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尽火传千古不熄

一文

　　薪尽火传千古不熄
　　——哭高平叔先生
　　刘作忠
　　天津友人在长途电话中告诉我：“高平叔先生去世了！”我心头猛地一颤：一家杂志约我为高先生写一篇传记，我原计划利用今年公休假赴津门拜访心仪许久的高先生，但我地今年遭遇特大洪灾，一直抽不开身。后来我改计划春节赴津，可惜未能等到这一天，老人家就匆匆走了！
　　高平叔的名字是与蔡元培的名字紧密相联的，1929年，年方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的高平叔经叔父高耀棠引荐，与时年62岁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结为忘年交。1935年夏的一天，高平叔偶然与蔡先生谈到：广益书局出版的《蔡元培言行录》和启智书局出版的《蔡元培文选》太粗糙，而书前由黄幼轩撰写的传记仅写到1918年，建议蔡先生自编一部完整的文集。蔡先生当时嘱托高先生帮他搜集，再由他本人审定，并请高续写黄幼轩未完的传记、撰著蔡之传记。可惜，书未完成，抗战爆发，高平叔携带的文稿在敌机轰炸中损失殆尽。高先生后来回忆说：“终天抱恨，莫过于此”。
　　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蔡元培的挚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签撰序，高平叔编著的《蔡孑民先生传略》一书，以纪念蔡先生逝世3周年。在《编者叙言》中，高平叔写道：“将来，事实许可的话，我仍愿完成那未完成的旧愿”，即：为蔡元培先生写一部详细的传记，编一部大型的文集。
　　高先生本是学经济的，曾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先主持纽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同时兼任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后到香港创办国际经济研究所。解放后，高先生随同该所并入中央贸易部，曾任该所所长、研究员。他在国际经济研究领域著述颇丰，蜚名中外。
　　自从接受蔡元培先生的嘱托后，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备受酷刑、囚禁、凌辱、劳改”的政治运动中，高先生念兹在兹，奉行不懈。
　　打倒“四人帮”后，国际经济成为热门，京、津、沪、粤等地的一些大学和科研部门，争邀高先生前往从事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高先生出于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佩和接受其嘱托，毅然放弃炙手可热的国际经济研究，应聘于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专门于蔡元培研究，以践前诺。
　　从70年代末至逝世为止，高先生除发起成立“蔡元培研究会”，指导中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研究生撰写研究蔡元培的论文外，用力最勤、成绩最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编撰蔡元培文集和年谱。
　　为了全面搜集、挖掘有关蔡元培的资料，高先生不惜迟暮之躯、不畏长途跋涉之艰、不顾春夏秋冬之劳，奔波于津、京、沪、宁、杭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披沙拣金、大海捞针。北京大学所存有关蔡元培的档案和出版物，他或抄录、或复印、或拍照。上海华山路蔡元培故居有四十多口装有蔡元培档案资料的木箱，高先生用半年多的时间逐箱查检一遍。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正值酷暑，高先生不顾“火炉”的炙烤，钻进馆仓库，挥汗如雨，剔抉爬梳了一个夏天。
　　对搜集到的资料，高先生一一校勘错字、脱字、衍字、古字、异体字，考订写作时间，比较不同版本，标点，分段，统一格式，然后再按简体字逐篇抄誊。其耗费的心力可想而知。
　　1979年秋，为迎接“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高先生于“痔血猛泻，住院诊治”之际，仍“在病榻上口述，而由亡妻张奇（时患肺癌，翌年亡故）笔录”，完成了10多万字的《蔡元培年谱》（简编）。
　　尔后，高先生在老伴病故、独子出国留学、孤身生活困难的窘境下，深居简出，伏案疾书，手不停笔。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高先生60年的心血终于凝聚成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日记、传记、年谱等总计四十余种、1400多万字。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巨编的稿费，高先生分文不收，用作蔡元培研究基金。
　　高先生受蔡先生之托时，年方22岁，当完成巨编时，已是85岁的老人了，他的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样执著的“傻子”，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所有知道高先生的人，都为其信诚守诺、无私奉献的精神感佩不已，台湾著名学者陶英惠在《〈蔡元培年谱长编〉跋》无限感慨地说：“蔡先生何其有幸，在晚年获得这样一位知己！”海峡两岸的学人更是交口赞扬高先生以60年心血“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
　　我搜集南社重要社员蔡元培的楹联，天津友人向我推荐了高平叔先生。高先生收到我奉寄的拙编《挽陈其美先生楹联辑》（陈为南社早期社员、蔡元培的私淑弟子，本书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承蒙不弃，对我颇有赞许，并回赠了一套他所撰著、列入国家教委“九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年谱长编》。书前的长篇《自序》中，高先生回忆了60年来编撰蔡先生文集、传记的经过后，无限欣慰地说：“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书中还附有高先生赐我的便函：“我细阅一遍，列出《正误表》各一份，附奉，供参阅。”
　　捧读这套洋洋200万字、被学林誉为“具有权威性、史实性、研究近现代中国极有学术价值的史书”后，我撰写了一篇题为《千金之诺——泣读〈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的短文，发表于一家晚报的副刊。高先生收到剪报后在电话中对我说：“蔡元培先生不属于任何个人，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每个炎黄子孙都崇敬的伟人，整理蔡先生的著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7年，我撰写《泰戈尔的中国情》的长文，文中有一段叙述泰戈尔1924年7月应邀来华讲学、在上海汇山码头受到中国学者欢迎的细节。我查阅多种资料，大多数说欢迎者中有蔡元培，而《蔡元培年谱长编》无此记载。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拨长途电话求教高先生，高先生一番考证后回答说：“蔡先生是联名向泰戈尔发邀请函的中国学者之一，但泰戈尔莅沪时，他正在英国考察教育，不可能到上海码头。”帮我订正了一段史实。
　　1998年初的一天，高先生在电话中对我说：“今年是蔡元培先生130周年冥诞，我们蔡元培研究会将在北大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希望你写一篇有份量的论文参加这次盛会。”接着，老人家拉长了声调，亲切地说：“小刘，咱们神交已久，未曾谋面，这次北大见！”
　　可惜，当时我正在赶写一篇香港著名爱国教育家的传记和一篇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的传记，终未能完成高先生的嘱托，有负先生的厚望，真是愧疚不已，九死莫赎啊……
　　泪眼模糊中，我突然想起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的一段话：“正因为有一批像高平叔先生这样重然诺、轻生死的终生执著于‘后死者之责’的后死者，人类文化才得以传承，社会文明才得以光大，薪尽火传，千古不熄！”
　　
　　●本文荣获：1999年9月由湖北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主持的“‘书与社会’读书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