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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历程，学术界一直都包含着同样的态度，即黄州本土文化是集多种文化形成的地域文化。该地东接吴越，西通荆楚，被称为“楚头吴尾”。此外，这里是关中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处之一，也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荟萃之所。在此种文化氛围之下，黄州府受东西南北各地文化的影响逐渐孕育出自身独特的文化。
从黄州府的文化形成可以看出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不能仅仅拘泥于地方文化，而应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来沉淀地方文化以待厚积薄发。王葆心先生也说“故风气之开，必积久乃成，成后亦可积久不灭；其灭也，必有种种摧败之方”。从中可以看出地域尚学之风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必然要经历一个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弘治《黄州府志》也云：“古今贤人君子或仕于斯，或寓于斯，或生于斯。才德誉望，勋业文章，掀揭宇宙，贯徹金石。非特一郡一邑宜书之，而天下所宜共书之也”。该段主要阐述以文人的思想为出发点，揭示了文化不受地区、书籍的的影响，理应将其发展的原因归属于全天下，体现出文化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可以证明黄州地区文教兴盛与历史文化传统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实事而说，明代以前，黄州地区一直被士人认为是蛮荒之地，一般作为中央王朝的流放之所。由夏商直至魏晋时期，此地文明进化较迟，民风彪悍，尚武轻文之风盛行。西晋灭亡之后，“南迁之士族纷纷远迁江南而不肯稍顾此地”即是最好写照。唐宋时期，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北方民众大规模南迁，这里逐渐为南、北移民所开发，但仍为经济落后地区，主要表现在人口缺乏与水旱频发。据统计，唐末，黄州地区人口长期在1万—2万户之间，人口稀少，导致劳动力不足，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土地的开发程度较低。水旱灾害频发导致百姓无稳定的栖身之所，且无法维持稳定的基本生存。《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牟发松先生也对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水平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最终得出唐代鄂东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都还相对落后的结论，即直至晚唐时期，黄冈地区相对中原地区来说依然是教化未开之地。唐代黄州刺史杜牧曾在他的一份奏表说到：“黄境邻蔡，治出武夫，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可以看出直至唐后期黄州府依旧奉行尚武之风，文化凋敝，蛮风未除。
但真正提及黄州地区文化改变之风，唐代也是不能绕开的一个重要时期。据统计，有唐一代，受人口因素的影响，黄州流传后世的本土名人仅有蕲州的释道信与黄冈县的周墀（chi），晚唐的杜牧谪官于此也是促使黄州文化兴起的重要人物。陆游在登临黄州地区之时，也发出了黄州文化的变化之声。其曰：“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泊临皋亭，东坡先生所尝寓，与秦少游书所谓‘门外数步即大江是也’，烟波嫩然气象棘豁”。可以看出杜牧在此任职，地方文化因其到来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周墀，唐代黄州人，晚唐诗人，长庆年间进士。其先祖为汝南望族，永嘉之难时来黄冈，历梁隋皆显仕。周墀以科举取仕，历经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集贤殿学士、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鄂州(今湖北武昌)观察使、鄂州刺史、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等职。后升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成为黄冈地区历史上第一位宰相。据记载，周墀有文史之才，工小篆，见称一时，字画颇佳。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左右着朝廷政局，几乎每个官员都有党派背景，虽然作为牛党中的一员，但周墀从不参与斗争。纵观周墀的政治生涯，周墀以务实严谨闻名于官场。在担任刺史之时，他以百姓为出发点，在地方行善举，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之事；在朝廷之时，周墀敢于与歪斜之风作斗争，以实际行动来抵制奸邪佞臣之辈。此外他善于识别和提拔人才，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曾在周墀幕下，杜牧也得宰相周墀推荐之力，成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周墀以其卓越才能以及直言务实见诸于世，无疑会对黄冈地区崇儒尚道之风产生积极影响，对于改变黄州地区落后的文化面貌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杜牧，武宗会昌二年（842）被贬为黄州刺史，而当时之黄州还只是一个“户不满三万、税钱才三万贯”的小城。因而黄州人言杜牧守黄州乃黄州之幸，人民之福。杜牧为官上任，即造福百姓，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其一上任立刻废除各种弊政苛捐。据记载：“伏腊节序，牲慶杂须，吏仅百辈，公取于民，里胥因缘，侵窃十倍，简料民费，半于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蓝丝之租，两耗其二诛，税谷之赋，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杜牧一上任即对地方不正之风进行整顿，以倡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文化上，杜牧可以算是黄州文化兴起的传播者。在黄州期间，他留下了众多文学作品，如《齐安郡后池绝句》、《齐安郡晚秋》、《雪中抒怀》等咏叹黄州的诗词，为后世留下不朽的佳作。此外，作为州府的最高长官，杜牧在推行文化普及，改变黄州地区的重武轻文之风起着重要作用。杜牧在任期间，其以“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等地方教条来教化百姓，为宋代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两宋时期，黄州社会经济虽有一定程度发展，但依然处在落后的阶段。宋人王禹偁（cheng）曾对宋时黄州有过描述：“今人户不满两万，税钱止及六千，虽久乐升早，尚未臻富庶。”陆游也在《入蜀记》中描述黄州沿江地区的风貌：“有陂湖渺然，莲芰甚富，沿湖多木蕖，沿家夕阳中，芦藩茅舍，苑有幽致，而寂然无声。”这段描述一方面说明了黄州地区湖光景色优美、河湖众多、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寂然无声”也反映出人口稀少的现实情况。此外，宋人方千的《齐安》对当时黄州作出相似的评价：“弥节齐安郡，孤城百战残，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暮角梅花怨，清江桂影寒，黍离绿底事，撩我起长叹。”通过万千的描述，宋代齐安（古代黄州的另一称呼）人烟稀少，城市相对破败，导致自己只能独自望着江水作叹，体现出人口至少，经济相对落后。
在此背景下，该地常被作为朝廷流放之地，而这些文坛上大拿的到来也无形中推进了黄州地区文化的兴起。如苏东坡、王禹偁等人。
相比杜牧被贬之后的自我放逐，王禹偁则属不以谪为患的文人代表。被贬黄州之后，虽心生感伤，但他仍坚守为官之道，积极治理黄州。王禹偁来到黄州后，即以行动来证明自己勤于政务，以百姓为首的理念。史料记载：“如臣庸愚，蜀副忧寄，谨当勤求人瘦，遵奉诏条，窒塞嚣讼之民，束缚检猎之吏。敢言课最，庶免旷遗，况当求治之朝，必为无害之政。”可以看出，在黄州地区上任之后，王禹偁大力惩治嚣讼之民，净化官场不正之风，表现出其坚守仁义正道，不谄媚于世俗之态度。在文化上，作为北宋初年散文革新的先导者，王禹偁可以算是黄州府文化的传承者。在文章诗赋上他明确提出要以古为师，强调以学问入文，文章以气为助。这些理念的实现直到咸平二年（999）才得以实现。这一时期，由于被贬黄州，其内心不免哀叹，在此环境的影响下，他成功作出了代表其散文革新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开创了谪居文学新时代。其文有云：“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细细品来，既有骈文的张力，又有古文的柔顺。在此新文学的影响下，王禹偁不仅给黄州地区带去了新的文学理念，大量的创作也为黄州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推动了地方文风的转变。此外，为更好推行教化，传播儒家经典。王禹偁不惧谣言，重修宣王庙，并以身先行，提出“先师若是凶耶，吾将试焉。”的决心。宣王庙重修后，黄州士子在此学习、接受教化，此地也成为有记载的黄州最早的学宫。
王禹偁
除了在文化传承上的贡献，王禹偁在精神领域也给黄州士子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虽贬谪于此，心中不免悲叹，但王禹偁仍以一种“不论得失的豪迈人生态度”来应对一切，而这种愈挫愈勇的的人生态度无疑对黄州士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任期满后，王禹偁调赴蕲州任知州，未满一月即逝。后百姓多言其贡献。《黄州府志》记载；“王禹偁出知黄州，期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士君子慕其高风大节。”
苏轼
相比前三人，苏轼可算是黄州文化集大成者。自元丰三年（1080）起，苏轼共在黄州生活了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足迹之广，情感之深使之一度想终老于此，“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即是最好的写照。据考证，在黄州期间苏东坡共创作作品740余篇，其中诗歌约220首，词约66首，赋3篇，如此浩大之作品让其在此登上文学巅峰。如其著名的《赤壁赋》二篇、《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皆是传世之作，使后人难以望其项背。这些作品也在无形之中哺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黄州人，使之对黄州的影响深刻而久远。此外，自被贬此之后，大批文人仰慕东坡先生的才华而涌入黄州。如“三苏”之一的苏辙，文化大儒黄庭坚等纷纷来此讲学。这些文学大拿的到来无疑对传播文化，推进黄州府的文教进步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东坡先生，他的到来不仅促进地方文化进步，也促进了本土文人崛起。据统计，两宋期间，黄州地区所留名于后世的名家与唐代相比呈井喷式增长。如蕲州地区的夏悅、林敏功、林敏修、吴琪、吴亿、吴淑、吴遵路；黄州地区的何颜之、潘顿、潘大临等等。除开对区域文化的直接影响，苏轼的到来促使黄冈地区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赤壁文化”。赤壁文化是中国文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精华，而这也无形中提高了黄州府的文化地位，为后世文化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漫谈小结
晚唐以来，在周墀与杜牧的影响下，地方尚武轻文之风逐渐消褪。到了宋朝，谪官们的到来推动了黄州走向全国，而黄州也让这些谪官迈向新的文学巅峰，让它成为了士人心中的文学圣地。此外，大批文人大儒到来有力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兴起，地方上逐渐形成了一股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为大移民之后文化大兴奠定了完美的基础。
参考文献：
古籍类：
[1]（唐）杜牧著，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宋）陆游：《入蜀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
[3]（宋）陆游：《南唐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影印本。
[4]（宋）张耒；《明道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
[5]（清）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武昌益善书局，1933年铅印本。
地方志：
[1] 嘉靖《蕲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
[2] 弘治《黄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
[3] 光绪《黄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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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咸宁市 2021-8-15 23: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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