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

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16:09:04

本帖最后由仙岛人家于 2012-9-12 16:21 编辑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
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它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　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　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　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　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　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　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 / 道德与理智 / 价值与知识 / 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 / 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相应于七，我曾就中西哲学中一切重大问题作了批判与分析性的对比与评价，涉及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来不利兹、休谟、康德、怀德海、蒯英、海德格、德利达等等。
相应于八，我曾就中西文化冲突问题进行了深度结构与本体诠释性的分析，并在管理哲学的平面上作了对比与评价。
相应于九，我曾在易经哲学的基础上对一个包含中西哲学的本体学与价值论的世界哲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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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16:08:39

（二）“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一文撷要：
这里摘要发表的是成中英先生一九九八年刊载在《哲思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摘录如后：
　　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关心的事。中国哲学的中心话题是甚么，发展到什么地步，未来的理想境地是什么，目前中国哲学学者们似乎并没有好好的谈过。中国哲学学者都是站在自己感受兴趣的问题与影响自己的文化传承或学术背景上发抒自己的意见。当然时代与历史也赋予一个哲学学者的特殊出发点和一般的共同意识。共同意识应从共同背景去找：五四以后儒家中心主义的失落；政治与学术的对立；儒家从政治中的逐步解放（到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批孔运动还不是要摆脱孔子思想的影响吗？）与自身解构，中国发生了恒古未有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同时失落的重大危机。要建立政治权威并要使其合法化是一部当代中国历史中社会内在的挣扎，可说自有史以来传说中的襌让到流行几十世纪的朝代循环再到如今台湾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此一内在社会挣扎的写照。我说社会内在的理由是此一挣扎可看成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共同意识的认知与取向的结果。在另一方面，要重建失落的道德传统并使之独立于政治权威之外却更是一件巨大的、甚至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工程与社会挑战。说他是划时代伟大的理由是：道德传统的独立性不只在于其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扰，且能节制政治行为，但却又不必然统合政治行为，因而不必等同于泛道德主义解释下的儒家，造成名为“圣王”实为“王圣”的传统政治文化。这是要一方面陈述与坚持道德传统的标准与理想，另方面却要有学术与知识的水平来认知、促进与维护道德传统的合理性、合法化与有效性。为了要建立与充实知识与学术我们又不能不重视科学理性与批判理性的建立与维护。
当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见牟着《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书。）道统指儒家内圣之学，学统与政统则为外王之学。他的道统若是指的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则不止中国有道统，西方或其它文化大传统也当有它们所信仰与坚持的道统。但牟先生显然把道统看成中国文化优良的特质，表现在宋明儒学（尤其是宋明心学）的道德形上学上面。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这是由于他把学统看成科学的传统而把政统看成现代民主政治。他的用意是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现实的政治与学术，启发知性，建立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但他却认为这个建立是可以自道统的“坎陷”中开引出来的。此即是他为学者所知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良知坎陷说”。牟先生的这个说法经过了多年的讨论、批判与正反辩驳，目前可说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良知坎陷”应该说是一个用意引起误导的说法。因为良知作为道德理性是否能够“坎陷”，以及如何“坎陷”都包含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正确的说法是道德理性不应该取代或掩盖知识理性的发用与运作，也就是说，牟先生说的“道德的形上学”不能垄断一切，而应留下空间给“知识的形上学”去发展科学知识。在此理解下，我认为更深入的说法应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民主我们必须与应该反本归元，澈底掌握人之为人的本性上的知性与良知的双行发用，而不得有所偏倚，此即我所谓“人性本体”之“中”。但“人性本体”之“中”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平衡发展的过程，用传统儒家的话说，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以求诚意正心，另方面又是诚意正心以求格物致知。如此方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对“人性本体”之“中”作出如下解释：“人性本体”之“中”就是人能执人性知意两端以见含容及超越两端之本体并以用于事与行，此即为“用中”，也可以说是执人性之两端以求德智互用、仁智并进的全体。这种执中与用中的能力就是我说的蕴涵于知识与良知两者之后或其中的“本体理性”。在“本体理性”所开拓的空间里，科学与民主作为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交相影响与结合的成果都有它们应得的地位。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动态的相互损益只是一种整体系统中的调整关系而已。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五四运动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五四运动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分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分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16:07:53

·关于《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因为在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相关词语的英文以C开头，故称作C理论。
　　外在意义取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之义。
　　内涵为：Control（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entrality(决策）、Contingency（市场）、Creativity（生产）。

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16:02:05

本帖最后由仙岛人家于 2012-9-12 16:10 编辑

作者：费杰成来源：阳新网
   《山海经·中次十二经》曾记：“阳帝山下产美铜”，殊不知，“阳帝山下也产大文豪”。阳帝山其地望亦何指？据地理学家考证为“阳新境内大幕山脉之土”。不知是历史的偶合还是上苍的恩赐，使得此域人杰地灵，在直径不到50公里的地域内，自晋代以降便涌现出了“孟嘉、王质、吴国伦、徐霞村、成中英”等多名中国文坛大家。现代名儒成中英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一位。

一、名门出身，学数有成
　　成中英，1935年11 月8 日（农历9 月29 日）诞生於南京，祖籍湖北省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石堰人。成中英有兄弟三人，其排名老大，二弟成中豪，在阳新老家务农，三弟成中杰，美籍天文物理学家，妹妹成中平，排行老四，旅居美国，父亲成惕轩先生，教授、国学大师，母亲徐文淑女士。
　　中英先生是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知名校友，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并入哈佛大学深造，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被公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IACEDM 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上世纪70年代曾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兼主任，自1983年起，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同时兼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致力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做出巨大贡献，是《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易经学会、中国哲学高级研究中心、远东高级研究学院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和主席，国际中国管理与现代伦理文教基金会的奠基人。创立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并兼校董会总监兼任校长，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高级顾问、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73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并为《 JOURNAL OFCHINESEPHILO  SOPHY 》，倡导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1978年主持“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致力促进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弘扬中国思想文化。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创办：美国国际东西大学（INTERNATIONALEAS  TWESTUNIVERSITY），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现任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现任主席），兼任英文中国哲学季刊总编辑。为中国哲学发展贡献颇多。
　　研究领域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
　　治学基本思路：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
　　主要学术著作：《儒家哲学论》、《本题与诠释》、《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成中英自选集》、《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C理论》等，及学术论文近百篇。中国管理专家，C管理理论创立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始人名誉主席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中英先生长期以来为中国哲学的推动贡献良多，因他在世界哲学界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曾推之为荣任多个职位：国际东西大学校长兼任校董会总监、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国际易经学会主席、英文中国哲学季刊总编辑、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毕业于台大外语系、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等等。

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16:06:36

三、文论精博，高屋见瓯
中英先生的论著颇多，学术成就丰厚，这里只择两个侧面，以飨读者。
（一）关于他的《C理论》一书撷要：
　　中英先生提出的C理论，其哲学思想是研究一切种类市场价格博弈理论作为基础。应用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因为在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相关词语的英文以C开头，故称作C理论。
　　其书名外在意义取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之义。
　　书之内涵为：Control（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entrality(决策）、Contingency（市场）、Creativity（生产）。
　　C理论最初是研究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现象。它是对道氏理论波动特性描述的进一步升华；也是对艾略特波浪理论中经验性现象描述的哲学总结；同时也是博弈论`市场行为理论在市场博弈中的直观定义。
C理论不同于趋势理论‘K线理论’‘切线理论’‘江恩理论’等形态理论的经验性描述；也不是如众多技术分析理论中对采样数据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更不是如波动博弈理论的资金管理理论实质，它可以说是一种直观的哲学思想，是据道氏理论以来，对市场价格波动现象基础研究的一项革命性理论。
·关于《C理论》的内涵：
　　1，市场价格是波动的。
　　2，波动的最基本构成。
　　3，波的二相性。
　　4，对波浪理论的重新描述。
　　5，趋势与拐点。
　　6，分析周期的从属性。
　　7，形态的形成。
　　8，数学模型理论位置的心理暗示。
　　9，随机中的必然漫步。
·关于《C理论》的基本定理：
　　1，价格博弈市场是波动的，其波动形态是一组abc波，并且是唯一形态，最基本的构成是连续三次买卖价格。
　　2，一次博弈的全过程是一组abc波，一次无论大小的趋势必定是以a开头，以c结束。
　　3，任何一段趋势的开始一定是a的不再更新的最高（最低）点；结束一定是c的不再更新的最低（最高）点，并依次构成高一级abc波。
关于“C理论”的缺陷
　　C理论尽管从根本上定义了市场波动的物理特性，但只是局限于二元空间。时间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没有涉及。而且，市场的参与程度或成交量尽管最终反映到了价格上，但C理论却不能分离出来。并且，C理论虽然能同步判断拐点的出现，但却不能单独预计未来拐点的时空位置，必须借照其它理论才行。

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16:03:14

二、学贯中西，哲思横溢
　　九年前，笔者因中英先生的侄孙女成苔莉在我处学习古筝，有幸获得拜读他的《C理论》一书的机会，读后无不被其广博的哲学思辩理论所折服。最使人所动处，该书将高深莫测的《易经》理论，运用通俗的辩证思维方法娓娓道来，通篇泼墨挥洒，文思泉涌，深入浅出，洋洋大观，使草根读者一看就懂，这种以人为本的坦荡文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主张，开创了中国儒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之先河，让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
　　中英先生对儒学的理论贡献最重要的是运用“西学中用、中西会通”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哲学命题，比如“以德治国”等。2008年11月19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时，首先提出了儒学研究的八原则：即“阴阳自然创生原则、人存涵摄天地原则、仁者和乐一体原则、涵养致知克治原则、天人德性互通原则、良知贯通知行原则、返本善意笃行原则、生生更新文明原则”，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与共鸣。这个原则为既体现了他对儒家哲学新的思辩命题，同时，也深藏了一位海外游子的爱国之情。他在会上说到他的研究动机时说：“ 中国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要使中国和其它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能够对于人的自我存在有正确的认识，还需深入了解儒学，加以运用”。
　　中英先生作为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当之无愧，他在他的名著《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中论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起着基础和渗透的作用。在风云变幻的商海，面对沉浮，企业家如何带领自己的企业化危为机，不断超越新的高度？高水平的管理者如何打造企业的文化场？如何把儒家的管理智慧应用在企业管理领域？中英先生给出了睿智而独到的见解。提倡产品以儒家精髓为核心理念，以提升企业家的人文管理素养为中心，将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堪称中国企业家管理研修的必备课程。并在他的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六条纲要：
　　　1、观时，如何突破企业发展的困境（上、下）
　　　2、寻本，解读儒家精髓探寻企业发展的出路
　　　3、修己，以身作则——建设完整的企业制度（上、下）
　　　4、立人，全面提升自己，构建和谐的团队（上、中、下）
　　　5、知天，创新自己，塑造完美的企业文化
　　　6、笃行，身体力行，构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在国内外无人比肩，并将《易经》理论运用于企业管理，更是世界第一人。他的《C理论》一书，其宏博飞扬的哲思如涌，深入浅出的诲人笔走，无不体现了他的学识功力。
　　　他在他的《易学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统合了自己关于《易经哲学》的研究，展示了作者自己的理论体系。该体系阐发了易的五义和易的本体世界，建立了周易哲学的本体论与诠释学系统架构，为本体论诠释学提供了一个经验及体验的起点，以及思考和理解的方法与方向。同时该书还提出了“义、理、象、数一体同源说”；“观”的观点则说明了易的符号系统及其最早寓意的形成；还在易学基础上解说了占卜的含义、区分道儒本体论。
   该书附录的七篇演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说了易学的五慧，并从中西哲学与管理哲学的眼光开创了易经决策学，启人心智，发人深省。
   有人说，世界上最早的哲学著作是《周易》；有人说，《周易》是一本算卦的书。关于《周易》的种种解释，越发给它蒙上了许多诡异的阴影。而成中英先生则认为：“古代讲占卜，占卜其实就是一种方式一种需要。对古代那种知识比较贫乏的时代，只有靠占卜来预测一些事情。后来到了孔子，到了荀子，不占而以已。孔子说他不占卜，他还是会掌握天地之间的道理，因为有很多事情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不用占卜了。”
　　现在社会要不要占卜呢？成中英认为，“《周易》是一门哲学，它可以做很多之用，但不止用在生态风水上，或者说不止用在对自己命运的观察、预测上。他强调占卜不是《周易》的全部，但也不能忘记预测，首先要把《周易》当成一门管理学，它是一种决策，预测是靠自然的规律。”
　　成中英还认为：“阴阳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称“经卦”，指的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周易》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叠而成，象征了六十四种基本事物或范畴，用以概括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在现代的语言中或者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大众所说的“八卦”应该指的是一种乱七八糟、不靠谱的事。这是把《周易》的精神和语言浓缩化了，从社会学来讲这是一种现象。很多不同领域的人认为八卦就是随便可以变化的，也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研究《周易》的学者非常多，成中英认为大家了解《周易》不能重新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未来。他用“五个世界”来表达对易学的重新认识，把前人的说法与自己的见解结合在一起进行创新。
　　成中英所说的“五个世界”分别为：“外在的世界是变易，超越的世界是不易，内在的世界是一种简易，现代的世界就是一种交易，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世界就是和易”。他还认为《周易》不是单纯对历史的记载，或者是一种占卜的记载。它应该是一种开启人的追求整体和一种价值、实现自我、有哲学思考的书。《周易》代表了一种对变化的认识和管理，宇宙的变化自我的变化，而且从变化当中去找寻价值。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能坚持简化自己的生活，有原则就能够简化，能够方而圆。这样一个认识，使世界更有条理，形成一个格局。因为今天我们在发展，一个国家对国格的追求，一个世界品位的追求，都需要调理，只有在调理中才能掌握自然。”
　　学“国学”应放眼未来。时下，“国学热”正在升温。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去了解国学，是相当一部分观众觉得很困惑的事。
　　成中英说：“一本古书要用两个方法来看，一个是从过去，一个是从现在来看。传统是过去传下来的，传统终归要传到未来去，这就是学“国学”的重大意义。过去的人往往只看到一个过去的“面”，把传统看成一个“国库”，当成一个传统的记忆而已。其实大家要了解传统的双面性，面对过去也要面对未来。要整合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开拓它的价值，这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传统的认识的方法”。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成中英教授无论从人格还是学识，其学勾中西人仑今古的学者风范，堪为世师！阳新人为有这样的一位赤子而倍感荣耀和自豪。

tanliesha · 发表于广东省中山市 2012-9-12 17:10:51

楼主费心了！

仙岛人家 · 发表于湖北省黄石市 2012-9-12 21:19:09

tanliesha 发表于 2012-9-12 17:10
楼主费心了！

估计大家也是路过下！！{:soso_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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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阳新]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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