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雷打不动的去给家家拜年。家家,是武汉人的叫法,就是外婆,北方人叫姥姥。我更喜欢这称呼,家家,温情、细碎。 家家九十了,前年下半年得了比较严重的心衰,所以今年的精神要差一些。看到我来,脸上笑成了一朵大菊花。细瘦干枯的手拉着我,絮絮叨叨地问着、说着。 其实家家的话,有些我是听不懂的,她是湖南人,虽说三十多岁就来到武汉,可乡音难改。家家自小没有上过学,自是不会讲普通话的。而且家家在七十多岁时因为三叉神经痛打了封闭针,面部神经萎缩,影响了嘴巴的闭合,吐词就更为含糊不清了。 尽管如此,我仍是愿意陪在她身边,就在小院的太阳底下坐着,听她随意地闹闹磕。家家老了,思维会有些混乱,她讲的事有时候会很穿越,一会是妈妈小时候,一会是她少年时。 家家最自豪的是,她是厂里的生产能手,干活那是拼着男人的,这些也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碎碎念。家家和外公都是湖南邵东县人,外公年轻时出来跟人做木材生意,一度也自己做成了小老板。不过解放后被划成了资本家,财产没收,后来在老乡的引荐下,来武汉进厂当了工人。 当时在汉阳新五里处聚集了很多湖南老乡,外公在这边做顺了,就把家家从湖南接过来了。那时家家已经生了大姨和我妈,家家一个扁担两个筐,挑着大姨和妈妈,这就是她全部的家当。 大姨和妈妈生在湖南,名字里有个湘字。三姨生在武汉,所以名字里有个汉字。外公和家家一共生了四个女儿,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是女儿就不让上学,而是把四个女儿都送进了学校,日子当然过得更是紧巴巴了。 来武汉大半年后,家家进了煤球厂做工,家家说在挑煤女工中,她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二百斤的担子在肩上,脚下健步如飞,仿佛挑着的只是一担棉花。家家力气大,吃得多,说话声音大,走路步子大。我想,是这些最朴素的劳动,给了家家一个强健的身体,所以她在七十二岁做胆结石开刀、在八十八岁得了严重心衰医生断言最多半年,她却顽强地活过了九十,走到了今天。 我是家家和外公带大的。大姨和妈妈赶上了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姨后来辗转调回了武汉,妈妈就留在了宜昌。爸爸也是武汉的知青,所以在宜昌,只有爸爸和妈妈两个人,没有一个亲人可以帮上忙。我八个月时,外公去了趟宜昌,看我面黄肌瘦、就一个脑袋忒大,坚决决定在我断奶后把我带回来。 我十个月时,外婆去宜昌接我回武汉。那时得坐一天一夜的轮船,上岸后还得倒上几趟公交车,家家不识字,讲的湖南话别人也听不懂,好在碰到一个小战士,一路打听着把我和家家送回家。这段往事,我从小就听家家、妈妈讲了无数次,家家常遗憾地说,真是啊,那个小战士到我们家连口水都没喝上……所以,当我懂事后第一次看电影《雷锋》时,看到雷锋送老人回家那一段,会觉得格外暖心,在我心中,早已把当年的那个小战士,想成了雷锋的模样。 我先天身体底子薄,家家就想着法子做吃的给我。那时候什么都要计划,外公要上班、四姨在念高中,缺不得营养,家家就把她的鱼、肉全部给我,蒸汽水肉、剁鱼靡、蒸蛋……终于把那个头大身子小的毛头,养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以至于当年春节妈妈回武汉时,都快认不出我了。 我在家家、外公身边生活了六年,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宜昌。虽然没上幼儿园,可有外公用旧烟纸盒做的“上大人孔乙已”,我也识了不少字。 家家喜欢说我聪明,总说我没上幼儿园,上学后成绩一直不错。我笑着给她剥了一包酥糖,让她放在嘴里慢慢抿。家家以前最喜欢吃炒蚕豆,嚼着嘣嘣响的那种,自从三叉神经痛之后,就吃不了了。总记得小时候,跟家家、外公围着木炭火看电视,一边嚼着蚕豆,一边看家家在炭火里烤糍粑、红著,窗外的北风呼呼,屋里却暖融融的。 2003年,外公85岁时去世,他老人家按照民间的说法,是真正的寿终正寝。那天早上外公起床喝了点粥,说犯困,继续睡。到中午在床上坐了会儿,吃了一点点汽水肉蒸饭,说我怎么还是想睡呢,当时我妈和三姨都在家(妈妈当时已退休,回来照顾),于是让外公继续睡会,结果外公就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尽管大人们都说,这是白喜事,可我仍觉得心中曾经有的那个圆,从此缺了。 外公去世后,家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在平日的絮叨内容中,外公的故事越来越多。家家说外公同样没上过学,可他聪明、好学,不但识字,还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只要外公休息在家,总有好多老乡拿着纸笔,上门请外公代写信。我想,那个时候,外公是家家心中的偶像吧? 家家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了,她又不知不觉打起了盹,我跟她轻轻地盖了条毛毯,看银发在阳光下如花,突然有种想流泪的感觉。 喜欢听家家跟我絮叨那些过去的事情,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可能真的也不多了。可是,这一刻,仅仅这一刻,安宁、静好,足矣! 我和家家,摄于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