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荆门文化界精英陈楚云先生逝世八周年

　　我知道自己又要犯忌了，写书评，为寿山先生的新书《飘零的思绪》。此番不落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我又不敢一推了之，因为我自觉欠了先生的债，人情的、文字的，都有。这债总是要还的，现在有了个机会，正好利用，借此一清债务，又释放一下自我，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写下的是书评，还是别的什么，就顾不得那多了。

　　翻阅那叠厚厚的书稿，一共5辑：《往事如烟》、《风花雪月》、《仕途困惑》、《今生来世》、《城市断想》，整整100篇。那厚厚的一叠，说零散也零散，毕竟都是些随笔、散文，毕竟是集结成书；说不零散也不零散，只要用心，整体的脉络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毕竟是一枝笔写了下来的，毕竟这枝笔所勾勒的是作者人生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心路历程。
　　翻完文稿，就该想着如何去评了，可就是找不到切入口。一些想评、该评的东西，书中的附录或序、跋都已经评过了，还真叫人挠头。后来，不知怎么就有了一种孤独的行人看到了疲惫身影的感觉，原来这世间欠着债、负重前行的人还是有的，寿山先生无疑是其中债务更多的一个。他的写作，谁说不是为了偿还这人生的债务呢。
　　是啊，人生谁能无债？社会公债、生活俗债、生命情债、心灵孽债，我们都背负了许多，寿山先生恐怕早就深陷其中、身缠其中了，并且欲拔不起、欲甩不开。与之奈何，尝试一下吧，尝试着以天下之忧为忧、以生活之趣为趣、以厚生之德为德、以心灵之安为安，逐一去偿还。就这样，他拼了大半生的心力，还出一篇篇、一部部泣泪泣血的文字，感觉上或许是尽了全力，但实际上却未必就已经全部了结。所以在我，尽管日常里所见，多是他在公众场合的正襟危坐或高谈阔论、开怀畅饮，但字里行间所感悟到的，则是其寂寞独处时的另端。也不知是否因了一些压抑，反正其笔端的忧郁、言外的苍凉，却是与债务深重之人别无二致的。文中自然也有一些欢快，但有些欢快却又像冬天的窗户，明亮里不时地透进一些凉风。

　　寿山先生喜欢写作，又是为官之人，于是就被人称之为“‘亦文亦政’的写家”。如果说这是种美誉，那这种美誉则是为了激将人去做一个“文人士大夫”或是“士大夫文人”，即既写一手好文章又做一名好官，或者颠过来，既做一名好官又写一手好文章。其实，这是极难的，是拿了祖宗的“比子”来裁今人的衣帽，穿戴起来绝对不舒服，只能算是“套子”，套着你高兴，套着你言官之腐、陈世之病，最终被人拿了把柄，还是你自个儿兜着。所以有人主张，写文章就写文章，做官就做官，最好别脚踩两只船，即便是为官之身而又技痒难忍，不妨写起来时将乌纱搁置一旁，专心致志的在文言文。尽管“亦文亦政”或“亦政亦文”在伟人毛泽东那里曾经达到了极致，尽管后人也多去学他，但结果却大多学而不像，越学越死，要么把官路堵了，要么将文脉坏了，甚之者更是鸡飞蛋打。所以，这“亦文亦政”，即便是美誉，不要也罢。
　　我看寿山先生文章，基本上都是没把自己当官的，倒是在那里踏踏实实地做了个“写家”，偶尔意识到自己还有些身份，怕写下的东西别人去对号入座，就干脆先把场子捡开，申明自己是在文言文，而非在官言官。这样，他也就一下子从会堂逃到了客厅。反正客厅是自家的，那些在会堂之上不便说、不好说、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在客厅里就可以大说特说了，特别是在没人的时候（当然得有自己）。
　　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固穷，无力兼济，以天下之忧为忧总不为过吧。于是寿山先生就有了一些“客厅随笔”，但笔锋所指仍然是当今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也说善待》、《笑话当官形象》、《说官风、官心、官德》、《浅说昏官、贪官、清官》，等等。尽管这类文章在作者文集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它所触及的却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些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民主法制尚不完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腐败严重，等等。假如读到这些，我们还能发现寿山先生“亦官”的痕迹，也大不了“亦”的是“言官”。读者，特别是身居高位之人也愿屈尊为读者而一读这“言官”之言，并能有良心的发现，那可就是百姓之福、苍生之幸了。而寿山先生也正好借此还了些许社会的公债。

　　如今有一句话很让人受用，这就是“某某真是个性情中人”。这话往好处说，是一句恭维，说你爽直、率真，讲义气、够哥们，还有那么一点文人雅士的气度或风采。往坏处说，就不怎么地道了，至少包含了很大成分的怂恿和捉弄，激你去说傻话、干蠢事，把个别人连自己一并给得罪干净了而讨好周围的人。
　　我后悔刚才说了那句“往坏处说”的话，因为我不只一次地听别人说寿山先生也是个性情中人，我对此也是承认的，当然绝对是“往好处”的承认。
　　这一点，我们仅从寿山先生敢将自己文稿的第二辑取名为《风花雪月》，并敢把柳永的《雨霖铃》作为题引，就可以看出其文人的雅量。“风花雪月”就不用多说了，如果某某人作品被称为“不过是写了些‘风花雪月’”，那绝对是没将良心安放在其中的评价。柳永词是风花雪月的典范，而《雨霖铃》则是典范中的典范。如今，寿山先生可谓是将这二者一并纳下了，即便你在评说“风花雪月”时嘴角泛起的是讥讽，又如何呢？我可以不屑于你嘴角的微翘，并就在你嘴角微翘时追求典范，行吗？我想是完全可以的。柳永曾因为官不顺，被宋仁宗赵祯微翘过嘴角：“你还是去填词吧”。不料这柳永还真是性情中人，干脆就打出了“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招牌，认认真真地填了一辈子的风花雪月。最终，他填出了“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千古哀怨，也实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今，又为何不能做个“风花雪月”的题目呢，我看也是做得的。更何况，“召唤风花雪月的精魂”，本意是在于“让国人的灵魂深处享有温柔的情怀”。
　　这样，寿山先生就从《说“隐私”》开始，《再说女人》，一直说到《从卓文君妙赋夫君说开去》，洋洋洒洒地将情、爱、缘、梦，以至女人、婚姻、家庭，从古到今、从实到虚地说了个遍。
　　苏格拉底是个再古老不过的哲学家，但就是这样一位应该被人们认为至少要古板得像机械的人物，也曾直言不讳地念叨过女人。他说：务必要结婚，娶个好女人，你会快乐，娶个坏女人，你会成为哲学家。看来这位老先生多半是娶了个坏女人，否则，他就不会被人记忆至今了。寿山先生则不然，他是决心要快乐的，所以他笔下跳跃的尽是些好女人，并且他是把这作为对“俗世人生的最高礼赞”来奉献的。
　　在这方面，寿山先生觉得没必要去作什么回避，他坚持以生活之趣为趣，用笔墨来铺陈自己的情思，决意要让自己乃至更多人的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老来丧子，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悲哀，这对寿山先生则如同几近峰巅却突然遭遇绳断索垂，坠向无底深渊，即便着地后尚存一息，但心所受的那种撕裂却是既突如其来又无法在短期内抚平的。所以寿山先生用了较重的笔墨来倾诉失子之痛，其深沉哀婉，催人泪下，那种恨不得随之而去的心境，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父子之情，特别是父亲对儿子的垂恋究竟是何物。这似乎注定了寿山先生的后半生将会用无辜之子所无法眷恋的白发来眷恋无辜的黑发。
　　但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眷恋归眷恋，活着的人还是应该设法让自己活下去、活好点。在经历了“颠狂的渲泄、绝望的挣扎”之后，寿山先生作出“让我不乞求我的痛苦会静止，但求我的心能够征服它”的决定，顽强地“以一颗细腻多感的心观察世间万象”，“以幽默睿智的笔”去“歌颂人间真情”，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亦莫嫌身漫厌生》，以及《城市断想》、《城市的灵魂》、《走过城市夜间》等一系列感悟生命、感受生活的篇章，积极地鼓励人们去“珍惜有限的生命”、“热爱现实的生活”。
　　应该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是寻常之人能够做得如此精当的，这既需要勇气和毅力，也需要思想和智慧。
　　我好像就站在悬崖的边上，眼看着那个曾经坠向深渊的人，又神奇地从深渊里走了出来，重新走向自己的目标，尽管多了一些伤痕，多了一份孤独，但也多了一些坚定，多了一份执著。
　　我们既然无权为无辜的逝者代受其罪，那么就只有选择对生命的倍加珍惜，并以此作为对逝者的最好的纪念、最大的告慰。寿山先生在他的文集里痛苦而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对禅，我一直都感兴趣，对我，禅却一直都不感兴趣。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禅这东西很深奥、很玄，还讲究顿悟，于是我就想着哪一天我也顿悟一下，不就深奥了、玄了吗？不感兴趣大约是禅觉得我这人太愚钝、又势利，老想着要悟得什么，所以什么都不让我悟到，只教我饿了吃、困了睡，没事了写些东西自己消遣自己。
　　但令我震撼的是，寿山先生谈禅了，《闲游古寺试说佛》、《凡心静悟禅味长》、《读“空空诗”所想的》、《悟得佛缘亦是福》，以及《凡骨佛心游泰国》等。由此看来，寿山先生的生命里，将要开启心灵跋涉的又一段艰辛之路了。
　　曾几何时，中国人是不兴谈禅的，一则因为太穷，禅不能当饭吃，谈也白谈；二则因为阶级斗争，方向十分的明确，无需疑义，谈禅谈得清醒了，反倒误事。近年来，饭有吃了，钱有花了，但奇怪的事情也出来了，亏本的喊冤，赚钱的骂娘，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禅就大行其道了，众人都想在禅里面求得明白、求得超脱，就连一些贪了几辈用不完的钱的人，也一本正经地在那里“求禅拜佛”，结果倒把佛给弄得晕头转向了，禅也变成了不明不白的空空如也。
　　恰在此时，寿山先生开始了他的虔心向佛、空灵释禅。这可以看成是他对生命多了一些更深的感悟时所作的又一种尝试，禅那里或许就真能让他“灭却心头火自凉”，从而实现自己的以心灵之安为安，了却此生的孽债。
　　但禅这东西却是不好说、也不能说的，因为一旦说出，它就如同空气一样，原本是大家不言而喻的，此刻反倒突然云里雾里了，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对寿山先生的禅，我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保持沉默，只在心底里去渐修。

　　从心忧天下，到情寄风月，从珍爱生命，到追求心安，如果说寿山先生手中的笔本是想借来当作隐身之草，以帮自己回避某些不愿意去直面的现实，并造一片心灵的净土，那他的意愿基本上是没有实现的，因为这隐身之草最终对他来了个叛变，将他的趣味、情怀、性格，乃至理想和追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细节，都剖开了似的摆放于世人面前。于是，在见仁见智的透视里，有些人说不定就能在字里行间看出个不大一样的谭寿山来。
　　我想如此也好，不就是不大一样吗？人本来就是由两面来构造的，伟大与琐屑、刚毅与脆弱、孤傲与多情、洒脱与拘谨，人须兼而有之，就像白天与夜晚、光明与黑暗一样轮回，才显得自然，才算是合理。尤其是对于写作者，更是如此。
　　人啊，有时还是得转过身去，否则，一味强忍，哪怕只是一滴眼泪，也可能将你压垮。当然，寻常之人的转身是不大为旁人所见的，因为转身里固然有难得的谋略，但转身后最直接的还是渲泄，还是逃避，谁乐意将自己的眼泪昭示与众呢？但也有人是例外的，偏爱将自己一次次的转身呈堂供词般地记录在案。而这恰恰是写作者的真实，一种迫不得已地选择了从现实中逃避到文字里而又在文字中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地要渲泄一番的真实。这种选择如其说是逃避，倒不如说对逃避的彻彻底底的颠覆。
　　萨特是个爽直之人，他干脆说，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逃避”。逃避虚伪、也逃避真实，逃避野蛮、也逃避文明，逃避孤寂、也逃避喧嚣，逃避幻想、也逃避现实，反正一切与我过不去或我与它过不去的、我看了不顺或我看了很顺但不想直说的，都可以扯起一片一片的文字来作为大幕，再在这大幕的隐蔽下逃而避之，或者避而趋之，在一小块自认为安全、理想之地嘲笑别人的愚昧，休息自己的灵魂。谁知道这究竟是在直面人生，还是回避现实呢？也许是人生和现实注定了写作者不得不选择这种纵擒之术吧。
　　寿山先生说他自己不可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写作起来是想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尽管有时借了旁人的口，借了古人的诗，但说出的还是自己的话。看来，寿山先生之所以走上了这条近乎逃避的写作之路，完全是出于一种喜好，以及长期的喜好所形成的习惯。

　　一种喜好，痴迷于自己民族的可以听、可以读、可以看、可以品的既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又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语言文字的喜好，一种习惯，执著于亲历亲为的讲真话、讲韵味、讲参悟、讲境界的既不断整理自己思绪，又不断洗刷自己灵魂的习惯，最终孕育出《飘零的思绪》，是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因为结果早在过程中就已经注定了。
　　飘零的思绪，并不意味着思绪的凌乱和灵魂的不安，更多是揭示了我们的人生既充满了喧嚣、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灵动、充满了选择。变数几乎存在于一切之中，不变的唯有一点——人生天地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们逃避。

（2003年03月26日《荆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