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读《少年今日初长成》有感

依沙凝 · 发表于湖北省荆门市 2019-9-9 16: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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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7）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位读者对我的评论，称我为‘农民作家’时，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带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还是自豪。”这是程宝林先生在他的散文集《少年今日初长成》《序》中的一段话。程宝林先生是我的湖北沙洋老乡、美籍华人著名作家，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教授。程宝林先生从1980年考取人民大学离开家乡歇张村起，到如今已近40个年头，这期间，他不仅实现了从故乡沙洋到北京，从北京到成都，从成都到旧金山的完美三级跳，而且还成功立足美国文坛，成了家乡引以为豪的骄傲。这些年来，程宝林先生始终坚守自己的写作初衷：笔插入土地，文字走向世界。无论身处何方，状况如何，他从没停止过对故乡的关注与反思。“那支吸足了故乡泥土气息、草木气息、天地灵气的笔”，也是从程宝林先生的出生地出发，走遍中国后，走向世界。而故乡和故乡的那些人和事已经成为程先生生命中的刻痕，无法离去：“回到那个叫歇张的村子里，村子格局依然，童年和少年已消失无踪，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已经走远，有些事可以重新开始，有些事则永远结束。”我以为永远结束的是事情，无法放下的是情怀。正如消失的是肉身，留存的是记忆。

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激情的歌者，他应该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和遭遇，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与理想的迷失。程宝林先生的文字早已摆脱了俗世中零星琐粹的小儿女情结，字里行间充满了同情和关爱的人文深情。这种把根埋入泥土、从灵魂深处汩汩涌出文字内藏风骨与精神，这样的作家也会因这样的作品流传而不朽。

程宝林先生的悲悯情怀让我深深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当写作者从关注人性的角度去书写某个人或某件事时，那它所代表的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人与这件事了，它所折射与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的整体缩影。正如程宝林先生自己所写“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关于中国农民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程宝林先生以自己喝农药自杀的三姑为例，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当丈夫的一听，火冒三丈，由吵而打，乡村无日无之的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这样，让三姑仰药而尽。那药，不是城里人的补药，是农药。在农村，死是很容易的，三五元钱的成本，临死前，到供销社跑一趟，一瓶黑糊糊、臭烘烘的液体就买了回来。在农村，活着并不容易。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幸福，尤其不容易。”亲人自杀的事情背后的原因很多：家务纠葛，感情失和等等，但程宝林先生认为喝药自杀与农药管理及农民的心理健康没有必然联系，从根子上来讲还是农民生命价值观的问题。在农民思想走进死胡同又无人开导时，生命的匆匆结束对农民来说早已成了最负气解脱的方式。如果不从生命价值观的角度让农民高度重视这样的事实：生命才是这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因为它的一次性无法重复。农民也只有在真正明白和接受此种生命价值观后，农村的非正常死亡状况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中国农民生命的无意义消失也才会逐步减少。

程宝林先生换位思考的人生高度和以德报怨的处世方式也是照亮生活的一面明镜。对于自己曾历过的苦难和受到过的伤害他选择了宽容。而当时与这些人事有关的所有的好与坏，恩和恨，在程宝林先生的笔下和心中早已化作风轻云淡。对于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时代对他和他家人造成过心灵伤害的基层乡村干部，程宝林先生在文中是这样表述的：“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光着上身，走到我家门前。我敬了一根烟给他，他感伤地说：‘宝林，你下次回来，怕是见不到我这个老头子了！’与我非亲非故，当权时曾多次欺负我家成分不好的这位前队长，对我说出的这句感叹，令我感动和感伤。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恶，归于时代。”而在《端午一哭》中，对于曾经辱骂过自己的儿时伙伴金兴成的母亲，程宝林先生也显示出了充分的宽容与大度：“晚上收工回家，发现金兴成的母亲，站在她家与我们家之间的十字街头，冲着我们家跺脚痛骂：‘现在真是变了天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不能读高中，地富分子的子弟倒能读高中了！我看他读了书后，是成龙，还是上天！还不是和我儿子一样，回到农村来抠牛屁股！’这也是她的原话，这番话严重地刺激了我少年人的自尊心，使我二十多年来，从来不曾忘记过。奇怪的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一点都不怨恨她。作为母亲，在我的不识字的母亲为我考上高中而高兴时，识字不多的她为自己的儿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而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了几十年的歧视，村民们还不能完全接受和习惯这样的事实：我们这样的家庭开始享受国家给予的，或者说被剥夺得太久的公民待遇。”无论选择原谅还是放下，往往都是人心中最难做出沉重决定，因为那些都是影响自己终生的阴影，不具聪明智慧，没有坦荡胸怀的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程宝林先生在北京深造、成都工作，美国创业后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我们一个利己惠人的方法：放下苦难，淡忘伤痛，友好相处，用爱与真情去感化温暖他人，世界就会充满和谐，洋溢友好。在金兴成去世一年多后，当程宝林先生回乡奔丧时，他再次见到了金兴成的母亲，程宝林先生在他的万字精品乡土散文《归葬》中是这样叙述当时具体情形的：“在十字街头停车的地方，我一眼就在村民中间，见到了去年被卡车扎死的童年伙伴金兴成的母亲。她向我招手，感谢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的儿子（见散文《端午一哭》，载2002年7月17日，18日《世界日报》副刊》）。我急忙走过去，拉住她的手。金兴成的母亲说：‘孩子，谢谢你有这份心意。’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止住，当着几十位乡亲的面，在脸颊上奔涌而下。一位在乡村行医的老医生在一边劝我说：‘宝林，不哭了，你爷爷快死了，你都没有哭，却哭自己的同学，也算对得起去世的兴成了。’我含着眼泪，嗫嚅着说：‘我爷爷是往那条路上走的老年人，而兴成却是年轻人，死得太惨了。’我摸出200元人民币，塞给金兴成的母亲，请她给兴成留下的孩子买一两件衣服，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她退让了半天，总算收下了。”

感恩之情是程宝林先生贯穿于整本书的连珠红线，那些原本平常普通的文字被感恩赋予了温度与亮色，如珍珠般光彩四溢，像眼神样深情款款。也许是因为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程宝林先生在《乡村“塾师”列传》中，关于常维柏老师的那段文字特别令我感动：“1981年年初，我在荆门医院里住院，一个亲戚来探视我，告诉我说：‘常老师今天早晨去世了！’两行眼泪，默默地流下我的脸颊。一个十八岁的有病青年，为一个刚刚四十岁、以终极方式结束有病的中年人，默默哭泣。我出院后，专程到百里外的火葬场，将寄存在那里的常老师的骨灰盒请出来，将自己写的一首悼亡诗《一个人的四十本日历》，焚化相祭，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三年后，常老师的骨灰存放期满，被移回家乡，入土安葬，距我爷爷奶奶的合冢不远。前不久，我回国探亲，为爷爷奶奶扫墓，也在常老师的土坟头燃放了一挂鞭炮致祭”。程宝林先生在文中这样写道：“老师的心血，学生的成就，对社会的贡献，除了人心深处还有一本账外，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但这本藏在程宝林先生内心深处的账却是那样的清晰明了：常老师用传道、授业、解惑的灯盏，照亮了程宝林先生人生最初的道路，而程宝林先生在数年后让常老师的形象在自己文字里得到了永生，这也应该算是学生送给老师的珍贵礼物。沙洋不仅是程宝林先生人生起航的出发点，更是他心中的神圣之地，这点我在程先生那篇《万里送行舟》的美文中已深有感触。而程宝林先生对于自己在沙洋镇上的两位恩人：给过他物质帮助与精神鼓励的汽车站站长鲁志鹏先生、免费治好他顽症的名医李邦阔先生，感激更是情不自禁，“在我的一生中，他们是‘善良’这两个字的诠释者。小镇因了这些人，这些事，在我的心里重于泰山。” 感恩是开在程宝林先生心上的花儿，它让程宝林先生在经历人间冷暖后依旧温润，在历过风雨雪霜后还能自信，在淌过繁花落寞后仍保淡然。而故乡，经时空的更替和容颜的改变后，在程宝林先生心里化作了一颗持续萌芽的种子，一种无比宽阔的胸怀。

在《沙洋：地图上有个图钉的地方》中，程宝林先生写到：人走得再远，也不在外乎：回到家乡，回到童年。当年的小镇没有任何古迹，也谈不上什么文化名人。小镇的全部风景，都在人心深处。如今，程宝林先生已用自己的文字为出生地歇张村乃至故乡沙洋亮出了一张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本书书名《少年今日初长成》一文是程宝林先生写给儿子18岁的生日礼物，在这篇主打文章里，程宝林先生也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期望：“做一个干干净净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人，就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增加人世间的爱意和爱心，减少地球上的暴戾和暴力，靠的就是你、我、他，千千万万的等闲之辈，平凡之人。”我想这不仅仅是“农民作家”程宝林先生的人生追求及他对儿子的期望，也应该是天底下众多写作者与千千万万善良人们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