郭德章兼任，教员都是政治部政工干部和随军家属。后来，师部调防于雾渡河，学校移交给地方续办，改名为宜昌县大峰乡中心小学南边分校（今南边小学）

据现住在民居内的王可维老人介绍，当时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减少日军对我方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抗日部队积极采取防空措施。过去“老号”民居的外墙都是白色，后来一律改成了灰黑色，以防止日寇飞机的空袭。在宜昌沦陷后的五年间，由于经常换防，所以来这里驻防的部队很多。这里既是作战指挥中心，又是伤员救护中心。由于隐蔽措施得力，这里一直没有遭到日军的空袭。

这次参观回来的路上，正碰上南边村村民用木杠缆绳肩抬水泥电线杆。他们说这里将要安装程控电话，开拓脱贫致富的道路，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劳动的人群吆喝着，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大家一点都不觉得沉重。干活的领头人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不久的将来，有人将在这一带建起军事陈列馆，以再现易家老屋在特殊历史时期所作出的特殊历史贡献。举目四望，对面的凤凰山峰峦叠嶂、此起彼复。

      

邵添松

预四师师长傅正模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

  傅师长的眼泪
       1940年5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
     黄花两河口以东地区的汤渡河、鄢家河、珠宝山、沙坝店子等地，均被日军占领，并修筑了大量半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西犯四川。

     国军第75军预备第四师,于1941年春担负晓溪塔地区的防守，师部原驻雾渡河的歇马台、是年春迁到晓丰南边村，师长傅正模就住在南边枣子树岭的大地主秦吉福家里。预四师是独立师，下属有10、11、12三个团。部队分驻在七里峡以上的几个地方。
     在敌我双方拉锯战频繁的1941年间，傅正模师长经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通常是身着便衣，头戴草帽，脚穿草鞋，与化了装的警卫一起步行二、三十里．前往珠宝山一带视察军情，察看地形，布署战斗，慰问伤员。有一次，我被抓去当伏，帮通讯兵抬电线杆，于新坪返回途中，与傅师长一行同行。我亲眼看见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我悄悄地问旁人：师长怎么在流泪?旁边年纪大的人告诉我：前线战事激烈，将士伤亡太多，一师之长能不痛心吗?那时我才16岁，从傅师长的举动中,似乎明白了许多许多。

     成为一名抗日战士

      1941年5月，我的父亲生重病卧床不起。一夭我正在给父亲熬药，保长和甲长到我家派夫，说要去抬电线杆。我父亲向保长求情，邻居们也帮助说情，要求免去一次差事，但保长说:“前方战事吃紧，都不当夫，日本人打来了,大家都活不成!”没法子，只得服从了。我和邻居刘邦锐两人抬了一根200多斤重的电线杆，从普垭乡公所抬到南边，共有三十多里、一路上又饥又渴又累，抬到杨家河时，两人都走不动了。我与刘邦锐商量说:“这个差事太累太苦，反正是为了抗日，还不如干脆去当兵,死了活该，战死了还有一分光荣!”刘也同意我这个建议，两人便趁无人注意时丢下电线杆，跑回家后对重病的父亲说了一声，带了几个苞谷面粑粑，便径直到师部投军去了。

     在投军报名时，遇见了曾在我家住过的吴排长，他与师部登记处的干事商量了一会儿，知道我有点文化(读过四年书)，还有些精明气，就把我编入师直属通讯连。连长是湖南人，名叫郑长和，他安排我到有线通讯排。

     当兵也真不容易，俗话说:是兵不是兵，身上60斤。我入伍后就开始了队列训练，全身装备是:两卷皮线、一部电话机、一支汉阳造，两颗手榴弹，两袋大米，两百发子弹，四袋压缩饼千。训练了一个月，累得精疲力尽，一次我累哭了，山东大个子排长刘三钢就帮我背枪和手溜弹。我想过，这种官兵友爱，只能在抗日的旗帜下，只能在抗日的战场上才能产生。

     血战沙坝店子   

      1941年冬月的一天，预四师奉令全师开赴晓溪塔地区，准备与日军作战。当晚全师三个团连夜开拔，途径七里峡、杨家河、张家口向前进。那时这一带都是弯弯曲曲、时上时下的羊肠小道，雪深没膝，寒风凛冽，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行军，摸了一夜才走到新坪。这时天刚麻麻亮，师部传令部队在老百姓家中隐蔽休息，待天黑时又继续前进。

    第三天，全师开进到下坪，师指挥部设下坪（村）、三个团分驻下坪、孙家坳、赤板河，与日军据点沙坝店子相距只有三四里地.临战前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师指挥部令我通讯排以最快的速度架通与各团的电话线，以便指挥作战。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架好电话线后，可10团与师部却不能通话，又连夜逐段查找原因，好不容易才找到有一段线的内线被人弄断了(可能是汉奸捣的鬼)，又临时决定改变线路、以防不测，直忙到午夜，才全部弄通。

     凌晨一时许，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了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二点时分，主攻团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中潜伏下来，工兵排余排长带领1人在前面排除障碍，他们摸到敌前沿阵地，用虎日钳子剪断了敌人第一道铁丝网，又顺利地剪开了敌人第二道铁丝网，把敌人的阵地撕开了一个口，10团向前跃进了100多米。当我工兵剪第兰道铁丝网时，却触动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顿时暴露于日军视线与火力网之下。此时此刻，似乎除了主动进攻已别无良策，团长立即下令强攻冲锋。敌阵中六挺机枪一齐向我军并火，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地被敌火力扫倒。冲一次倒一批，二营营长当即阵亡。
    第二次冲锋又开始了，这时全团已伤亡过半。三营高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迁回，接近敌阵，连炸敌碉堡两个，接着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我50多名官兵全部与敌同归于尽。10团在此次血战中，仅剩下1人，其中3个重伤，5个轻伤。

天亮后。日军对我将士尸体进行检查，凡发现有一点气息的，都残暴地补上一刺刀，与我一起参军的刘帮锐，因冲锋时挂了彩，倒在地上，还有几个被打死的士兵倒在他身上，敌人在检查尸体时没发现他活着，因而幸免于难。他家里听说10团全部战死，正在哭着为他准备后事，他却趁天黑后回到了师部，家人才破啼为笑。
这次夜袭之役虽然失败了，但也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打掉了敌人的气焰，日军得知我预备师尚有二个团仍埋伏在他们的周围，而且还有增援部队来时，知道处境不妙，便撤出了沙坝店子据点，向后退了10公里。我军10团团长因指挥失误(应该后撤，不能强攻，以保存力量，再找战机)，后被枪毙了。

       三千多将士的忠骨   

       预备第四师的野战医院那时也设在晓丰南边村的养老坪(现改名金鱼坪)，与我的家只隔一条小河，关于野战医院的一些情况，我是亲眼所见。我家中就驻有该院的一个担架排，专门负责抬运在前线负伤或牺性的将士到野战医院治疗或安埋。

     在没入伍前，每夭都看到成批的伤亡将士从前线运回，轻伤员住轻伤室，重伤员住重伤室，死了的立即安埋。由于日军封锁了我军的运输线，医药奇缺，全靠人工从三斗坪下面的南沱运送，民夫们从莲沱上山，经牛坪垭，下晓丰河，过张家口，才能运到野战医院，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因此，一般到了重伤室的将士，几乎百分之百地无救了。

     有一次，担架排3天没回后方，医院就死了好多个伤员。开始对死去的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土坑掩，坑里可垫一点稻草。后来战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就顾不过来了，干脆几个人一坑或几十个人一坑。

    一次，有个重伤员没法医治了，负责掩埋的几个士兵便将他抬出去准备埋掉，这个伤员口中喊着“我没有死呀，我还要杀敌报国呀，杀敌报国！”喊着喊着就断了气，看到这种情景的人，没有不流泪的。

    在预备第四师驻晓丰南边的四年多时间里，养老坪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上，一共掩埋了3000多位抗日将士的忠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宫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我记得其中一块石碑上就刻有800多士兵的姓名。

傅正模师长离开南边时，专门为该师捐驱的将士们立了一块纪念碑(现仍在)，还专门买了一块公地，请当地的易敬香(现健在)种这块公地、负责每年清明节给埋在这里的阵亡将士们上坟扫墓，以示深深的怀念。易敬香每年尊嘱办理，直到解放为止。

探索二号

已拜读！

革命军周容

正面抗战，国军功勋，历史永记！！

兰水仙

铭记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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