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留学的回忆

zhangyaling

当有人建议我写一写苏联留学回忆的时候，我欣然的同意了，但是久久没有及时着笔，因为我怕写坏了，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很神圣的，只能写好，不能写坏。最近一个时期，一些杂事办完了，我可以安下心来考虑这个题目了。可从四个方面来叙述：
我经过的大学生时代
不少人都说，年轻人喜欢幻想未来，而老年人则喜欢回忆过去。不错，我也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不仅仅回忆过去，也该展望未来。我和我的同辈人经受了几十年的风雨，我曾经企图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几十年的历程，这句话能否代表年过花甲或古稀甚至耄耋之年老人的心情，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句话是：我们经过了用混合面儿做窝窝头的三十年代、日本人撒退后美国兵又来了的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风气良好，春光明媚的五十年代初期、反右扩大化及其后大办钢铁大跃进失败的五十年代后期、手臂象似上了弦似的六十年代、改革开放从开始至今的三十年。我和我们这种老人都是这几十年中国变化的参加者。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果大典的见证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是怀有敬意的，是热爱的。
我于1950年参军，加入抗美援朝的行列，1951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习俄语，我和所有当时的大学生一样，享受过终生难忘的读书机遇。这是指免费上大学，不需要交学费，免费住宿，不需要交住宿费，免费吃饭，不需要交火食费，免费看病吃药，不需要交医疗费。不但不交钱，每月还得助学金。当然，还有就是不用自己找工作，到处奔波，毕业后包分配。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其它供给制的待遇，如：发不同季节衣服，我和我的同辈老师都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回忆这个时代。这也许是当今大学生望尘莫及的。或许认为在就业问题上“择”比“分”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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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苏联更是一种幸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不但不承认它，而且非常敌视它。直到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这时的新中国只能走与苏联结盟的道路，当时苏联在国际上威信很高。英美等西方国家对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也十分敬佩，正如当时苏联莫洛托夫外长所讲的：条条道路均通往共产主义。当时选派留学生是十分严格的。在我看来，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及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弟是得到了照顾的，我没有这种条件，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凭自己学习和对党忠诚得来的这一切。1952年春季，我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来到了留苏预备部集中，参加考试，整装待发。每个留学生都制作了可供五年使用的衣物，整整两大皮箱，全部公费。在苏联期间，每人每月享受助学金五百卢布，相当于人民巿250元，这种待遇不但超过了国内一般教师的生活水平，而且比当时苏联讲师级的教师的收入还要高。不错，伙食费要从这笔助学金中支付，其余的钱我们多半买书了。
在莫斯科，我和其他留学生一起瞻仰过列宁的遗容，看见过斯大林。此前，在苏联境内火车上聆听过他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虽然我们赴苏前得到过一些俄语培训，但和苏联同学一起听大课，一起讨论，参加教育实习活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一切活动全部用俄语。苏联同学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刻苦学习成了我们唯一的生活内容，
留学生没有休息，苏联人说中国人用功象是野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太天真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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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选择和学习，只知道考五分。当然，李富春副总理在大使馆号召我们功课要考五分。在读书期间，我见到过一些知名学者，如语言学家温诺革拉多夫，作家西蒙诺夫，爱伦堡，战斗英雄 -- 梅列谢耶夫。寒暑假的生活十分丰富，一般都是到休养所或疗养所去，或者到外地去旅游，一般都是免费的。周末有舞会，我是在留学期间学会跳舞的，我所在的班一共13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生，所以女同学邀请我跳舞的机会，大大多于我邀请她们。
我们所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我很喜欢俄语。我不但教了一辈子俄语，而且退休后还依靠俄语到外面去打工。俄语帮助我了解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帮助我克服思想上的保守、落后和愚昧。不久前，我写过一篇短文《阅读俄文报刊，其乐无穷》。
留苏回来的人是一笔财富和尚未开尽的资源
在武汉大学（包括水院和测绘），大约有80名从苏联回国任教的，也有些人是从武汉大学出去后来又分配到别的单位工作的，如：著名的数学家王梓坤、经济学家董辅礽，也有些人不是从武大派出而被高教部重新分配来的，如：吕敞和我。有的人多年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如；刘道玉，或武大校党委书记，如任心廉。有些人担任过院系领导，如卢振中，祝肇安。有些人已经去世了，如：测绘科技学院士冯文灏、汉学教授李格非，空间物理学教授黄锡文、经济学教授付殷才，生命科学教授肖翊华等。也还有人至今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作用，如：化学科学院士查全性、生物遗传学教授汪向明、水利电力科学两位院士：谢鉴衡、张蔚榛、经济学教授郭吴新、图书情报学教授彭斐章。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教授姚录安、生命科学教授周嫦边养病边写书，用左手写字！
在上世纪50、60年代，到苏联去学习或进修，是一次极好的机遇，也是政治上的一种荣誉和信任。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武大的任心廉、刘道玉也都是留苏的。我记得：在我们那批人去苏留学前夕，刘少奇在中南海为我们送行，郭沫若在北京饭店为我们饯行。1957年回国时，吕叔湘到北京火车站去迎接我们，党和国家对我们留苏同学寄予厚望。据我所知，留苏生或进修生当中没有一个人毕业或结业后不回国的，都能如期回国，以便好好地报效国家和政府。
入乡随俗，尊重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
   大学生要学五年，要度过几个时间很长的寒暑假。苏联同学邀请中国同学到农村去玩。这样也可学到从书本上难于学到的东西。我曾有机会在喀山乡下度过一段时间。俄罗斯人不小气，出手大方。物资丰富，在农庄那里把牛奶当水喝。俄罗斯人，尤其是鞑靼共和国地区的穆斯林人，都十分爱干净。几乎家家有浴盆。在这里我可描写一下俄罗斯人的洗澡。
   1952年全国赴苏留学的也只不过三五百人。同时抵达莫斯科。临时安置在李鹏当年读书的动力学院。有人领我们到公共浴室去洗澡。那里从售票员到收捡脸盆的，从调试水温的到衣柜管理员清一色都是中老年妇女。当着洋大妈、洋太婆的面，真不好意思地脱下内裤。后来我在别的澡堂也遇到过同样的情景。这无疑与二战中苏联牺牲的几千万人多为男性有关。二战后苏联妇女把一切劳动承担了下来
俄国人很重视洗澡。他们把澡堂比作第二个妈妈，把星期六称作洗澡日。有的公共澡堂还设有蒸气室。冬天人在蒸气室呆上若干时间再出来，从侧门走出去，到有雪的地上打滚。
俄罗斯人信东正教。莫斯科有许多教堂。我留学期间经常经过教堂，甚至在教堂门口站立，但不敢进去。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人不信上帝。俄罗斯民间最大的宗教节日是复活节。在这一天及以后的若干天内，女人要穿红色衣服，家家染红鸡蛋。表示生命的开始。                                                             /

关于在武汉大学开展中俄友好活动的几点建议
1、在武汉大学（包括水院和测绘）有大约80人左右是留苏学生，或者是留苏进修生，曾以武汉大学留苏会的名义开展过工作，受到过武汉大学前任党委书记任心廉（原留苏同学会的会长）、校长刘道玉、齐民友、陶德磷等校领导的关心。但是，近十年来，没有开展过工作，这与当今强调中俄友好的形势是不相符的，应该重整队伍，由校办出一位工作人员专们负责此事。
2、现提供武汉地区，留苏（或东欧）同学录，以此作参考基础，重新进行核对，包括补充新的人员。
3、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聚会，交流信息，届时请刘经南校长和罗志刚教授作访问莫斯科大学情况介绍。
4、派两个人，如：金大辛（原留苏同学会的付会长）、吴成泰（接替姚录安的工作），到北京去与全国留苏同学会联系，包括购买有关书籍，开展留苏同学会活动。
希望校办出面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将会对中俄友好活动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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