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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春色一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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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北京市 2015-5-25 18:43: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三分春色一分愁
    清明节,回家乡,给过世的父母上坟。
    走进村子,昔日人情风光依然,安然无恙。村子约有四、五十户人家,因沿这里的“芦湖”而居,所得名“沿湖塆”。村前有一条小河,是家乡有名的农田灌溉河流,名曰“通顺河”。那年那月,村民们以农耕、渔业为主,老牛破车,稳当得很,过着衣食无虞的生活。
    一日离家一日生,犹如孤鸟宿寒林。我生长在这一个偏僻的小村子,离开她已有十多个寒暑了,这里的一事一物记忆清晰,扎在心田,有道不完的乡情,说不完的离愁,千言万语也不能尽我所怀!儿不嫌母丑。说实在的,虽说家乡贫穷荒芜,在我心中,却认为是最美好的,如同父母在儿女心中一样,也是最可爱的!
    家乡的人情风俗可亲、真切。凡村里的上了年纪的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认识我。他们见到我的归来,个个是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有的说我“发褔了,啤酒肚子也挺起来了”;有的说我“越过越年轻了,看不出有一根白头发”;有的说我“比原来教书时,变得更迂腐了”……只有嫁在本村,陪着我一起走着的姐姐说出实话,她拉着我的手,回答着村子的人:“我大舅(依她孩子叫我)比十几年前那次回家要瘦多了、也老多了!”
    姐姐还是从前那副老样子,唯一变化是她的头额上又多出几道皱纹。虽说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仍吃得、做得,只是高血压病一直困扰着她。我笑着对姐姐说:“上次回家是二十世纪,这次回家是二十一世纪,都跨世纪了,我又不是神仙,哪有不老的?”我摘下眼镜,擦着欣喜的热泪。手中的眼镜,是儿媳给我配置的300度光的老花镜,也让我想起“老来眼花”的怆寒来。毕竟自己也是迈入花甲之年门槛的人,老了,当就顺理成章。
    你晓得的,村子里能看到的,是新修的一条水泥村道,是春风吹过抽出新叶的杨柳,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是闲置的农具和无人的破屋……. 宁静的村子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紧张的繁忙,令人惬意。燕子比我先回到村子,它们在房前屋后飞来飞去,寻找老巢。
    姐姐提着我从集镇买来给父母上坟的祭品,姐弟俩拖着沉甸甸的步伐,来到父母坟地。那天正是清明日的前一天,那块葬满已过世父老乡亲墓地,吊清的人也多,烟气缕缕,鞭炮阵阵也热闹,也有哀思的哭声!但也有的如我一样,是应节而来的。那些人多数是死者的亲戚,领着他们的亲人,从停在田间小路上,那一辆辆轿车的异地牌照来判断,也可能是从外地赶回来上坟的年轻人,这些人于我来说,个个都是陌生的面孔。只是姐姐在与他们搭讪,把我向他们去介绍。
    姐姐把祭品挂在父母坟前的那棵扁柏树枝上,扁柏树是我亲手栽种的,春光下,翠叶泛着荧光。我们给墓地周围先除去杂草,擦净墓碑后,摆开祭品,点然香烛,焚烧冥纸,叩头跪拜,最后是燃放鞭炮。姐弟俩含着默默无语的心情,在父母坟前停留片刻,怅然离开,回头望去,又一程一程的远了……
    上完坟,我来到姐姐家。她给我泡了一壶茶,叫我自斟自饮,姐弟俩叙谈了几句后,她便进厨房为我做饭去了。
    姐夫去世多年,遗像挂在中堂的墙壁上,上面写着姐夫的名字、出生和去世的年月日。或许是姐夫去世日子久矣,或许是自己是同辈人,故给姐夫上坟我是可以不去的。看着姐夫的遗像,我心里便充满悲悽。
    这时,姐姐正好走上前来问我,说做饭还要到菜园里去扯几个窝笋什么的,得等一些工夫,如是我肚子饿了的话,就先打几个鸡蛋泡炒米垫一垫。我回答她:“你还是赶紧做饭吧,孙娃们放学回来也要吃饭。”
    外甥与我在同一城市打工,我是知道他是没有回来的。我问起出嫁的外甥女清明节来给她父亲上坟没有?姐姐说她今年没有外出打工,在家照理孩子,昨天来过。说完,姐姐出门到菜园去了……
    我喝着茶,不禁又回忆起儿时在家乡的情景,想起了父母叔婶,想起了亲戚邻居,想起了村庄田野,想起了老屋老台……前尘往事,像杯子中用口吹过,荡漾着的茶水,一一泛在眼前。
    说起我家的老屋,简陋的两小间砖瓦房。自双亲去世后就被拆除,印象中的老台基,几年前,家乡通了火车,在修建通向火车站的公路时,老台基而被征用,于我找不到它的踪迹。只隐约地记得老屋门前的通顺河堤面有一凹段,正对着我家的大门,如今这一凹段还在。小时候,我问起父亲,这堤面为什么会有这一凹段呢?干过挖河筑堤一辈子的父亲告诉我:“这是不保质量的那些筑堤人留下的遗害。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偷工减料,用芦湖的芦草代替土方,上面铺土,时间一长,芦草烂了,堤面就凹陷不平。解放后,洪患安然,再也没有人去修复,于是堤面就一直是这一凹段。”
    美不美、家乡水。离开家乡,最让我怀念的是这条河。昔日的通顺河,河里有各种各样的鱼类,大至一二十斤,小则半斤八两不等。那些鱼,对村民来说,要吃鱼,就如我们今天到超市去买一样方便,随时可以背着网到河里去捕。那时,捕鱼的业司也多,有鸬鹚叼鱼、搬罾瞄罾、花篮丝网、下卡放钩……
    我最难忘的人,当然是我的父母了。父亲教我容忍待事,诚实待人;学习用功,不怕吃苦。母亲从不与我去讲这些大道理,她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害人。
    记得小时候,父亲为了培养我“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能力,有些家务事总让我独自去完成。一般人家准备“年货”,白酒是必备的食品,因白酒不能自制,要到酒厂用红高粱、劈柴去兑换。家乡范关白酒传统酿制,有“御酒”的美誉,人们爱喝。十岁那年,我读四年级了,时值年关,学校已经放寒假,父亲叫我到离家十多里的范关去换酒,我答应了他的吩咐。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我肩挑担子,一头是劈柴,一头是用棉布口袋装的红高粱和土陶酒壶,踏雪破凌地朝范关街走去。我只知道范关的大致方向,况且那时乡村道路都是崎岖的小路和狭窄的田埂,更不像现在立有指路牌,只得靠问路才不至于迷路。我本着大人告诉我“问路问老头”的嘱咐,大约三堂课的时间,我就走到了范关街,找到了酒厂门市部。
    用粮食、柴火去换酒要算账,几斤粮食换一斤酒,得找多少斤的柴火,柴火不够得补多少钱。店老板称过我挑来的红高粱、劈柴后,未等到店老板用算盘算清楚,我就心算出来了。记得那次换酒劈柴多带了,按多少钱一斤劈柴,折成钱都用来买了酒。虽说多余的劈柴,相比到市场去卖要便宜一二分钱,但比“背着石头上山”再挑回家,要划算得多。
    去时是一担挑,回来时只是酒壶里有酒,拗头了,这可难不到我。在酒厂去捡二块砖来,用装过红高粱的口袋装好,沉头恰好。再到饮食店捡上二个煮水包,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口干了到农户家去讨口水喝,悠哉乐哉!
    回到家已是天黑,一路上是滴酒不曾泼洒,母亲称赞了我,说我年纪轻轻就会算账,长大了是个做生意买卖的料,但父亲却是一声不响,好歹都不说。
    说到做生意,小时候我也曾这样对大人说过,自己长大后,家里没钱供我学手艺我就去学做生意,哪怕是用手推车从仙桃购一袋食盐回来卖,也要比那“口朝黄土背朝天”去种田强多了。也是,大集体时,拼死拼活地干一天,挣得一个工分仅有几分钱的报酬。
    母亲语重心长教训我“不要害人”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在我高中毕业回乡教书的十多年里,我深知自己不是师范生,也懂得“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的道理,绝不误人子弟。于是,我白天教学,晚上捧书苦读,勤勉自修,二年下来,求得沔阳师范《中师函授结业证》后,我又报考了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大专(中文)函授班,并以作文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予以录取。
    参加大专函授班,学员每年的整个寒暑假是集中面授、考试的时期,学习地点是轮流借用荆州地区各县市师范学校的教室、寝室举行,老师来自“华师”。这样一来,就涉及到生活等费用的问题。我家姊妹八人,仅靠父母,姐姐和我挣工分养活全家,家大口阔,年年超支。
    “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父母节衣缩食,想方设法地筹钱让我去参加自修大专函授学习。记得第一学年的暑假面授是集中在京山,又要买复习资料参加这一学年的期终考试,又要添置下学期的课本,还说考试完后要到钟祥去参观显陵……都得花钱。
    父母为了筹齐我的学习费用,卖掉了家里喂养的一头肉猪,就连再捉猪娃的钱都没有留下,所卖得的钱一五一十的全部给了我。
    父母的支持,给我信心,鼓励我的勇气,当时我毅力惊人,学习往往是通宵达旦。人生的目标就是拿到《大专函授结业证》,争取“民转公”(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拿工资、吃计划粮。
    我母亲年寿不高,四十几岁因得了没有希望的病,于1976年与世长辞。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母亲没能见到她的儿媳妇和孙子。也正好是我参加大专函授学习第二年的下学期,尚未结业。
    俗话说:“宁可死做官的爷,不可死叫花子的娘。”母亲去世后,家境更是一贫如洗,三餐饭食都难以糊口,我又伤心,有害怕,消极悲观!弟弟妹妹又小,我得好好教书,年底多评工分,给他(她)们以温饱。我也实在是没有道理,再去挖家里的钱,拿去参加函授自修学习了。再说,家境自己也是“伸手摸得着骨头”,不说家里没有钱,即使是有钱,我再也不能去狠下这个良心了。我要想办法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减轻父亲操劳家务的种种压力。
    我荒废了函授自修的机会,照样教书,只是从中学转入教小学了,我很是乐意,负担轻了,也不会因教学水平差而误人子弟去害人。
    1978年恢复高考,我也没有去认真对待,去请假复习,我运气一直不好,高考落榜。父亲总是说:“考不取好!”父亲的话,堵住了我去读大学的道路。而亲戚们的看法则不同,鼓励我第二年再考,最终我还是放弃了。那时,当兵入伍也是出路,民兵连长他名都不让我去报,说是村支部商量过,要留我在家挣工分,来还生产队的家庭超支。
    贫困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姐姐出嫁后,我只得娶妻生子。
    妻在年轻时,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虽说她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村子里的人都把她比作是“知识青年”。她勤劳朴实,持家节俭,哪个都赶不上她!
    前世修来的福分,我庆幸自己娶了一个既温柔漂亮、又勤巴苦做的老婆。
    妻嫁过来后,家境慢慢的有了明显的好转,我一心一意地教书,她拼命地挣工分。除了孩子,他心里只有我,为我准备一日三餐,为我准备干净的换洗衣服。
    在我结婚的第三年,父亲去世,弟弟妹妹还有六个都没有长大成人。“长哥长嫂替爷娘”,凡事都要面对现实,是妻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把我弟弟妹妹一个个拉扯成人,娶亲完辈。她也常叮嘱我,要好好教书,不能误了农村孩子们的前途。妻子的话,是严肃的,就像母亲所说的“不要害人”是一样的道理。我平静地回答她:“我会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顶平额宽,恶事莫为,一生无贪恋之心,是母亲成全了我!
    回想从前的日子,我感激父母、感激妻子、感激所有帮衬过我的姻亲故旧!
    姐姐喊我到厨房去吃饭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吃过饭,我也该回到千里之遥异地的家了。在夕阳余辉中,我背着行囊,沿风光绮丽,朝火车站走去。家乡的田野一片春绿,菜花一片金黄,看到姐姐目送我那远去的背影,又有谁知我“三分春色一分愁”的心思啊!(文/张才富2015.05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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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仙桃市 2015-5-25 20:20:1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老师的情深意重流淌在字里行间!多回来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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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广东省深圳市 2015-5-26 00:33:0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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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5-5-26 15:0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了张老师的好文章!张老师,我们是同学,我当年也在沔师函授班获得中文专业结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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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5-5-26 15:11:2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我们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的小学是1950年开办的,辐射周边四、五个村。最初办在杨家祠堂,1953年搬到我家草屋后的涂家祠堂。我在涂家祠堂念到小学三年级,1970年,又随搬到大队部金家剅附近的学校读到小学毕业。1975年,小学办起了附设初中班,又叫戴帽子初中,学校更名为柳李学校。村支书武大圣看过电影新闻纪录片,韶山村的学校就叫韶山学校,他说:办到大学,我们村的学校也不用再更名。

我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在当过一段时间棉花采购站的搬运工后,出任了柳李学校初中部的语文老师,接着担任教导主任,不久又担任了校长。1979年10月左右,我有幸参加了全县第一批“民转公”的考试,1980年3月录用为公办教师,当年9月,我被调到通海口小学初中部担任语文教师。连头到尾,我在柳李学校工作了6个学期;加上小学念了五年半、11个学期,我一共在柳李学校生活了17个学期。

1980年,在通海口公社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公社管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了公社团委书记,由此我离开了教师岗位,走上了从政之路。



                     (一)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同事。

我去担任教师时,学校有20多名老师,一名炊事员,400多名学生。这里是个熟人的世界。老师们与我的关系大致三类:一是我的老师,如大个子曾老师、被昵称为“鸠山先生”的林老师;二是我的学兄、学姐,如时任校长的周友斌、老师陈仁海、张早荣、陈少平、周友志、赵守凤、杨传凤、万杏芝;三是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和金祖发。

我一上班就被推上了初二毕业班语文教师的岗位,我的嫡侄涂胜发担任数学老师,学生们称大我两岁的侄子为大涂老师,称我为小涂老师。担任另一毕业班的语、数老师是陈仁海、林敬荣。竞争是有的,但多数时候是互通有无。试卷,通用;教案,互阅;押题,一般在办公室和寝室里讨论。学校有办公室、宿舍,还提供三餐饭。我单身汉一个,住在三人宿舍里,以校为家。

在初中部教语文的陈仁海、张早荣、我、金祖发,陈仁海老师是老大哥,相当于教研组长,大多数时候“唯陈首是瞻”。最快乐的时候是孩子们放学后,打过一阵篮球,用脸盆在校门前的河沟里舀水冲冲凉,然后躺在乒乓球桌上海阔天空地聊天,听仁海老师讲故事,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直到月明星疏。

金祖发教初一语文,人长得帅气,读高中时参加过宣传队,舞跳得棒,打篮球也喜欢用舞蹈动作,球进的时候少,不进的时候多,大伙昵称他“金老撇(pià)”。有一次,我写了首《我爱公社的麦浪》的歌词,他谱曲后教全校同学唱。一天,我路过他的教室,他正教学生改错句:“春风轻轻掠过,奔涌起层层金浪,既然是春风‘轻轻’掠过,怎么会‘奔涌’呢?有些不合逻辑!”好家伙,他讲的,正是我写的歌词里边的句子。金祖发稳重,内向,不与人争强,人缘特好。金祖发担任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后,曾回过一次村小,熟门熟路,摸开他住过的宿舍的门,提起毛笔在墙上写道:“强盗来过,东西不曾偷!金祖发。”好好地张扬了一小把。

校长周友斌,高我三级高中毕业,丹江移民,是个有些谋略的哥子。爱学习、有理想,写作了大量有关教育的心得文章,1982年参加电大中文专业学习,毕业后到钟祥市客店支教,现为钟祥二中副校长。我在1978年11月间和他发生了一次大大的冲突,至今不忘。老师集中食宿,烧柴始终是个问题,大队让学校把上10里长的柳谊渠上的蓖麻梗砍了做烧柴。七年级的学生是当然的“半劳力”,周校长动员我带七年级的孩子去砍、运蓖麻梗,我顶着不干,和周大吵大闹。我的理由是:“学生上学就是上学,马上要毕业大考,砍什么蓖麻梗。”周的理由是:“都不去,学校面临停火断炊。”结果是:周以大哥的身份作了让步,带领四、五、六年级的孩子苦干了近一个星期。后来,我写了《你是一棵无名的小草》,介绍周的事迹,刊在中央电大学报上,也算作道歉吧!

有个大龄女教师,在我担任校长后,请假结婚,我一时找不到代课教师,正在犹豫,她指着办公室窗外的麦田说:“麦子熟了,不收割,会炸到田里的。”我立马在她的申请上写了个“准”字。

被称为“迂腐先生”的肖金学,是“沔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他教初二的化学和物理,管理学生有些偏软。1977年后,我曾与他两次结伴报考大学,那时家贫,没有自行车,每次考试都住在他离镇上稍近的家。有次是热天,他奶奶下了门板让我俩睡,还烧起烟把为我们驱赶蚊虫。他奶奶每天为我们做饭,早晨5点吃过饭后,我们步行8里去镇上赶考。2001年,已任民办教师近30年的他,赶上了“民转公”的末班考试,有人举报他曾中断一个月的教师工作去云南做油漆工,我几次恳请市教育局领导徐红兵“明察”,要求“小数点后可以忽略不计”,肖总算成了“公办”,我还了一笔心债。

可喜的是,与我同期工作的老师,有13人通过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成了家乡一带的教学骨干。



(二)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学生。

我在柳李学校教了三批学生,第一批、第二批教到了毕业,第三批只教了他们一个学期。前两批毕业考试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语文考试居然两次第一,我也两次被评上了全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当选了公社人大代表。5名学生从戴帽子初中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沔阳中学,7名同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武汉大学等名校,多名学生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分管毛范院片的魏光海老师,让我几次在全片教师大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

我对学生的教育,现在想来是“两加”:“时间加汗水”、“红花加棍棒”。

我认为:语文要增强语感,要厚积,没有时间加汗水不行。大剂量地阅读、大剂量地背诵、大剂量地作文,成就了我班语文的两次“第一”。我找到了我1980年上半学期的工作小结,记载是:语文练习90次,作文48次,另学课外文言短文55篇。如此大剂量,没有学生的配合是难以完成的。另一个招数就是自己动手,在毕业大考前,按照字、词、句、段、篇五大类,把初中两年的知识归类,刻印成复习提纲,我手头保存的一本《复习提纲》是90页,钢板刻印。历经30年,纸质早已发黄,十八岁的青春依然翠绿。“时间加汗水”的结果,我的体重从150斤降到了90斤,学生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一个学生在中考的考场睡得鼾声如雷,让监考老师误以为他病了,叫来了医生。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买了盏汽灯,乘寒暑假给学生日夜补课。1979年寒假,学生的补课进行到腊月三十上午十点。正月初四,班上的学生万会易就因风湿性心脏病发作,生命之花悄然凋零了。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梦见万会易座在我宿舍门口喊:“涂老师,我要上学!涂老师,我要上学!”

“红花加棍棒”,同样体现的是一个字:“严”。“红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励志教育”。我办墙报表扬好人好事;读名人传记给学生听;讲景山学校搞教学改革的故事;讲王通讯写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宁铂、谢彦波们的故事;读《手持金钥匙的人们》、《哥德巴赫猜想》等时文;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发孩子们“我亦能之”的豪情。“棍棒”就是“严管”。第一批学生里的陈勇,聪颖,能干,但每天不愿午睡,抠同学的脚板,闹得大家也不能睡。我罚他到校门前的小河里挖泥,把教室里被蜜蜂钻出的大窟小眼补起来。洞补完以后,又让他到学校的菜地里拔草,这活让他足足干了一个学期。他后来考上了武大哲学系,也许他谅解了我的处罚,以后相见,他也没有怪罪过我。“严管”的另一方式是用教鞭。我的黑板上长期挂一根教鞭,农民扫禾场用的竹扫帚上抽下一根即成。我对学生不满意时,会使劲用教鞭在黑板上抽打,直至教鞭粉身碎骨。新教鞭通常会由被责斥学生的家长弄一根送到学校来,挂到黑板上。有一次,我为逃学的吴姓学生发怒,抽坏了教鞭,吴是丹江移民,父母早逝,他自己也弄了根教鞭挂在黑板上。十几年后,已迁回丹江口的吴还写信邀请我去他家乡“游武当”,看来,学生懂事后,并不介意老师曾经的严厉。

2008年,我教的第三批陈姓学生患重病,给我发了个短信:“老师,救我!”我在武昌想方设法帮他延医,聘教授主刀,让他很快康复。他和爱人带了两只母鸡来谢我,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我家的住址。我感到:做师生是一种缘份。能帮帮学生,是种幸福,不该言谢。



(三)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自修生涯。

我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的自修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教学相长。这是一种最好的自修。77年、78年用的是湖北版教材,79年开始用人教版教材,6个学期的教材有五本新课本,约200多篇经典文章,老实说,这200多篇课文当时我是全部背熟了的。3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脱口而背50多篇课文。每次作文,我都和学生同时写,叫做“下水作文”,也练了我的笔头。记得沔阳县举办国庆30周年征文活动,我有两篇习作评上了二等奖,奖品之一是一块钱一本的《现代诗韵》,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秦似先生主编,目前仍在我的案头常用。

二是报名参加了沔阳师范函授部举办的中文大专函授学习。选用的是沙洋师范刘海章先生所编的《现代汉语》、沔师编的《古代汉语》、华师编的《语文基础知识》等教材。后来才知道,刘海章先生又名涂宗流,和我是本家,现在是研究郭店楚简的专家。读书期间我还为连绵词、单纯词的划分问题和海章先生进行过书面探讨,这篇文章后来刊在《沔阳教育通讯》上。担任通海口片函授的老师是武思学先生,高且瘦,很有些高古,不会说普通话,但课讲得实在,尤其是古代汉语,能落实到“字”。应该说,我仅有的一点古文底子,是思学先生帮我打下的。学习三年,毕业考了4门课,我考了398分,虽然只差2分就是满分,但1980年发的结业证,到1984年兴“干部四化”要文凭时,组织部门不认。不管认不认,学了几百篇古文,就象喝酒前先吃了碗把蒸菜,有蒸菜垫底,上场也能喝几杯一样。

三是参加了四期寒暑假集训。教初中语文的老师,在镇上集中起来,听徐自学、李克银、武思学、方志民、李传学、马明清等老师们讲课,学习10天、20天不等,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极好的充电。80年7月第五期集训时,公社在沔城中学集训全社所有小学的校长,让我担任了集训班的语文老师,我讲了近一个月的语文,还写了篇《游沔城莲花池》刊在地方刊物上。

四是“游学”。我还步行到石垸,听了李庆华、李庆成兄弟俩的课;到永长河,听了以后成为作家的武生智的课;到天星洲,听了漂亮潇洒的王天山的课;到共和,听了黄孝荣的课;到通小,听了魏光顺的课;到回小,听了老先生柳景鹤的课。这些老师的讲课,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五是大量阅读报刊。学校订有《人民文学》、《诗刊》、《词刊》、《收获》、《湖北文艺》(以后恢复原名《长江文艺》)、《布谷鸟》、《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湖北教育》、《写作》、《语文学习》、《中国语文》等刊物,我自己还订有《文学报》(自该报创办一直订到现在,一期不差)、《散文》、《无名文学》等等。这些刊物无疑打开了一扇扇向外的窗口,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万物昭苏的年代,的确十分精彩。我们曾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喝彩,也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击节,还在饭桌上朗诵起曹禺的《王昭君》中的名句:“淡淡妆,天然样,我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当然,在柳李学校的自修,远不止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我还自修了我的初恋,由于没有“毕业”,不堪回首。

在我担任学校领导后,我还选修了一些“实用技术”:要种学校的两亩多菜地,我学会了“用牛”(耕田);要改善生活,我学会了做豆豉酱,夏天用缸腌制好几缸豆豉以备用;学会了闭着眼切萝卜,然后霜上盐晒成丝,以对付冬季缺菜吃的日子;学会了植藕,在学校北边沟旁植上了约二分地的莲藕;学会了在暑假里自己漆黑板。最有趣的是1979年暑假,我在县沼气办周工的指导下,在学校建起了两口圆锥形的沼气池。顺地平面向下,修一个3米左右的锥形,覆以半尺厚的水泥,凝固后掏空锥形中的泥土,做一底座,沼气池即成。掏空泥土的工作,是我这个校长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冒着酷暑干了6天完成的,那样子和挖地道的游击队员十分相像。新学年就用上了沼气煮饭,还点燃了厨房里几盏灯。沼气池里料不够,也号召同学们捡过牛粪、扯过青草,“以教谋利”。听说三年后,大伙嫌出渣太难,沼气池便废用了,现在还埋在地里。

这些自学的结果,使我有勇气放弃直转公办教师而选择走向了考场。1979年10月左右首次“民转公”,规定连续3次评上全县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可免考直转,我已有2次评先经历,只等12月份再评上就可以免考直转了,但我选择了走向考场。资格审查时,因我尚差四个月工龄,在通海口检查工作的教育局饶书俭老局长得知后,驱车柳李学校,听了我的课,了解了情况,当场拍板,特许我参加了考试。考试是在沔师进行的,作文是读文言寓言《点石成金》,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点石成金》里说:吕洞宾把一个不能上学的穷孩子家的一块石头,用手指“点”成了金子,帮穷孩子去上学。穷孩子不领情,要吕洞宾把能够点石成金的“指头”送给他。我以《贵在教方法》写了篇读后感,洋洋洒洒,论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居然考了全县初中语文科第一名。

1995年10月,我参加副县级干部“双推双考”,逢上的作文又是读文言寓言《蟊人测海》,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然后结合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和17年前的考题方式很是相似。交流到潜江工作前,总算打听到决定我人生“坎子”的两次作文题,均是市教研室黄孝春先生所出,我托市教育局的应才兵老师向不相识的黄先生转送了一份小小的“束修”,以尽“门生”之礼。



(四)

我常常忆念乡亲们办学的热情。

柳李学校办学之初,是在杨家祠堂、涂家祠堂上课的。涂家祠堂是蛮漂亮的老式建筑,还有阁楼。我家就在祠堂前,却是草屋。自己住草屋,让出阁楼办学,表达的是“扁担倒下不知是个一字”的父辈们对知识的神往。

1970年,学校搬到大队部附近金家剅时,全村男女老少肩挑、手提、板车拉,一个暑假就把学校盖了起来。

1996年,村小要“达标”,村里向1978年后考出去的450多人发函求援,不几天,大家就捐款11万元,我也从工资中拿出了3000元支持建校,虽然我的直系亲戚都已离开了柳李村,那时我的月工资也只有490多元。1997年初,一个占地4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拥有14间教室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共计花费52万多元,其中外援11万元、村民集资11万元、村里筹集18万元,尚有12万元缺口。学校竣工的时候,我瞅空回家看了看,通海口镇长余卫国赶来作陪。余和我是老同学,想起村里起学校还有12万元的缺口,想余帮帮忙,余说:“你喝一杯酒,我支援一万!”一两多的杯子,我连喝4杯,4万元有了着落,而我回到潜江却醉得下不了车,司机找来条毛毯,让我在车上睡到第二天上班才醒来。剩下的债务,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这个“老校长”的心头。

1998年12月10日,《仙桃日报》刊发了我三弟涂阳文写的通讯:《市委书记破例题校牌》,介绍市委书记许克振被柳李村兴办学校的事迹所感动、破例题写了校牌。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给省教育厅路钢厅长写了封信,附上阳文写的通讯,想请厅长帮忙拨点款,以解村难。路钢厅长作了“精神可嘉!请肖市长关心支持。”的批示。我知道,肖巧云副市长当整个仙桃教育的家,难得顾及一个村小的债务。2002年11月,我到北京做十六大工作人员,路钢厅长是党代表,我到他寝室又面谈了村小债务的事,他听后很动情,说:“即使厅里没有钱,我找厅属事业单位化点缘,也要帮助你们村小把债务蹬掉。”2003年1月16日,路厅长在我的又一封信上作了批示,教育厅财务处拨款5万元,帮柳李小学还清了债。

2005年,上级要求合并村小,全村外出工作的乡亲表示愿意集资供养老师,村小得以保留。以后生源少了,也许有一天村小会“关门”,我对村支书彭同发说:“不办小学,我们就办农民图书馆、农民夜校、农民俱乐部……总之,学校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拆掉以至消失和改姓!”

学校办在村里60年,她是村庄的文脉,是现代文明的启蒙之所,是乡亲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游子回家的路标。村里远走他乡闯世界的数百人,一定会如我一样,常常忆起村小悠悠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风琴伴奏下的歌声……一个没有钟声、读书声、歌声的村庄,该是多么寂寞啊!

——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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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我们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的小学是1950年开办的,辐射周边四、五个村。最初办在杨家祠堂,1953年搬到我家草屋后的涂家祠堂。我在涂家祠堂念到小学三年级,1970年,又随搬到大队部金家剅附近的学校读到小学毕业。1975年,小学办起了附设初中班,又叫戴帽子初中,学校更名为柳李学校。村支书武大圣看过电影新闻纪录片,韶山村的学校就叫韶山学校,他说:办到大学,我们村的学校也不用再更名。

我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在当过一段时间棉花采购站的搬运工后,出任了柳李学校初中部的语文老师,接着担任教导主任,不久又担任了校长。1979年10月左右,我有幸参加了全县第一批“民转公”的考试,1980年3月录用为公办教师,当年9月,我被调到通海口小学初中部担任语文教师。连头到尾,我在柳李学校工作了6个学期;加上小学念了五年半、11个学期,我一共在柳李学校生活了17个学期。

1980年,在通海口公社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公社管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了公社团委书记,由此我离开了教师岗位,走上了从政之路。



                     (一)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同事。

我去担任教师时,学校有20多名老师,一名炊事员,400多名学生。这里是个熟人的世界。老师们与我的关系大致三类:一是我的老师,如大个子曾老师、被昵称为“鸠山先生”的林老师;二是我的学兄、学姐,如时任校长的周友斌、老师陈仁海、张早荣、陈少平、周友志、赵守凤、杨传凤、万杏芝;三是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和金祖发。

我一上班就被推上了初二毕业班语文教师的岗位,我的嫡侄涂胜发担任数学老师,学生们称大我两岁的侄子为大涂老师,称我为小涂老师。担任另一毕业班的语、数老师是陈仁海、林敬荣。竞争是有的,但多数时候是互通有无。试卷,通用;教案,互阅;押题,一般在办公室和寝室里讨论。学校有办公室、宿舍,还提供三餐饭。我单身汉一个,住在三人宿舍里,以校为家。

在初中部教语文的陈仁海、张早荣、我、金祖发,陈仁海老师是老大哥,相当于教研组长,大多数时候“唯陈首是瞻”。最快乐的时候是孩子们放学后,打过一阵篮球,用脸盆在校门前的河沟里舀水冲冲凉,然后躺在乒乓球桌上海阔天空地聊天,听仁海老师讲故事,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直到月明星疏。

金祖发教初一语文,人长得帅气,读高中时参加过宣传队,舞跳得棒,打篮球也喜欢用舞蹈动作,球进的时候少,不进的时候多,大伙昵称他“金老撇(pià)”。有一次,我写了首《我爱公社的麦浪》的歌词,他谱曲后教全校同学唱。一天,我路过他的教室,他正教学生改错句:“春风轻轻掠过,奔涌起层层金浪,既然是春风‘轻轻’掠过,怎么会‘奔涌’呢?有些不合逻辑!”好家伙,他讲的,正是我写的歌词里边的句子。金祖发稳重,内向,不与人争强,人缘特好。金祖发担任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后,曾回过一次村小,熟门熟路,摸开他住过的宿舍的门,提起毛笔在墙上写道:“强盗来过,东西不曾偷!金祖发。”好好地张扬了一小把。

校长周友斌,高我三级高中毕业,丹江移民,是个有些谋略的哥子。爱学习、有理想,写作了大量有关教育的心得文章,1982年参加电大中文专业学习,毕业后到钟祥市客店支教,现为钟祥二中副校长。我在1978年11月间和他发生了一次大大的冲突,至今不忘。老师集中食宿,烧柴始终是个问题,大队让学校把上10里长的柳谊渠上的蓖麻梗砍了做烧柴。七年级的学生是当然的“半劳力”,周校长动员我带七年级的孩子去砍、运蓖麻梗,我顶着不干,和周大吵大闹。我的理由是:“学生上学就是上学,马上要毕业大考,砍什么蓖麻梗。”周的理由是:“都不去,学校面临停火断炊。”结果是:周以大哥的身份作了让步,带领四、五、六年级的孩子苦干了近一个星期。后来,我写了《你是一棵无名的小草》,介绍周的事迹,刊在中央电大学报上,也算作道歉吧!

有个大龄女教师,在我担任校长后,请假结婚,我一时找不到代课教师,正在犹豫,她指着办公室窗外的麦田说:“麦子熟了,不收割,会炸到田里的。”我立马在她的申请上写了个“准”字。

被称为“迂腐先生”的肖金学,是“沔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他教初二的化学和物理,管理学生有些偏软。1977年后,我曾与他两次结伴报考大学,那时家贫,没有自行车,每次考试都住在他离镇上稍近的家。有次是热天,他奶奶下了门板让我俩睡,还烧起烟把为我们驱赶蚊虫。他奶奶每天为我们做饭,早晨5点吃过饭后,我们步行8里去镇上赶考。2001年,已任民办教师近30年的他,赶上了“民转公”的末班考试,有人举报他曾中断一个月的教师工作去云南做油漆工,我几次恳请市教育局领导徐红兵“明察”,要求“小数点后可以忽略不计”,肖总算成了“公办”,我还了一笔心债。

可喜的是,与我同期工作的老师,有13人通过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成了家乡一带的教学骨干。



(二)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学生。

我在柳李学校教了三批学生,第一批、第二批教到了毕业,第三批只教了他们一个学期。前两批毕业考试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语文考试居然两次第一,我也两次被评上了全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当选了公社人大代表。5名学生从戴帽子初中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沔阳中学,7名同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武汉大学等名校,多名学生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分管毛范院片的魏光海老师,让我几次在全片教师大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

我对学生的教育,现在想来是“两加”:“时间加汗水”、“红花加棍棒”。

我认为:语文要增强语感,要厚积,没有时间加汗水不行。大剂量地阅读、大剂量地背诵、大剂量地作文,成就了我班语文的两次“第一”。我找到了我1980年上半学期的工作小结,记载是:语文练习90次,作文48次,另学课外文言短文55篇。如此大剂量,没有学生的配合是难以完成的。另一个招数就是自己动手,在毕业大考前,按照字、词、句、段、篇五大类,把初中两年的知识归类,刻印成复习提纲,我手头保存的一本《复习提纲》是90页,钢板刻印。历经30年,纸质早已发黄,十八岁的青春依然翠绿。“时间加汗水”的结果,我的体重从150斤降到了90斤,学生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一个学生在中考的考场睡得鼾声如雷,让监考老师误以为他病了,叫来了医生。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买了盏汽灯,乘寒暑假给学生日夜补课。1979年寒假,学生的补课进行到腊月三十上午十点。正月初四,班上的学生万会易就因风湿性心脏病发作,生命之花悄然凋零了。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梦见万会易座在我宿舍门口喊:“涂老师,我要上学!涂老师,我要上学!”

“红花加棍棒”,同样体现的是一个字:“严”。“红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励志教育”。我办墙报表扬好人好事;读名人传记给学生听;讲景山学校搞教学改革的故事;讲王通讯写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宁铂、谢彦波们的故事;读《手持金钥匙的人们》、《哥德巴赫猜想》等时文;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发孩子们“我亦能之”的豪情。“棍棒”就是“严管”。第一批学生里的陈勇,聪颖,能干,但每天不愿午睡,抠同学的脚板,闹得大家也不能睡。我罚他到校门前的小河里挖泥,把教室里被蜜蜂钻出的大窟小眼补起来。洞补完以后,又让他到学校的菜地里拔草,这活让他足足干了一个学期。他后来考上了武大哲学系,也许他谅解了我的处罚,以后相见,他也没有怪罪过我。“严管”的另一方式是用教鞭。我的黑板上长期挂一根教鞭,农民扫禾场用的竹扫帚上抽下一根即成。我对学生不满意时,会使劲用教鞭在黑板上抽打,直至教鞭粉身碎骨。新教鞭通常会由被责斥学生的家长弄一根送到学校来,挂到黑板上。有一次,我为逃学的吴姓学生发怒,抽坏了教鞭,吴是丹江移民,父母早逝,他自己也弄了根教鞭挂在黑板上。十几年后,已迁回丹江口的吴还写信邀请我去他家乡“游武当”,看来,学生懂事后,并不介意老师曾经的严厉。

2008年,我教的第三批陈姓学生患重病,给我发了个短信:“老师,救我!”我在武昌想方设法帮他延医,聘教授主刀,让他很快康复。他和爱人带了两只母鸡来谢我,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我家的住址。我感到:做师生是一种缘份。能帮帮学生,是种幸福,不该言谢。



(三)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自修生涯。

我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的自修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教学相长。这是一种最好的自修。77年、78年用的是湖北版教材,79年开始用人教版教材,6个学期的教材有五本新课本,约200多篇经典文章,老实说,这200多篇课文当时我是全部背熟了的。3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脱口而背50多篇课文。每次作文,我都和学生同时写,叫做“下水作文”,也练了我的笔头。记得沔阳县举办国庆30周年征文活动,我有两篇习作评上了二等奖,奖品之一是一块钱一本的《现代诗韵》,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秦似先生主编,目前仍在我的案头常用。

二是报名参加了沔阳师范函授部举办的中文大专函授学习。选用的是沙洋师范刘海章先生所编的《现代汉语》、沔师编的《古代汉语》、华师编的《语文基础知识》等教材。后来才知道,刘海章先生又名涂宗流,和我是本家,现在是研究郭店楚简的专家。读书期间我还为连绵词、单纯词的划分问题和海章先生进行过书面探讨,这篇文章后来刊在《沔阳教育通讯》上。担任通海口片函授的老师是武思学先生,高且瘦,很有些高古,不会说普通话,但课讲得实在,尤其是古代汉语,能落实到“字”。应该说,我仅有的一点古文底子,是思学先生帮我打下的。学习三年,毕业考了4门课,我考了398分,虽然只差2分就是满分,但1980年发的结业证,到1984年兴“干部四化”要文凭时,组织部门不认。不管认不认,学了几百篇古文,就象喝酒前先吃了碗把蒸菜,有蒸菜垫底,上场也能喝几杯一样。

三是参加了四期寒暑假集训。教初中语文的老师,在镇上集中起来,听徐自学、李克银、武思学、方志民、李传学、马明清等老师们讲课,学习10天、20天不等,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极好的充电。80年7月第五期集训时,公社在沔城中学集训全社所有小学的校长,让我担任了集训班的语文老师,我讲了近一个月的语文,还写了篇《游沔城莲花池》刊在地方刊物上。

四是“游学”。我还步行到石垸,听了李庆华、李庆成兄弟俩的课;到永长河,听了以后成为作家的武生智的课;到天星洲,听了漂亮潇洒的王天山的课;到共和,听了黄孝荣的课;到通小,听了魏光顺的课;到回小,听了老先生柳景鹤的课。这些老师的讲课,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五是大量阅读报刊。学校订有《人民文学》、《诗刊》、《词刊》、《收获》、《湖北文艺》(以后恢复原名《长江文艺》)、《布谷鸟》、《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湖北教育》、《写作》、《语文学习》、《中国语文》等刊物,我自己还订有《文学报》(自该报创办一直订到现在,一期不差)、《散文》、《无名文学》等等。这些刊物无疑打开了一扇扇向外的窗口,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万物昭苏的年代,的确十分精彩。我们曾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喝彩,也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击节,还在饭桌上朗诵起曹禺的《王昭君》中的名句:“淡淡妆,天然样,我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当然,在柳李学校的自修,远不止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我还自修了我的初恋,由于没有“毕业”,不堪回首。

在我担任学校领导后,我还选修了一些“实用技术”:要种学校的两亩多菜地,我学会了“用牛”(耕田);要改善生活,我学会了做豆豉酱,夏天用缸腌制好几缸豆豉以备用;学会了闭着眼切萝卜,然后霜上盐晒成丝,以对付冬季缺菜吃的日子;学会了植藕,在学校北边沟旁植上了约二分地的莲藕;学会了在暑假里自己漆黑板。最有趣的是1979年暑假,我在县沼气办周工的指导下,在学校建起了两口圆锥形的沼气池。顺地平面向下,修一个3米左右的锥形,覆以半尺厚的水泥,凝固后掏空锥形中的泥土,做一底座,沼气池即成。掏空泥土的工作,是我这个校长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冒着酷暑干了6天完成的,那样子和挖地道的游击队员十分相像。新学年就用上了沼气煮饭,还点燃了厨房里几盏灯。沼气池里料不够,也号召同学们捡过牛粪、扯过青草,“以教谋利”。听说三年后,大伙嫌出渣太难,沼气池便废用了,现在还埋在地里。

这些自学的结果,使我有勇气放弃直转公办教师而选择走向了考场。1979年10月左右首次“民转公”,规定连续3次评上全县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可免考直转,我已有2次评先经历,只等12月份再评上就可以免考直转了,但我选择了走向考场。资格审查时,因我尚差四个月工龄,在通海口检查工作的教育局饶书俭老局长得知后,驱车柳李学校,听了我的课,了解了情况,当场拍板,特许我参加了考试。考试是在沔师进行的,作文是读文言寓言《点石成金》,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点石成金》里说:吕洞宾把一个不能上学的穷孩子家的一块石头,用手指“点”成了金子,帮穷孩子去上学。穷孩子不领情,要吕洞宾把能够点石成金的“指头”送给他。我以《贵在教方法》写了篇读后感,洋洋洒洒,论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居然考了全县初中语文科第一名。

1995年10月,我参加副县级干部“双推双考”,逢上的作文又是读文言寓言《蟊人测海》,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然后结合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和17年前的考题方式很是相似。交流到潜江工作前,总算打听到决定我人生“坎子”的两次作文题,均是市教研室黄孝春先生所出,我托市教育局的应才兵老师向不相识的黄先生转送了一份小小的“束修”,以尽“门生”之礼。



(四)

我常常忆念乡亲们办学的热情。

柳李学校办学之初,是在杨家祠堂、涂家祠堂上课的。涂家祠堂是蛮漂亮的老式建筑,还有阁楼。我家就在祠堂前,却是草屋。自己住草屋,让出阁楼办学,表达的是“扁担倒下不知是个一字”的父辈们对知识的神往。

1970年,学校搬到大队部附近金家剅时,全村男女老少肩挑、手提、板车拉,一个暑假就把学校盖了起来。

1996年,村小要“达标”,村里向1978年后考出去的450多人发函求援,不几天,大家就捐款11万元,我也从工资中拿出了3000元支持建校,虽然我的直系亲戚都已离开了柳李村,那时我的月工资也只有490多元。1997年初,一个占地4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拥有14间教室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共计花费52万多元,其中外援11万元、村民集资11万元、村里筹集18万元,尚有12万元缺口。学校竣工的时候,我瞅空回家看了看,通海口镇长余卫国赶来作陪。余和我是老同学,想起村里起学校还有12万元的缺口,想余帮帮忙,余说:“你喝一杯酒,我支援一万!”一两多的杯子,我连喝4杯,4万元有了着落,而我回到潜江却醉得下不了车,司机找来条毛毯,让我在车上睡到第二天上班才醒来。剩下的债务,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这个“老校长”的心头。

1998年12月10日,《仙桃日报》刊发了我三弟涂阳文写的通讯:《市委书记破例题校牌》,介绍市委书记许克振被柳李村兴办学校的事迹所感动、破例题写了校牌。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给省教育厅路钢厅长写了封信,附上阳文写的通讯,想请厅长帮忙拨点款,以解村难。路钢厅长作了“精神可嘉!请肖市长关心支持。”的批示。我知道,肖巧云副市长当整个仙桃教育的家,难得顾及一个村小的债务。2002年11月,我到北京做十六大工作人员,路钢厅长是党代表,我到他寝室又面谈了村小债务的事,他听后很动情,说:“即使厅里没有钱,我找厅属事业单位化点缘,也要帮助你们村小把债务蹬掉。”2003年1月16日,路厅长在我的又一封信上作了批示,教育厅财务处拨款5万元,帮柳李小学还清了债。

2005年,上级要求合并村小,全村外出工作的乡亲表示愿意集资供养老师,村小得以保留。以后生源少了,也许有一天村小会“关门”,我对村支书彭同发说:“不办小学,我们就办农民图书馆、农民夜校、农民俱乐部……总之,学校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拆掉以至消失和改姓!”

学校办在村里60年,她是村庄的文脉,是现代文明的启蒙之所,是乡亲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游子回家的路标。村里远走他乡闯世界的数百人,一定会如我一样,常常忆起村小悠悠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风琴伴奏下的歌声……一个没有钟声、读书声、歌声的村庄,该是多么寂寞啊!

——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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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我们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的小学是1950年开办的,辐射周边四、五个村。最初办在杨家祠堂,1953年搬到我家草屋后的涂家祠堂。我在涂家祠堂念到小学三年级,1970年,又随搬到大队部金家剅附近的学校读到小学毕业。1975年,小学办起了附设初中班,又叫戴帽子初中,学校更名为柳李学校。村支书武大圣看过电影新闻纪录片,韶山村的学校就叫韶山学校,他说:办到大学,我们村的学校也不用再更名。

我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在当过一段时间棉花采购站的搬运工后,出任了柳李学校初中部的语文老师,接着担任教导主任,不久又担任了校长。1979年10月左右,我有幸参加了全县第一批“民转公”的考试,1980年3月录用为公办教师,当年9月,我被调到通海口小学初中部担任语文教师。连头到尾,我在柳李学校工作了6个学期;加上小学念了五年半、11个学期,我一共在柳李学校生活了17个学期。

1980年,在通海口公社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公社管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了公社团委书记,由此我离开了教师岗位,走上了从政之路。



                     (一)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同事。

我去担任教师时,学校有20多名老师,一名炊事员,400多名学生。这里是个熟人的世界。老师们与我的关系大致三类:一是我的老师,如大个子曾老师、被昵称为“鸠山先生”的林老师;二是我的学兄、学姐,如时任校长的周友斌、老师陈仁海、张早荣、陈少平、周友志、赵守凤、杨传凤、万杏芝;三是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和金祖发。

我一上班就被推上了初二毕业班语文教师的岗位,我的嫡侄涂胜发担任数学老师,学生们称大我两岁的侄子为大涂老师,称我为小涂老师。担任另一毕业班的语、数老师是陈仁海、林敬荣。竞争是有的,但多数时候是互通有无。试卷,通用;教案,互阅;押题,一般在办公室和寝室里讨论。学校有办公室、宿舍,还提供三餐饭。我单身汉一个,住在三人宿舍里,以校为家。

在初中部教语文的陈仁海、张早荣、我、金祖发,陈仁海老师是老大哥,相当于教研组长,大多数时候“唯陈首是瞻”。最快乐的时候是孩子们放学后,打过一阵篮球,用脸盆在校门前的河沟里舀水冲冲凉,然后躺在乒乓球桌上海阔天空地聊天,听仁海老师讲故事,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直到月明星疏。

金祖发教初一语文,人长得帅气,读高中时参加过宣传队,舞跳得棒,打篮球也喜欢用舞蹈动作,球进的时候少,不进的时候多,大伙昵称他“金老撇(pià)”。有一次,我写了首《我爱公社的麦浪》的歌词,他谱曲后教全校同学唱。一天,我路过他的教室,他正教学生改错句:“春风轻轻掠过,奔涌起层层金浪,既然是春风‘轻轻’掠过,怎么会‘奔涌’呢?有些不合逻辑!”好家伙,他讲的,正是我写的歌词里边的句子。金祖发稳重,内向,不与人争强,人缘特好。金祖发担任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后,曾回过一次村小,熟门熟路,摸开他住过的宿舍的门,提起毛笔在墙上写道:“强盗来过,东西不曾偷!金祖发。”好好地张扬了一小把。

校长周友斌,高我三级高中毕业,丹江移民,是个有些谋略的哥子。爱学习、有理想,写作了大量有关教育的心得文章,1982年参加电大中文专业学习,毕业后到钟祥市客店支教,现为钟祥二中副校长。我在1978年11月间和他发生了一次大大的冲突,至今不忘。老师集中食宿,烧柴始终是个问题,大队让学校把上10里长的柳谊渠上的蓖麻梗砍了做烧柴。七年级的学生是当然的“半劳力”,周校长动员我带七年级的孩子去砍、运蓖麻梗,我顶着不干,和周大吵大闹。我的理由是:“学生上学就是上学,马上要毕业大考,砍什么蓖麻梗。”周的理由是:“都不去,学校面临停火断炊。”结果是:周以大哥的身份作了让步,带领四、五、六年级的孩子苦干了近一个星期。后来,我写了《你是一棵无名的小草》,介绍周的事迹,刊在中央电大学报上,也算作道歉吧!

有个大龄女教师,在我担任校长后,请假结婚,我一时找不到代课教师,正在犹豫,她指着办公室窗外的麦田说:“麦子熟了,不收割,会炸到田里的。”我立马在她的申请上写了个“准”字。

被称为“迂腐先生”的肖金学,是“沔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他教初二的化学和物理,管理学生有些偏软。1977年后,我曾与他两次结伴报考大学,那时家贫,没有自行车,每次考试都住在他离镇上稍近的家。有次是热天,他奶奶下了门板让我俩睡,还烧起烟把为我们驱赶蚊虫。他奶奶每天为我们做饭,早晨5点吃过饭后,我们步行8里去镇上赶考。2001年,已任民办教师近30年的他,赶上了“民转公”的末班考试,有人举报他曾中断一个月的教师工作去云南做油漆工,我几次恳请市教育局领导徐红兵“明察”,要求“小数点后可以忽略不计”,肖总算成了“公办”,我还了一笔心债。

可喜的是,与我同期工作的老师,有13人通过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成了家乡一带的教学骨干。



(二)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学生。

我在柳李学校教了三批学生,第一批、第二批教到了毕业,第三批只教了他们一个学期。前两批毕业考试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语文考试居然两次第一,我也两次被评上了全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当选了公社人大代表。5名学生从戴帽子初中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沔阳中学,7名同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武汉大学等名校,多名学生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分管毛范院片的魏光海老师,让我几次在全片教师大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

我对学生的教育,现在想来是“两加”:“时间加汗水”、“红花加棍棒”。

我认为:语文要增强语感,要厚积,没有时间加汗水不行。大剂量地阅读、大剂量地背诵、大剂量地作文,成就了我班语文的两次“第一”。我找到了我1980年上半学期的工作小结,记载是:语文练习90次,作文48次,另学课外文言短文55篇。如此大剂量,没有学生的配合是难以完成的。另一个招数就是自己动手,在毕业大考前,按照字、词、句、段、篇五大类,把初中两年的知识归类,刻印成复习提纲,我手头保存的一本《复习提纲》是90页,钢板刻印。历经30年,纸质早已发黄,十八岁的青春依然翠绿。“时间加汗水”的结果,我的体重从150斤降到了90斤,学生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一个学生在中考的考场睡得鼾声如雷,让监考老师误以为他病了,叫来了医生。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买了盏汽灯,乘寒暑假给学生日夜补课。1979年寒假,学生的补课进行到腊月三十上午十点。正月初四,班上的学生万会易就因风湿性心脏病发作,生命之花悄然凋零了。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梦见万会易座在我宿舍门口喊:“涂老师,我要上学!涂老师,我要上学!”

“红花加棍棒”,同样体现的是一个字:“严”。“红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励志教育”。我办墙报表扬好人好事;读名人传记给学生听;讲景山学校搞教学改革的故事;讲王通讯写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宁铂、谢彦波们的故事;读《手持金钥匙的人们》、《哥德巴赫猜想》等时文;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发孩子们“我亦能之”的豪情。“棍棒”就是“严管”。第一批学生里的陈勇,聪颖,能干,但每天不愿午睡,抠同学的脚板,闹得大家也不能睡。我罚他到校门前的小河里挖泥,把教室里被蜜蜂钻出的大窟小眼补起来。洞补完以后,又让他到学校的菜地里拔草,这活让他足足干了一个学期。他后来考上了武大哲学系,也许他谅解了我的处罚,以后相见,他也没有怪罪过我。“严管”的另一方式是用教鞭。我的黑板上长期挂一根教鞭,农民扫禾场用的竹扫帚上抽下一根即成。我对学生不满意时,会使劲用教鞭在黑板上抽打,直至教鞭粉身碎骨。新教鞭通常会由被责斥学生的家长弄一根送到学校来,挂到黑板上。有一次,我为逃学的吴姓学生发怒,抽坏了教鞭,吴是丹江移民,父母早逝,他自己也弄了根教鞭挂在黑板上。十几年后,已迁回丹江口的吴还写信邀请我去他家乡“游武当”,看来,学生懂事后,并不介意老师曾经的严厉。

2008年,我教的第三批陈姓学生患重病,给我发了个短信:“老师,救我!”我在武昌想方设法帮他延医,聘教授主刀,让他很快康复。他和爱人带了两只母鸡来谢我,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我家的住址。我感到:做师生是一种缘份。能帮帮学生,是种幸福,不该言谢。



(三)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自修生涯。

我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的自修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教学相长。这是一种最好的自修。77年、78年用的是湖北版教材,79年开始用人教版教材,6个学期的教材有五本新课本,约200多篇经典文章,老实说,这200多篇课文当时我是全部背熟了的。3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脱口而背50多篇课文。每次作文,我都和学生同时写,叫做“下水作文”,也练了我的笔头。记得沔阳县举办国庆30周年征文活动,我有两篇习作评上了二等奖,奖品之一是一块钱一本的《现代诗韵》,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秦似先生主编,目前仍在我的案头常用。

二是报名参加了沔阳师范函授部举办的中文大专函授学习。选用的是沙洋师范刘海章先生所编的《现代汉语》、沔师编的《古代汉语》、华师编的《语文基础知识》等教材。后来才知道,刘海章先生又名涂宗流,和我是本家,现在是研究郭店楚简的专家。读书期间我还为连绵词、单纯词的划分问题和海章先生进行过书面探讨,这篇文章后来刊在《沔阳教育通讯》上。担任通海口片函授的老师是武思学先生,高且瘦,很有些高古,不会说普通话,但课讲得实在,尤其是古代汉语,能落实到“字”。应该说,我仅有的一点古文底子,是思学先生帮我打下的。学习三年,毕业考了4门课,我考了398分,虽然只差2分就是满分,但1980年发的结业证,到1984年兴“干部四化”要文凭时,组织部门不认。不管认不认,学了几百篇古文,就象喝酒前先吃了碗把蒸菜,有蒸菜垫底,上场也能喝几杯一样。

三是参加了四期寒暑假集训。教初中语文的老师,在镇上集中起来,听徐自学、李克银、武思学、方志民、李传学、马明清等老师们讲课,学习10天、20天不等,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极好的充电。80年7月第五期集训时,公社在沔城中学集训全社所有小学的校长,让我担任了集训班的语文老师,我讲了近一个月的语文,还写了篇《游沔城莲花池》刊在地方刊物上。

四是“游学”。我还步行到石垸,听了李庆华、李庆成兄弟俩的课;到永长河,听了以后成为作家的武生智的课;到天星洲,听了漂亮潇洒的王天山的课;到共和,听了黄孝荣的课;到通小,听了魏光顺的课;到回小,听了老先生柳景鹤的课。这些老师的讲课,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五是大量阅读报刊。学校订有《人民文学》、《诗刊》、《词刊》、《收获》、《湖北文艺》(以后恢复原名《长江文艺》)、《布谷鸟》、《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湖北教育》、《写作》、《语文学习》、《中国语文》等刊物,我自己还订有《文学报》(自该报创办一直订到现在,一期不差)、《散文》、《无名文学》等等。这些刊物无疑打开了一扇扇向外的窗口,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万物昭苏的年代,的确十分精彩。我们曾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喝彩,也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击节,还在饭桌上朗诵起曹禺的《王昭君》中的名句:“淡淡妆,天然样,我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当然,在柳李学校的自修,远不止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我还自修了我的初恋,由于没有“毕业”,不堪回首。

在我担任学校领导后,我还选修了一些“实用技术”:要种学校的两亩多菜地,我学会了“用牛”(耕田);要改善生活,我学会了做豆豉酱,夏天用缸腌制好几缸豆豉以备用;学会了闭着眼切萝卜,然后霜上盐晒成丝,以对付冬季缺菜吃的日子;学会了植藕,在学校北边沟旁植上了约二分地的莲藕;学会了在暑假里自己漆黑板。最有趣的是1979年暑假,我在县沼气办周工的指导下,在学校建起了两口圆锥形的沼气池。顺地平面向下,修一个3米左右的锥形,覆以半尺厚的水泥,凝固后掏空锥形中的泥土,做一底座,沼气池即成。掏空泥土的工作,是我这个校长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冒着酷暑干了6天完成的,那样子和挖地道的游击队员十分相像。新学年就用上了沼气煮饭,还点燃了厨房里几盏灯。沼气池里料不够,也号召同学们捡过牛粪、扯过青草,“以教谋利”。听说三年后,大伙嫌出渣太难,沼气池便废用了,现在还埋在地里。

这些自学的结果,使我有勇气放弃直转公办教师而选择走向了考场。1979年10月左右首次“民转公”,规定连续3次评上全县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可免考直转,我已有2次评先经历,只等12月份再评上就可以免考直转了,但我选择了走向考场。资格审查时,因我尚差四个月工龄,在通海口检查工作的教育局饶书俭老局长得知后,驱车柳李学校,听了我的课,了解了情况,当场拍板,特许我参加了考试。考试是在沔师进行的,作文是读文言寓言《点石成金》,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点石成金》里说:吕洞宾把一个不能上学的穷孩子家的一块石头,用手指“点”成了金子,帮穷孩子去上学。穷孩子不领情,要吕洞宾把能够点石成金的“指头”送给他。我以《贵在教方法》写了篇读后感,洋洋洒洒,论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居然考了全县初中语文科第一名。

1995年10月,我参加副县级干部“双推双考”,逢上的作文又是读文言寓言《蟊人测海》,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然后结合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和17年前的考题方式很是相似。交流到潜江工作前,总算打听到决定我人生“坎子”的两次作文题,均是市教研室黄孝春先生所出,我托市教育局的应才兵老师向不相识的黄先生转送了一份小小的“束修”,以尽“门生”之礼。



(四)

我常常忆念乡亲们办学的热情。

柳李学校办学之初,是在杨家祠堂、涂家祠堂上课的。涂家祠堂是蛮漂亮的老式建筑,还有阁楼。我家就在祠堂前,却是草屋。自己住草屋,让出阁楼办学,表达的是“扁担倒下不知是个一字”的父辈们对知识的神往。

1970年,学校搬到大队部附近金家剅时,全村男女老少肩挑、手提、板车拉,一个暑假就把学校盖了起来。

1996年,村小要“达标”,村里向1978年后考出去的450多人发函求援,不几天,大家就捐款11万元,我也从工资中拿出了3000元支持建校,虽然我的直系亲戚都已离开了柳李村,那时我的月工资也只有490多元。1997年初,一个占地4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拥有14间教室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共计花费52万多元,其中外援11万元、村民集资11万元、村里筹集18万元,尚有12万元缺口。学校竣工的时候,我瞅空回家看了看,通海口镇长余卫国赶来作陪。余和我是老同学,想起村里起学校还有12万元的缺口,想余帮帮忙,余说:“你喝一杯酒,我支援一万!”一两多的杯子,我连喝4杯,4万元有了着落,而我回到潜江却醉得下不了车,司机找来条毛毯,让我在车上睡到第二天上班才醒来。剩下的债务,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这个“老校长”的心头。

1998年12月10日,《仙桃日报》刊发了我三弟涂阳文写的通讯:《市委书记破例题校牌》,介绍市委书记许克振被柳李村兴办学校的事迹所感动、破例题写了校牌。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给省教育厅路钢厅长写了封信,附上阳文写的通讯,想请厅长帮忙拨点款,以解村难。路钢厅长作了“精神可嘉!请肖市长关心支持。”的批示。我知道,肖巧云副市长当整个仙桃教育的家,难得顾及一个村小的债务。2002年11月,我到北京做十六大工作人员,路钢厅长是党代表,我到他寝室又面谈了村小债务的事,他听后很动情,说:“即使厅里没有钱,我找厅属事业单位化点缘,也要帮助你们村小把债务蹬掉。”2003年1月16日,路厅长在我的又一封信上作了批示,教育厅财务处拨款5万元,帮柳李小学还清了债。

2005年,上级要求合并村小,全村外出工作的乡亲表示愿意集资供养老师,村小得以保留。以后生源少了,也许有一天村小会“关门”,我对村支书彭同发说:“不办小学,我们就办农民图书馆、农民夜校、农民俱乐部……总之,学校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拆掉以至消失和改姓!”

学校办在村里60年,她是村庄的文脉,是现代文明的启蒙之所,是乡亲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游子回家的路标。村里远走他乡闯世界的数百人,一定会如我一样,常常忆起村小悠悠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风琴伴奏下的歌声……一个没有钟声、读书声、歌声的村庄,该是多么寂寞啊!

——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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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北京市 2015-5-30 17:47:46 | 显示全部楼层
涂家老大 发表于 2015-5-26 15:12
我忆念我的乡村小学,忆念我无悔的青春。

我们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的小学是1950年开办的,辐射周边四、五 ...

问好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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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福建省漳州市 2015-5-30 19:44:1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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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安徽省合肥市 2015-5-31 04:58:1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张老师没有误人子弟,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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