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枫林渡 于 2011-11-24 17:19 编辑
A、是金子总会发光 B、智齿的烦恼 C、我的买菜经 D、当年的状元在哪里 E、凡人不可貌相
是金子总会发光 写文之前，我首先想到日本丰田汽车的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十分醒目的霓虹招牌矗立在上海人民广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许多人对日本人花大价钱做广告惊讶不已。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丰田车无处不在、风行天下。 车行有路，没有路就算废铁一堆，这是客观的局限。然而人却不同，尽管往往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一世警句终究可以得到验证。不求进取的懒惰，好高骛远的虚夸以及破罐子破摔的堕落往往使人误入歧途。即便走在阳光大道上，这些人充其量也只是庸碌之辈。蹉跎岁月逝去，或多或少会留下遗憾——给自己、也给后人。 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而受到党和国家重视，许多人开始为科学事业效力，因而做出很大贡献。如杂交稻之父袁隆平，一个人的智慧填饱了无数人的肚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从此不再是“扎紧腰带干革命”，得益于“金子”的光芒；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同样因为一个人的勤奋。 另外还有一位自然科学家，由于是人才难得，调动工作由自治区组织部直接管辖。这对一个刚从“臭老九”翻身为“无产阶级”的人来说，待遇不谓不高。正是这样倍受宠幸知识分子，凭借“专家”地位，为了个人的安逸、自在不断向组织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包括和妻子离婚也要组织代办，名曰“不留后患”。组织部门自然不能干这样的缺德事，就为这丁点儿的不如意，他就长期告状，成为有名的上访户。这位先生大概和袁先生有同学之谊，当听说杂交水稻获得成功的消息，曾不服气地说了句“要我搞也照样成功”就没了下文。 我以前有个同事，过去由于家贫没钱读书，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参加企业工作。由于不识字，自己名字也写得含糊不清，因此在单位只能干些简单的力气活。他为人厚道，讲求“诚信为本”，如果能写会算的话，重要工作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闲聊中我问过为何在部队不学文化，他理直气壮地告诉我说：“穷人就是穷命，认那仨、俩的字儿有啥用？”岂不知识字者正是从“仨、俩”开始，任谁一口也不能吃出个大胖子。这位老师傅抱定了学习“仨、俩”字没有用，因此直到退休最高“职位”也只是个“门卫组长”。尽管他对过去时有悔悟，但时过境迁也无可奈何，只好抱着唯一值得骄傲的“职衔”哄孙子快乐。 我们单位另外还有一个姓郑的人，在“反右”的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由于年轻说话不慎，不知不觉被划成“右倾分子”而发配到西北劳动改造。所学电子专业农场根本用不上，于是分配他到猪场。郑先生并不因此而懊恼，相反热心工作，认真研究猪的生活习性和喂养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很快总结出一套养殖经验，所养的生猪出栏快、肉品好，成为同行业的顶尖人物。他后来编了一本书叫《快速养殖猪法》，正是这本不厚的小册子向全国推广，曾一度解决了吃肉难。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开始落实政策。郑先生年岁已大、眼力不济，从事原专业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合适。组织上考虑再三让他到油田，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组织部门让他到建筑单位搞预算，他仍和从前一样首先熟悉工作，很快成为一名预算经济师。后来又对土木工程预算理论进行研究，很快创导出新的预、决算理论而被建设部所采纳。 郑先生工作上勤恳认真，生活上是一位十分廉洁的人。当时来油田施工单位特别多，要想取得建设项目，首先要通过老郑预算这一关。当时给他送礼者不少，而他均避而不见，惹得急了他就警告对方退出油田建设。我当时在基层管基建，求老郑批面积、拨款是经常事。为了彼此方便，我曾特意买件军大衣送他。因他是广东人，冬天不习惯穿棉袄，进出办公室总是冻得发颤。然而“自己”人的好意也被他谢绝，态度十分坚决，因此我打心眼里敬佩他。 老郑退休时是正高级职称，并且享受国务津贴，可以说晚年幸福。坎坷在经历却硕果累累，不正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写照么？ （2011、1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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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武汉市 2011-12-30 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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