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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 2014-7-16 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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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王岐山同志说过一个例子：满洲人入关的时候8.5万人，加上吴三桂在山海关的3.5万驻军，一共不过12万。而汉族方面，仅李自成的铁骑部队就有100多万，加上南明唐王逃到福建称帝时手中的200多万人马，以及散落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数能超过400万。可最后，13万人打败了400万人。与满人相比，汉人的制度不先进吗？当然先进。只能说，如果你腐败，先进制度下的400万人也是一堆臭肉；不腐败，落后制度下的13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历史上，反腐从未停止过，但我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或团体因为反腐而亡。当然，这里面应该有节有度。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承受度。你得正确处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矛盾，不能把人吓死，或激化了矛盾。即使是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激化，和社会主调不协调。这一点，还是要由主政者把握。对官员的宽容恰恰正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我们看看宋代，那是对官员最宽容的年代。赵匡胤通过非法途径当了皇帝，想得到官员的欢心，一方面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又安抚讨好大家，许以高度的文化享受和物质享受，让官员安心地在下面做事，这就惯出了官员享乐的毛病。而且，宋代还有个非常糟糕的国策，叫“誓不杀大臣”，实际上是给官员腐败提供了肆无忌惮的温床。
如此行事，结果显而易见：西夏、契丹、辽、金，谁想来打一下就打一下，宋朝根本无力抵抗；宋朝对契丹人称臣，皇帝对外自称干儿子；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抓去当了俘虏；抵抗金兵的岳飞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一系列的腐败，最终断送了整个国家，甚至对后世的局面造成深远的影响。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代表你强大。整个社会都腐败，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宋代的中国是个强国吧？
现在，很多人在跟我交流反腐问题时，都会把经济文化和治理腐败混在一起说。但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不能因为宋代有了宋词，就原谅这个政权的腐败。就像不能因为唐代有了唐诗，就忽视它的藩镇割据问题一样。难道安禄山造反也是合理的？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腐败就像是社会的糖尿病，它是一个富贵病，隐蔽性很强，不会直接导致社会死亡，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疾，使国家变得极其脆弱，最后很容易引起并发症，不堪一击，无从抢救。如果不把腐败的血糖降下来，不管你是什么制度，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积，都会轰然倒塌，彻底完蛋。我们的反腐制度，不仅要包括监管和刑罚，还要包括思想意识的净化。腐败，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贞观年间，一年才处决犯人29个，何等之少，但腐败照样得到抑制。现在，我们一个省每年因贪污处分的人都不止这个数。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迷信严刑，不能迷信重典。治理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是思想的力量。目前，中国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严重缺失，传统文化中对权力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却根深蒂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行贿受贿、旁门左道。
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当地首富的秘书告诉我，老板用人的第一条是看孝不孝顺，不孝顺不用。我们现在提拔官员考量过这些吗？学校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不会提到这些，官员、企业家在教育部下时也不会讲这些。现在的大学教育都是讲怎样出人头地、一步步升迁，却没有最基本的人生教育，这会让人们不择手段地谋求权力。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腐败是封建时代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而最普遍、最熟练运用这种敛财、枉法工具的，还是掌握着大小权力的官吏们。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
到了明清时期，官员腐败已成常态。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朱元璋刚坐稳天下，腐败就开始蔓延：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相当于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700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143万锭；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22万锭……那些远离朱元璋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的任务，把抗税户抓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腐的手段五花八门，贪腐的官员也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会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的原则，会出现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了。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因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3部作品，二月河被称为“帝王作家”。他写这3个帝王，至少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吏治、写治贪、写反腐。几百万字写下来，二月河发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整肃贪污的出发点有公有私，态度有宽有严，结果也就有得有失。
康熙的困惑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
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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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 2014-7-16 18:4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