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躁动 25年一觉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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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躁动 25年一觉复兴梦
2011年06月08日 07:38
来源：《决策》 作者：王运宝
策划人语
武汉正在发生大变化。
大建设、治庸风暴、打造最优投资环境、推出“城市英雄”、建设概念性城市新区、城市功能转型升级、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一连串看似不相及的事情，如果鱼贯而出，以某种姿态接踵而至，就会令人别有一番联想。
这一系列事件，更像是铅笔在纸面上随意地涂抹，却不经意间把一个城市深藏于胸的抱负与愿景凸显出来，跃然纸上。
当下，自身求变与政策利好相互叠加，让立志更新的武汉毫不掩饰自己的目标，全面复兴历史地位，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一次，武汉准备好了吗？
从半年来的态势观察，武汉对自己颇具信心，其气势也分外坚定。“大武汉”这个曾经一度只在坊间和专家学者中使用的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政府语系中。而且，被搅动起来的武汉，正在从软硬件两个方面，打造回归历史荣光的基础建设。
城市竞争犹如赛车一波三折：发车抢位，一路领先，被超越，追赶，反超越，最后时刻的冲刺，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当下的武汉，也开始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但我们深知，城市复兴绝不可能朝发夕至，重振大武汉的雄风，并不会一蹴而就。我们期待大武汉在自我救赎中打破制约发展的“天花板”，进而在回归中创新出一条城市复兴的新路。
25年一觉复兴梦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历史上最优秀的是谁，有什么差距？我是不是最优秀的？换个人是不是比我做得更好？”4月6日，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发起“治庸风暴”的市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每个领导干部面对岗位，都要经常自问这三个问题。
如果把时钟拨回到2003年，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三问“武汉在哪里？”成为震动社会各界的一句话，从中能感触到武汉的急切。
如果说“老三问”问出的是焦灼，“新三问”问出的就是自醒。武汉曾经有过耀眼的历史，因此一直有着强烈的复兴憧憬，尤其是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等国家级政策的推动下，人们对“大武汉”的热切期待越来越强烈。
4月，当记者再次行走武汉时，已经能够强烈感受到，武汉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温吞水、缺少变化”的状态。一股力量涌动在武汉的两江四岸，让武汉变成了一座“动起来”的城市。
两字之变
在黄鹤楼公园的正前方，首义广场已经建设完成，辛亥革命的红楼也修葺一新。2010年时，阮成发曾公开表示投资200亿元用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引来争议声一片。但武汉本地媒体客观指出，此举醉翁之意并不在庆典。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之于武汉，正像奥运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契机。武汉正是借助这一契机表达重新崛起的急切之情，它可重构大武汉在中国的主流记忆和复兴梦想。
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没有哪一座城市会像武汉这样，对自己的复兴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
面对“褪色的武汉”，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25年来，武汉当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就一直对武汉滑落展开讨论，并大声呼吁要复兴武汉。
1999年，在国务院批复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武汉被定位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但随着武汉周边城市的崛起，中部龙头城市之争，让武汉陷入争议的漩涡。同时，武汉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纠结，因此，也就有了时任武汉市领导连续三次的发问。
转变从2005年开始，武汉向上发展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经济总量实现三级跳。到2010年3月，在国务院最新批复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武汉被定位成“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与之相对应，与武汉长久以来有中部龙头之争的郑州，被定位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从字面上看，出现了两个字的差别，对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对《决策》分析说：“这个改变表明，武汉作为中部中心城市的定位，被明确下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一份国家中心城市的名单被媒体公布出来，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5座城市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从这份名单的城市分布来看，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没有布局。
于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武汉市、湖北省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观点，提出将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武汉发展新的目标定位。2011年初，在新制定的武汉市“十二五”规划中，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得到明确。而这个定位与武汉的复兴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此时，细心的人会发现，相比3年前谁是中部龙头城市的激烈争论，武汉在2011年初确立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时，那种充满“火药味”的网络帖子大战却减少了。这样一个细微的变化表明，外界对大武汉的责任与担当，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不大建设对不起武汉”
从“中部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变化，其背后却是大武汉躁动的心。
而要追梦大武汉，首先是城市外在形态的改变。因为既有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满足大武汉的功能需求。
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说明突破原有格局的迫切性。2009年12月，新武汉火车站投入运行，武汉却陷入这样一种尴尬：从这里，乘坐高铁到长沙只需1小时，座动车到合肥是2小时、到南京3小时、到广州4小时。但是，从武汉火车站坐出租车到汉口却需要1小时，到汉阳则是2小时左右。
“到目前为止，武汉还只有一个交通网络的雏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城市交通管理研究所所长胡润洲认为。脆弱的交通环境，已经成为武汉城市发展中最大的“短板”之一，强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大建设，实属必然。
于是，阮成发把自己的“第一把火”，烧在了城市大建设上，阮成发决意要把纸面上的规划变成立体化的现实。
“整个武汉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堵得厉害。”穿梭在武汉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每次搭乘的士，司机都会抱怨。从2009年开始，武汉全市共有5500多个工地同时施工，空中是高架桥、地面建快速路、地下挖地铁隧道，基础设施大建设正在立体化推进。
与之相对应的是，2009年，武汉城建全年共投资500亿元，平均一天1.4亿元。2010年城市建设投资超过600亿，进入2011年，规划总投资将超过700亿，即平均每天投资2亿元！置身武汉，让人感觉是10年前上海、广州等东部沿海大城市轰轰烈烈的建设场面被搬到了武汉。
当然，大建设也会引来争议，对此，阮成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我不怕别人叫我‘满城挖’，不建设对不起这座城市。”或许，武汉当地媒体上“欲求武汉明天之幸福，不得不经今日民众之抱怨”，更能表达武汉官员内心此刻的感受。
记者在武汉采访时看到，每个地铁工地的围栏上，都将竣工时间标示出来。换句话说，武汉正在跟时间赛跑。
从表面上看，这是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实则是武汉在与城市扩张的速度赛跑。到2009年底，武汉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万，要想实现发展的加速度，必须首先实现道路畅通的加速度。更进一步说，武汉是在城市赛场上与竞争对手赛跑。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改变的不仅仅是有没有“大”字作为名称，实质上是武汉正在变得敢于表达自己，变得更有信心和有底气与一流城市展开竞赛。两年之前，“大武汉”一词，很少出现在武汉市和湖北省的政府公文与领导讲话中，更多的是学者和媒体的讨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大武汉”成为常用词。
追梦需要一个标杆
从海关大钟楼到武汉长江二桥，就是著名的汉口江滩。在全中国，只有上海、武汉两座城市拥有这样一块建筑独特的城区。按照武汉市的发展规划，汉口沿江一线，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之相对应的武昌滨江一线，将建成武汉的中央商务区，606米的绿地“长江之心”已经打下基桩。武汉正在期待5年后，长江两岸能够出现与上海陆家嘴一样的城市天际线。
据说，最开始的“长江之心”大楼设计高度是超过上海中心大厦的，但最终方案还是变成第二，其中也许正蕴涵着上海、武汉两座城市的微妙关系。
因为在武汉的潜意识中，总是把自己与上海并列提出，从中不难看出，大武汉热切期待能够回归当年仅次于大上海的历史荣光。
被大武汉视为标杆城市的大上海，同样在2011年开启了以纽约和伦敦为目标的世界级都市的回归之路。对于上海世界级都市如何炼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第一次造访上海时说，一个成功的城市取决于三个要素，优越的地理环境，勤劳的城市人民，再加上优秀的城市领导人。
大上海如此，地处中部的大武汉，更需要如此。
顺着这个思路，在历史的血统里，在地理的细节中，把脉武汉会发现，实现复兴梦，除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外，这座城市还需要庞大的经济体积，深厚的腹地，优越的交通，资本与人才的自由流通，更需要在全球化的城市发展中提炼出自身的城市精神和文化。而当下武汉首先需要冲破的，就是内陆意识和制约企业家突起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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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自我救赎

■本刊记者 邱积敏

“把它看完，因为每天看，看着心里发烦，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看到不足，看到了问题，甚至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不痛下决心，不坚决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操着浓重的武汉口音，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脱稿后，表情严肃地警醒着坐在会场下面的武汉官员。

这天是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阮成发口中的“它”指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撰写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此为起点，武汉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之中。

风暴的指向却不单是官场，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话说，要“打造‘大武汉人’”。

谁也理不清这是武汉第几次反思。此前均无功而返，这次呢？武汉能否从反思走向自我救赎，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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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官场“第三种状态”

在4月6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阮成发讲了很多掷地有声的话。

“在责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大家都松松垮垮、讲话不算，出了事没人处理，大家都‘不自危’，那么事业如何保证？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如果我们都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人民才会满意。”

“我是全市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

刺痛阮成发的有许多因素。

2009年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曾报道，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谈到武汉投资环境时哽咽了，直接落泪了。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李鸿忠不忌讳地称，“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并要求武汉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之一。

种种事情都表明，武汉吏治改善已刻不容缓。

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委组织四大班子领导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2月28日，阮成发到新华社湖北分社调研，亲自点题，委托其进行武汉投资环境专题采访，最终形成《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

阮成发说，报告列举了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这种‘重症肌无力’的病症其实更危险。”

以此次市委扩大会议为标志，治庸风暴刮起，利剑直指干部“第三种状态”。“治庸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阮成发称，“要通过‘治庸计划’，使干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不能有第三种选择。重在一个‘治’字，使庸下能上，减庸提能！”

根据武汉《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推动武汉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治庸风暴”将会贯穿2011年全年，分为四个阶段：4月6日—4月30日为动员阶段，5月1日—6月30日为自查整改阶段，7月1日—8月30日为检查追责阶段，9月1日—年底为建立机制阶段。

为了强力推进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武汉专门设置一个办事机构，称之为“治庸办”，还专门开通治庸投诉热线、网站和信箱。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热得发烫。

4月19日，治庸风暴开出第一张“罚单”：对3个区、5个市直部门的39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调离现职工作岗位7人，辞退1人，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

截至4月30日，武汉市已有109名机关干部受到“治庸”问责，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级以上干部、19名处级干部。据武汉当地媒体评价说，这场“治庸风暴”的时间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均为武汉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在这样一个大武汉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武汉的主政者们，寄希望于通过一场治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官场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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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风、民风

事实上，中国最早的“治庸风暴”发起于深圳。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掀起第一场整顿干部队伍的治庸风暴。

此次武汉治庸风暴亦源于李鸿忠对武汉的要求——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不过对于武汉，李鸿忠似乎要求更高。4月2日，李鸿忠在湖北省“一主两副”武汉现场会上要求，武汉要按照“五个大”来加强自身建设，即大武汉人、大武汉文化、大武汉标准、大武汉境界等。

这在仕风的基础上，延伸到了民风与地域文化的改善。

对于武汉落后的原因分析，不少人认为是中央给武汉的优惠政策不够多。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武汉地域文化的缺陷，他们认为是武汉人性格中的劣根性，造成了武汉的落后。

提到武汉，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城市的大，也不是湖泊众多，而是武汉人说话嗓门大、咄咄逼人。以至于2008年，当传出武汉要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时，众多网友直呼“震惊”。最近，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也要求武汉官员外出招商时，最好不要说武汉话。

武汉也曾有过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但随后“武汉被计划经济宠坏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说，“武汉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没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闯荡。”这就形成武汉人抱守家园、安于小康的性格。

在湖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生不出门，是个福人”，“出的门多，受的罪多”。这种观念深深地烙在了武汉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很难抹掉的文化基因。

走不出去的武汉人，逐步困于内陆意识惯性，开放意识逐步退化。武汉市原市长、现任湖北省副省长李宪生在《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中，谈到武汉人的开放意识的不同：“19—20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0—21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域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

李鸿忠在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后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疾呼“为什么叫大武汉呢？就是要‘大’在开放上”。

沉溺于体制的幻梦，受困于内陆意识，在开放意识逐渐薄弱下，武汉一直难以铸造现代文明的城市灵魂。这在政界表现为权力意识浓重。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中北路延长线是武汉二环线上的重点工程，但这条市长亲自过问、多部门关注的市政道路，建设方来回跑相关审批部门，经过5次批复，花了17个月才拿到施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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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短板”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五一”期间，武汉三镇的闹市街头，多出来一组独特的景观。“主角”是《长江日报》近期宣传报道的近百位武汉著名企业家和为企业服务的优秀公务员，把他们制作成每幅3米高、1.8米宽的巨型公益路牌广告，冠以“城市英雄”的名称，树立在武汉主干道上。另据《长江日报》介绍，随着报道的推进，会有更多“城市英雄”在街头亮相。

本刊记者在武汉采访时获悉，“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为主体”，从2009年开始，逐渐成为湖北省、武汉市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共识。据介绍，这是湖北省近年来在谋划经济发展推动力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对武汉来说，不管复兴的路有多长，大武汉的核心始终是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解放的干部队伍，二是企业家群体，三是高素质的市民。他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群体。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产业支撑，一流的产业由一流的企业集聚形成，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企业家引领。因此，大武汉回归的首要在于企业家群体的突起。

向企业家鞠躬

4月18日，“武汉市企业家活动日”举行，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参加。活动一开始，阮成发主动站起身，向所有与会的企业家鞠躬。记者梳理《长江日报》上公布的企业家名单发现，真正有重大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家数量，还是相对较少。这是武汉多年来的一个客观事实。

其实，不仅武汉如此，所有经济欠发达地区，都面临企业家资源稀缺的短板。正因如此，在采访中，所有受访者在分析武汉如何实现真正复兴时，都不约而同地重点强调企业家的作用。

从纵向来梳理，虽然大武汉在近现代历史上拥有很高的城市地位，但那些为民族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企业家之中，似乎很难发现武汉人的名字。从横向对比会发现，当前正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大批重量级领军型企业家，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武汉人的身影。

“在东湖高新区，只有一家产值超百亿的企业，但是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董事长贡献再大也不能说是自己的。”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分析说，深圳、青岛、宁波、无锡、苏州、大连、佛山等新兴经济城市崛起和赶超武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企业家的兴起。比如青岛有名扬海内的“五朵金花”，深圳有华为、中兴、招商、平安、万科、腾讯，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响当当的企业家领袖。

实际上不用看太远，这样的企业家明星，在武汉周围各省市中，都可以找到。

武汉的南边邻居长沙，其工程机械制造产业的原有基础，远不如武汉雄厚。但长沙有梁稳根、詹纯新、何新华，以及向文波等一批领军型人物，引领长沙向“工程机械制造之都”挺进。

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能说明一流企业与一流企业家的重要性。武汉原有的著名企业武重、武锅、长动3家企业重组成为武汉重工集团，合并起来2010年的销售额才30多亿元。同为中部的长沙三一重工、中联重科，2010年销售收入双双突破500亿元，武重与它们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同样是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三者比较后会发现，武汉东湖一方面不像北京中关村那样，有联想、方正、紫光、百度、搜狐、新浪等知名企业；另一方面，也不像上海张江那样，有200多家世界500强研发中心。湖北当地学者和媒体调研后发现，虽然武汉每年培养的高科技人才高于上海，但进驻武汉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却很少，这明显是一种悖论。

因此，有专家称，武汉就像是一个企业的“围城”。城外的企业可以冲进来，城内的企业难以冲出去。对此，“点子大王”何阳道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由于武汉夏天出了名的热，武汉的饮料销售额在全国一直处于前列。按此推理，武汉发展空调业的条件似乎很充分。但是，武汉的空调品牌却没有走向全国市场，武汉至今还找不出一家与海尔、格力、美的并驾齐驱的空调企业航母。

企业家的缺失，直接导致武汉众多优势只能体制内循环，无法发挥作用。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的科技优势无法与当地产业进行配套转化。李光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发明了一项全新的纺织技术，被誉为是“纺织行业的一次革命”，但在武汉竟然找不到一家企业能够将其转化成产品，最后被山东如意集团买过去，仅用3天时间就拿出转化的成果，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更具意味的是，如意集团反过来再回到武汉，把自己生产的全世界最轻薄的纱巾，捐赠给武汉纺织博物馆。

冲破“天花板”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马云？”曾成为上海的热门问题，武汉需要同样的反思。

汉正街曾经诞生过中国第一批商贸流通领域的小老板，但是武汉没有像南京那样，生长出中国商贸流通领域的大哥大——苏宁集团。汉正街更是没有成为与义乌小商品市场并驾齐驱的交易中心。虽然现在有汉口北商贸流通枢纽的崛起，但是其真正的操盘手，却是浙江人，是义乌人。

实际上，不管是本土能人型企业家还是外来植入型企业家，武汉都很少。而且在企业数量或是体量上，都与武汉这座城市本身的体量不相称。

武汉为什么企业家资源不足？只有找到制约的天花板，才能打破阻碍企业家竞相涌现的瓶颈。

首先，在国有企业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在利益左右搏弈中艰难推进，在上升中还有体制困境。这在武汉已经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其背后隐藏着有形或无形的多种制约。

其次，是企业家能够支配的资源少，尤其是具有一定技能和团队精神的员工队伍少。其主要原因是武汉每年的人才流失严重，根据《湖北发展研究报告2010》中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与2010年，武汉市高校毕业生连续两年都是25万人，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每年大约只有1%的博士生、4%的硕士生和11%的本科生留在武汉创业就业。“这与武汉的产业结构有直接关系，武汉的知识型就业明显不足，高科技服务业水平低，武汉的高技术还是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上。”李光分析说。

第三个关键方面，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环境问题。武汉复兴需要打造一批产业“航母”，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汇集一片承载航母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环境。

在4月6日的会议上，播出了一段投资环境案例的采访录像，让会议厅内近百位武汉市各部门“掌门人”如坐针毡：在一份反映审批难问题的报告上，市领导写下感叹，从审批到完工最后要花上29个月，真是难于上青天！武汉邮科院准备盖一栋研发大楼，但跑了多个部门，审批一头雾水，最后一算账，从审批到拿到备案证，要花518个工作日、过77道关。而同样在南京，该院建大楼只花一个多月就审批完毕。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围绕环境问题举例说，武汉有13家五星级酒店，但组织稍微大一点的国际会议会展，就捉襟见肘，写字楼也没有一座真正能对接全球化经营要求和全天候服务要求的。在市级政务网上随机选择内资企业注册登记，成都承诺是5个工作日，杭州是3-5个工作日，武汉是25个工作日。

当时公开播放的全是武汉投资审批时限长、政府官员违法乱纪、承诺不兑现等“黑镜头”，这些都更加印证了新华社调研报告中的问题。“投资环境不优，已成为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阮成发大声疾呼，“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努力将武汉打造成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让投资者和企业家安心、开心、快乐。”

《长江日报》曾专门撰文称“作为历史重商之都，武汉为什么缺少全国闻名的一流企业和企业家，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反思”。4月27日的《湖北日报》上，在综述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湖南学习考察时，着重分析认为“湖南速度”是从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中内生出来，并提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投资环境；要像每天洗脸一样，及时清除环境中的污垢。”

由此可见，阮成发向企业家鞠躬的一幕，意味深长，含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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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第四极”

■本刊记者 王运宝

搅动、奋起，一股努力向上的冲劲，让外界强烈感受到当下武汉的力量。

站在2011年这样一个对武汉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来观察，我们不禁发问：群雄并起的时代，武汉能圆一个复兴武汉、回归国家中心城市的梦吗？

如果从武汉一座城市扩展到武汉城市圈，从武汉城市圈再扩大到长江中游城市群，2011年会不会成为“中三角元年”？“中三角”又能否成为中国的“第四极”？

解开这些疑问，只要进入中国区域经济坐标系，就能画出武汉所处的方位。

武汉的方位在哪里？

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中心城市，首先就要在长江经济带上来比较。

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是滨江四大中心城市，2010年，上海在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经济总量是16872亿元，武汉仅是上海的1/3。同时，武汉经济总量在重庆之后，仅仅高过南京500亿元。如果放大到整个长江经济带，武汉在杭州、成都、苏州、无锡4座城市之后，其中，苏州是9510.9亿元，高出武汉4000亿元。杭州、成都、无锡与武汉都处于“5000亿俱乐部”，基本在同一方阵。

综合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来看，武汉排在上海、重庆、苏州、杭州、无锡、成都之后，可见，武汉在长江经济带上已经不能进入到前五强之列。

从历史纵向中来看，武汉整体经济实力的变化曲线，划出了一个完整的“W”型。“1982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位第一，一直到1984年，武汉在全国位列第四位，仅次于京沪津三大直辖市，是真正的中国‘第四城’，排在广州之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告诉《决策》。

采访中，武汉与广州的比较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因为要实现大武汉的真正复兴，回归到曾经的历史地位，武汉必须要追上广州。

1988年，广州经济总量超过武汉，22年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越拉越大。到2010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604.48亿元，排名全国第三、副省级城市第一。同年，武汉的GDP为5515.76亿元，仅为广州的一半左右。而且，广州已经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的强大，是目前武汉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从2010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新兴经济城市中，武汉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十名之外，稍好一点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排名第8位。而广州的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多项经济指标，都在前五名。

在这些指标中，作为城市经济支撑力的工业，武汉在2010年的工业增加值是2079.8亿元，仅仅是上海的1/3，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新兴经济城市中，排名第15位。与广州相比，差距依然有1500亿元。因此，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在“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系列评论中尖锐地指出，武汉虽是老工业基地，但“武汉制造”没有走向全国。

作为中心城市，第三产业是其核心功能，在这方面，武汉是什么位置呢？

作为全国的三大中心城市，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恰好排名前三甲，北京最高突破一万亿元，上海是“榜眼”，广州位列“探花”。而武汉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是2813亿元，只有广州6465亿元的43.5%。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北京、上海、广州同样是全国前三甲。广州在2010年实现4476亿元，同期武汉是2523亿元，相当于广州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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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将与挤压

一系列数据比较发现，武汉的差距很明显，冲击中国“第四城”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如果跳出单纯与广州的比较，武汉第一步可以进军副省级城市前三甲。

那么，目前武汉的位置如何呢？从2010年的地方统计公报来看，武汉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在广州、深圳、杭州、青岛、成都之后，位居第六。其中，广州、深圳都遥遥领先于武汉。武汉若想实现目标，必须连续赶超杭州、青岛和成都。

在经济总量上，杭州、青岛、成都和武汉，都在5000多亿元的区间，基本处于同一梯队。杭州稍微高一点也仅仅高出武汉400亿元。青岛、成都与武汉的差距只有几十亿元。由此可见，武汉具备赶超的充足底气。

但另一方面，2010年经济总量紧随武汉之后的宁波、大连、沈阳和南京，都是区域经济中的“精兵强将”，它们赶超武汉同样信心十足，而且态势强劲，尤其是与武汉在同一时间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沈阳，不可小觑。

沈阳的经济总量虽然比武汉少了500亿元，但沈阳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关键经济指标，都比武汉高。尤其是沈阳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007.4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不仅高于广州、深圳，更是高出武汉1254亿元。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经济，而且沈阳也是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政策利好上不输于武汉，因此，沈阳在副省级城市中有能力冲击前三甲，将成为武汉强有力的竞争者。

对武汉来说，面对的还不仅仅是一群副省级城市“强将”，同时还有来自周边城市的无形挤压，特别是同处于京广经济带上的两个邻居——北面的郑州与南边的长沙。

比如，武汉天河机场的目标是打造成中国第四大枢纽机场，但在2010年，其旅客吞吐量已被长沙机场超过，武汉不得不把中部第一的位子拱手相让。这一事例说明，武汉还不能领袖群伦。

郑州和长沙敢于公开向武汉叫板，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武汉的经济实力与城市吸引力双双出现滑落。而在这些周边城市中，最让武汉揪心的是城市间的合纵连横，以长株潭融城、郑汴一体化为典型。

2010年，长沙、株洲、湘潭3市的经济总量达到6715.8亿元，正好高出武汉1200亿元。郑汴一体化的经济总量是4930.22亿元，仅比武汉相差580亿元。

在体现经济竞争力的工业增加值上，长沙是2020.68亿元，与武汉的2079.8亿元相比，基本持平，而长株潭融城的工业增加值就反超武汉1058亿元。同时，郑汴一体化的工业增加值反超武汉285亿元。

在体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上，长沙也已经突破3000亿元，相比武汉只少560亿元。长株潭融城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反超武汉880亿元。更关键的是在经济活力上，长沙要优于武汉，且长株潭3市的经济增长都在15%以上。

目前，不仅仅是长沙、郑州等老牌省会城市站出来挑战武汉，处于京广经济带延伸线上的深圳、天津以及佛山，经济总量都已经超越武汉，因此，武汉在京广经济带上同样也不能进入前五名。

通过以上纵横坐标轴的分析来看，武汉处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四周有强兵”的状态，排在武汉前面的杭州、青岛、成都，以及紧随其后的南京、沈阳、宁波、大连，都在摩拳擦掌。

得天元之位是武汉的区位优势，湖北被誉为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武汉则是“支点中的支点”，但事实上，居中的武汉不仅缺少支点的张力，而且更容易受到四周城市的挤压。

因此，从经济实力来看，武汉要实现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靠单打独斗是绝不可行的，惟有与周边城市合力抱拳，不仅构建武汉城市圈，还要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高度，携手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圈，组建“中三角”。因为只有“中三角”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第四极”，武汉才有可能借力回归到曾经的历史地位。

那么，武汉与周边城市群合力抱拳之后，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呢？

“中三角”VS成渝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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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的幸福时光

“三级跳”是目前武汉政界的一个热词——过去3年，武汉GDP连续跳过了3000亿、4000亿、5000亿三级，达到5515.76亿，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跃升至第六位。

这之前，武汉GDP在1998年突破1000亿后，用了7年时间突破2000亿——在2005年达到2238亿；用了2年突破3000亿——在2007年达到3141亿。

速度与数据背后是武汉跳动的梦想。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十二五”期间武汉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跨越，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此将授予武汉市以省一级的管理决策权限，并对武汉释放所有省级政策空间，在政策机制和管理权限上的“省市一体”，为武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此后不久，武汉在市委全体会议上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努力开创武汉科学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报告，“回应发展的机遇、复兴的大势、历史的瞩目和深沉的寄望”。4月7日，《长江日报》开始连续刊发《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的系列评论，“十二五”开局也被武汉定位为“再创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并号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大武汉”。

武汉只是“老大”城市集体躁动的一个例子。在此前后，南京、沈阳、西安等一批既“老”且“大”的城市先后发力。这些城市与改革开放后勃兴的大连、苏州、青岛、无锡、宁波等新贵城市相比，是当之无愧的“老”城；因为计划经济体系与城市发展模式，让它们也是动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这些城市有过辉煌，也曾陷入过与新贵城市的口水战，苦苦挣扎，分外纠结。现在，即便部分城市在经济体量上尚未超过新贵城市，但在城市竞争中，都开始扭转劣势。沈阳与大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2000年前后，大连通过经营城市，建设“大大连”迅速崛起，而此时沈阳还陷入老工业基地的泥潭中。因为沈阳的衰落，“辽宁振兴靠谁？沈阳还是大连？”此类问题在2003年前后甚是流行。但在2007年，沈阳在经济总量上一举反超大连；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沈阳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东北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调整为“国家中心城市”，先大连一步。

在长三角，尽管与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尚有差距，但南京当地政界人士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南京近年来城市变化巨大，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科教资源上，南京远高于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曾先后主政苏州、无锡的杨卫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之后，凭借他对三座城市的深厚洞察，杨卫泽雄心勃勃地提出，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和定位是带头，要实现带头就只能是第一。

政策、官员、大工地

“老大”城市的复兴有其客观经济背景。

“2008年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以后，这些城市巨大的人口正在逐步转化为巨大的消费市场，让这些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强劲的支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

在消费市场之外，“老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与内需政策有着某种匹配。“内需政策刺激了基础设施大量开工，以及以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力。这就使得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效益明显提升。”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告诉《决策》。恰恰是武汉等“老大”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的产业布局，在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这些产业的复苏，“老大”城市明显摆脱了此前的经济困境，沈阳尤为明显。

相对经济大势，“老大”城市复兴中更让人瞩目的共同点是政策、官员、大工地。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大中小城市并举转向优先发展大城市，“老大”城市相对新贵城市而言更容易得到政策上的倾斜。

仅以2009年以来国家级区域战略而言，众多以“老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战略被上升为国家战略。2007年12月，武汉都市圈被批准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6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布，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09年12，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些政策更多只是一个个概念，划定一个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些城市的当政者借助这些政策，通过肃清吏治打破此前沉闷的局面。

2011年4月，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看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武汉市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后，在大会上称“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晚上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不痛下决心，不彻底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这迅速在武汉政界形成旋风、高压态势，通过治庸风暴传递到政府体系的最末梢。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传递压力的方式则是网络。2011年初，孙清云在6天内对媒体报道和网民留言做了3次批示，称“对网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区县和市级部门要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及时回复。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此外，抓住扩大内需的机会，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些“老大”城市的共同态势与复兴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从城市基础设施大建设到超大型地块的概念性开发，武汉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的就是楼、桥、路。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扩容到500平方公里，从2012年开始，武汉将会每年一条地铁通车。5000多个同时开工的工地，让武汉“堵在路上”，烦恼与希望并存。

西安则着力打造180多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按陕西省政府“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的要求，十年间西咸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达到2000亿元，再建一个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新区。

能否跳出发展惯性？

“老大”城市的复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提供一个“梯子”。但“梯子”终有一天会被“踢掉”，或者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老大”城市复兴的惯性何在呢？它们又将如何形成现代经济的报酬递增与自强化的反馈机制呢？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给出答案，跳出城市发展的政策依赖。

3月，因修地铁而修剪、移植法国梧桐的“砍树事件”，让南京复兴态势下的焦灼显露无疑。近年来，南京变化巨大，但一直没有找到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的新路径，而30年间10任市长走马灯似地轮替主政，让政策推动力变得不那么可靠。

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汉市民则隔空发问，“如果可以，能否每人出一定数额的钱，将武汉长江二桥买下来？”。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取消了近7年后，武汉将对除武汉长江大桥、江汉桥之外的过江通道收费。坊间认为这是武汉市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大，财力后续乏力的无奈之举。

城市兴衰有其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作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应当用“看得见的手”去熨平这种发展的起伏，尽可能的避免城市发展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助推形成“尺蠖效应”，甚至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因此，以武汉、沈阳为代表的一批“老大”城市，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城市所走过的道路，同时又区别于深圳、大连、青岛、宁波等新兴城市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很多人的期待。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维预测武汉将是未来世界十大超级大城市之一。这一直让武汉人颇为自豪。

这一结论是基于武汉的区位、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但能否跳出发展的惯性？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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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ity.ifeng.com/dhcs/20110608/1003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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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与南京、成都、沈阳、大连和青岛的工业化比较
2011-11-24 16:04:31  作者：胡开锋  |

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武汉与南京、成都、沈阳、青岛和大连处于同一方阵，2010年GDP都在5000亿元以上。其中，武汉5566亿元，在6市中排第2位，比最高的青岛少98亿元，比最低的南京多556亿元，他们的综合实力比较接近，相互之间都有被超越的压力。同时，6市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都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工业的领先发展将是影响综合实力变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武汉与南京、成都、沈阳、青岛和大连在工业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本文从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结构以及工业化潜力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力求找出我市发展的优势和不足，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促进我市工业快速增长。

一、工业化进程比较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6市都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都走完了工业化初期阶段，但与南京、成都等5市相比，武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是武汉工业化程度偏低。2010年，武汉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38.2%，在6市中居第5位，只高于成都的37.2%。而南京、沈阳、青岛和大连都在40%以上，其中，最高的沈阳是45.5%，高武汉7.3个百分点；其次大连44.8%，高6.6个百分点；青岛43.3%，高5.1个百分点；南京40.0%，高1.8个百分点。

二是武汉工业化速度偏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长期低于40%，最高是2009年的39.6%。而南京基本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近10年中有9年的比重高于武汉。成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虽然一直低于武汉，但近10多年发展迅速，从2000年低武汉7.6个百分点缩小到2010年的1个百分点，正是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成都与武汉的GDP差距也不断拉近，2010年低武汉不到15亿元。沈阳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起伏比较大，自上世纪90年代它的高比重逐步回落，在此期间的1996年武汉的GDP实现了对沈阳的超越；但2005年后，沈阳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又开始快速回升，2010年高武汉7.3个百分点，为历史之最，其强劲的工业发展势头不容忽视。大连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较稳定，除了2005年的39.7%以外，其他各年都在40%以上，特别是近五年连续攀升到2010年的44.8%，工业化速度比较快。青岛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40%，正是得益于其工业的快速发展，青岛的GDP在2001年超过武汉，当年青岛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2.6%，高武汉6.3个百分点。

二、工业化结构比较

武汉、南京、成都、青岛、沈阳和大连等6市的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工业体系都比较完备，工业结构各有所长。

武汉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一个方面：

企业平均规模大。2010年，武汉规模以上中业企业平均产值2.16亿元，在6市中居第2位，只比南京的2.20亿元低0.04亿元，多青岛0.28亿元、沈阳0.33亿元、大连0.55亿元、成都0.67亿元。特别是大企业成长方面，武汉的优势也比较明显，2010年，武汉的大型企业产值3509.67亿元，在6市中居第2位，只比南京的3757.03亿元少247.36亿元，多青岛363.78亿元、大连864.80亿元、沈阳1425.25亿元、成都2224.71亿元；武汉大型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4.6%，占比居6市首位，其他5市中，南京占比是43.6%、大连是32.4%、青岛是29.5%、成都是22.1%、沈阳21.7%。

武汉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工业总量偏小。2010年，武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424.59亿元，在6市中排第5位，仅高于成都的5775.49亿元。比最高的青岛少5025.37亿元，差额相当于武汉2009年的全年产值。比沈阳少3177.21亿元，差额相当于武汉2007年的全年产值。比南京少2078.02亿元，差额相当于武汉2005年的全年产值。比大连少1737.02亿元，差额相当于武汉2004年的全年产值。同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差距比较明显。

二是工业结构偏重。武汉、南京、沈阳、大连等城市都是我国重工业基地，近年来，各城市都在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调整工业结构，以减轻环境资源的承载压力。与其他5市相比，武汉的工业结构偏重的特点还很突出，工业结构调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2011年，武汉规模以上轻重工业产值比是1：3.30，仅低于南京的1：4.54，而大连是1：3.12，沈阳是1：2.82，成都是1：1.89，青岛只有1：1.58。武汉的轻工业发展明显低于其他5市，2010年规模以上轻工业总产值是1491.76亿元，只比南京的1154.50高，是大连1982.56亿元的75.2%，是成都2010.71亿元的74.3%，是沈阳2510.49的59.5%，是青岛4127.04亿元的36.2%。

三是企业成长偏慢。2010年未，武汉规模以上企业个数2968个（国家调整前的口径），在6市中最少，青岛是5674个，沈阳是5252个，大连是5071个，南京是3917个，成都是3887个，差距非常大。从成长过程看，1998年，武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1311个，在6市中排第4，比南京少500多家，比青岛少259家，比成都少34家；但比大连多228家，比沈阳多172家。到2003年，沈阳规模以上企业数超过武汉，当年沈阳是1349家，武汉是1313家。2004年，大连又以1658家超过武汉的1403家。至此，武汉规模以上企业数全面落后这5市。13年来，武汉的规模以上企业数增加1657家，平均每年不到128家。而沈阳增加了4113家，平均每年是316家，青岛增加了4104家，平均每年315家；大连增加了3988家，平均每年307家；成都增加了2542家，平均每年196家；南京增加了2083家，平均每年160家。

四是产业集聚偏低。2010年，武汉最大的工业行业是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1212.28亿元，也是全市唯一过千亿元的产业，核心支柱产业钢铁也只有875.08亿元。而南京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产值达2286.85亿元、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1259.72亿元。成都支柱产业中机械制造业产值达13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超过1100亿元。沈阳的八大优势产业中机械装备制造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农副产品加工业产值超过1500亿元。大连的现代装备业产值过2500亿元、石化工业超过1600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近1300亿元。青岛千亿元以上的行业有2个，分别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1138.86亿元，交通运输设备制造1252.49亿元。

三、工业化潜力比较

同类城市的竞争，很大程度取决于工业，而工业的强弱，关键看工业化潜力，看可持续增长能力。武汉等6市在全国的工业战略布局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都是区域工业发展的支撑，都在走科学发展的工业之路。

武汉的具有两大优势：

一是智力资源雄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已是世人不争的事实，武汉是我国重要的科教基地，科教综合实力位列全国城市前列，智力资源的优势比较突出。2010年，武汉普通高校78所，其中，有7所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居6市首位，比第2位的南京多25所，多成都36所，多沈阳35所，多大连47所，多青岛53所；在校学生数88.14万人，多南京17.53万人，多成都26.44万人，多沈阳53.28万人，多青岛59.64万人，多大连63.56万人。武汉同时拥有3个国家级的开发区，居6市之首，其中，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继北京中关村后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拥有国家级实验室、重点实验室18个，国家级企业技术研究中心21个，位居6市前列，同期，南京分别为21家和13家，沈阳分别为13个和14个，成都分别为10个和9个，大连、青岛的差距较为明显。武汉发明专利申请量4660件，居第3位，比南京的7461少2801件，比成都的5875少1215件；但比青岛、大连、沈阳多。

二是产业发展均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各城市的经济越来越开放，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知道，各区域的发展在受益于区域外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制约。区域经济抗波动、抗打击、抗调控的能力不只是取决于产业的集聚程度，更决定于区域产业均衡程度。武汉的工业体系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钢铁、汽车、石化、烟草及食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环保等主要行业，2010年虽然只有汽车行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但有5个行业产值在600亿元以上，武汉的工业既不是一“钢”独大，也不是一“车”独大，多足鼎立、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南京的产业是以石化、钢铁、汽车和电子等为主，2010年主要产业产值中，1个产业超过2200亿元，1个过1200亿元，2个过500亿元左右，其他产业都在300亿元以下，产业差距较大。成都是电子信息、医药、食品及烟草、机械等4大支柱产业，其中2个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1个在800亿元左右，1个不足300亿元。沈阳八大优势产业中，1个产业在3000亿元以上、1个在1500亿元以上、2个在500亿元以上，其他的行业大部分在300亿元左右。大连形成的是四大制造基地，分别是石化、电子信息、船舶制造和现代装备制造业。1个在2500亿元以上，1个过1600亿元，1个过500亿元，1个不足500亿元。青岛形成的9大传统产业中，机械、家电产值都超过1200亿元，而钢铁、橡胶等不足400亿元。

武汉面临两大不足：

一是增长后劲不足。2010年，武汉工业投资860.07亿元，居第6位。而沈阳1845.73亿元，是武汉的2.15倍；大连的工业投资1766.40亿元，是武汉的2.05倍；南京1601.31亿元，是武汉的1.9倍；成都1301.30亿元，是武汉的1.5倍；青岛1214.82亿元，是武汉的1.4倍。工业投资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新增长点支撑乏力，武汉目前除了80万吨乙烯项目尚未投产、富士康项目尚未达产外，没有明显的大项目支撑新的增长。而其他城市中，南京市在2010年就发布了50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梅山钢铁、扬子石化、南钢、中电熊猫、福中集团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国芯”暨基于“中国芯”开发的网络计算机（NC）研发生产基地、特高压电气产业园、中铁宝桥高速道岔等。并于2011年召开重大项目洽谈会，签约项目16个，总投资额1176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5个。2010年，成都的香港宏威光伏产业集群项目正式落户，一汽丰田新工厂项目开工，总投资210亿元的汉能双流薄膜太阳能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正在建设，神钢集团装载机项目可望完工，亚洲最大的催化剂生产基地东方凯特瑞二期项目建成投产。2010年，沈阳的宝马新工厂、米其林轮胎等重大项目已开工建设，航高基地C系列飞机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宝马F18新产品、宝钢二期等项目投产。2010年，大连的长兴岛特大石化项目、福佳甲醇制烯烃项目等前期工作已经展开；奇瑞汽车、恒力PTA等项目已开工，一重核电基地、北车旅顺制造基地等项目正在建设；英特尔芯片、中远造船等项目陆续投产。2010年，青岛的中国重汽青岛专汽升级、超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产业园等项目开工，麦克德莫特海洋工程、船舶电力等项目推进，地恩地运输装备、智能化机械设备研发及生产二期等项目投产，2011年又有一汽青岛商用车基地项目奠基，总投资达525.74亿元的南航北京航空产业城、彩虹集团LED/OLED等10个重大项目开工。

二是核心竞争不强。当前，产业的竞争力实质就是核心竞争力的比拼，武汉身为老工业基地，在与这5市的比较中，核心竞争力不强已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是城市效应能力不强，一个城市的效应是城市工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拳头产业的影响程度，武汉的最主要的支柱产业中钢铁产业规模不及首钢、包钢等，武汉的汽车产业规模不及上海、广州、长春等城市，由一个城市联想到的产业武汉不及南京的石化、沈阳的机械、大连的船舶、青岛的家电。其次是名牌战略不够，名牌产品是科技创新的市场体现，2010年武汉制造业拥有的国家名牌产品只有9个。其他城市中，南京拥有熊猫电子、扬子石化、金陵石化、跃进汽车、江南光电等众多知名企业。2009年南京还被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评为全国制造业“十大强市”之一。2010年成都工业产品拥有中国名牌20个，在电子、生物、新技术、新材料、光学、光纤通讯、核技术应用、激光等高新技术领域中具有极强的综合优势和技术能力。沈阳制造业中国名牌19个，其中，沈重盾构机成为国内遂道工程“首选品牌”，沈阳机床厂跻身世界机床十强，沈鼓离心压缩机占国内85%以上的市场，新松机器人、东欧CT打破世界500强垄断国内市场的局面。大连国家名牌20个，包括瓦轴、机床、大显、华录、石化、大化、机车、大柴、大船、新船、东北特钢等重要工业品。青岛拥有中国名牌产品68个，驰名商标62件，海尔、海信、双星等产品驰名中外，工业品牌经济总量占规模以上工业的50%以上。

四、工业化努力的方向

一是政策上要支持。“工业强市”政策必须坚持，回顾武汉的发展，建国后，随着国家“一五”、“二五”产业布局的实施，武汉的工业迅猛发展，诞生了一大批武字头的大型国有企业，武汉的综合实力也稳居全国19城市前列。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武汉工业总产值101亿元，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当年武汉的GDP居第19城市第6位。随着我市荷花、莺歌等品牌在市场上的相继沦陷，武汉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下滑，1990年下滑到第9位、1995年下滑到13位，同时GDP也下滑到1995年的第13位。当前，国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工业发达地区的政策重点转向发展现代服务业，对工业实现结构升级。而武汉作为内陆城市，改期开放后，从发展轨迹上看，武汉的节拍要慢一拍，我们的政策还不能完全向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看齐，在坚持结构调整的同时，政策上还是要千方百计把工业做大做强。我市在2009年出台的八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15个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是我市工业振兴的政策基础，必须坚持。部分行业或产业，如钢铁、汽车等，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比较大，应当有一个支持产业发展的预案，尽量规避宏观调控的影响。当然，具体到政府采购、生产补贴、优惠税等各项具体政策，只要是有助于本市工业发展的都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二是投资上要跟进。工业投资过少、增长速度过慢，是影响武汉工业发展掉队的主要原因。1978年之前，除三年自然灾害外，武汉的制造业投资基本是逐年上升的，从1949年的407万元增长到1977年的19.42亿元，增长476倍。1978年至1991年，我市制造业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投资额由1977年的19.42亿元下降到1991年的4.9亿元。这个阶段正是武汉综合实力迅速下降的阶段（19城市中由第6位下降到12位）。进入“十五”时期，我市的工业投资开始大幅增长，工业实力也不断提升，形成了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等重要支柱产业。2000年，我市工业投资95.73亿元，2010年达843.47亿元，十年增长了7.8倍；同期全部工业总产值由1422.37亿元增加到7004.96亿元，增长4倍；GDP由1206.84亿元增加到5565.93亿元，增长3.6倍。这一时期，工业投资跑赢了GDP的增长，我市的GDP由19城市第13位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第9位。但我市的工业投资的历史久帐多，增长的基数小，所以虽然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长，但与兄弟城市比差距非常明显。“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城市竞争能否处于有利形势，工业投资必须跟上。

三是科技要上创新。武汉的自然资源不足，但科教优势明显，纵观改革开放后武汉的发展，科教资源的利用率并不高。大量的人力资源“东飞”，“南飞”和“北飞”，同时伴随的是科技的流失。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是相辅相成的，近年来我市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一，也正是科技创新的最佳时期。人才培养强市是我市成为科技创新强市的坚实基础。首先要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2000年，我市专利申请量1763件，其中，发明专利497件。到2010年分别达到15045件和4660件，分别增长7.5倍和8.4倍。这些成果在全国19城市中位居前列，但2010年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564.63亿元，只有深圳的四分之一，不到上海、广州、青岛的二分之一，比大连少1500多亿元、比南京少近800亿元、比沈阳少500多亿元。其次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东湖开发区是我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国家在此建立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我市推进科技创新创造出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对大学实验室、科研所与社会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中心进行科技整合，建立成果共享与转让的政府调节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要争取国家科研项目，利用科教优势与产业优势争取新建一批国家级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