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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何以淡出读者的视野?我认为不应该一味地责成诗人,让什么诗发表与不发表在乎的是编辑或主编。编辑或主编想给什么诗给读者看,就给什么诗。诗人们谁不想挤上国刊,挤上国刊才能在国人眼里是个真正的诗人。中国本来是个诗的国度,诗求新,是诗创作的宗旨,不新,就不必写了。诗本来是先属于少数,后被少数人推从而至多数。诗不是不调动想像,或哲理而能随便能看懂的。而现在的风气是钱,愿意为请吃请喝浪费时间,而不愿为读懂一首诗而化时间,安静不下来了。再说现在还写原来那样的诗,就有人看吗?会发表吗?唐诗那么好,要不是在课本上学习,又会有谁看?现又有多少人在看与思?有人说,你能看懂什么书,就是你的觉悟!你觉悟了,你就能看懂你原来看不懂的。
我认为不要总是责备诗人,写一首诗,发表了,能拿多少稿费。能改变什么。好诗你又读了多少呢?
要责备的是自己,自己是否在学习与思考。
要责备的是各级刊物编辑或主编们他们是否在学习与思索是否与时俱进了。是否重名不重人。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列宁曾说:“诗人每每是满腹牢骚的人,他们的满腹牢骚引领人民寻找光明。”
-----直说,还叫诗吗?寻找光明,首先你要寻找!
《新诗何以淡出读者视野 》
□周承水
( 最近,我在湖北卫视看了一期诗人汪国真的专访。在谈到时下新诗的境况时,汪国真说,新诗已日益淡出了读者的视野,在书摊上根本找不到诗刊之类杂志了。其主要原因是诗人创作时,任意省略语法成分,颠倒语法和词序,过多地使用奇特的暗喻、转喻、转义、暗示,像“符咒”,让人无法卒读。诗歌作品无形中拒读者于门外,而诗人却自诩为个人化乃至个体化的写作。
汪国真的话,激起了我对当代新诗的思考。我是个文学爱好者,虽然没有写新诗,但对新诗创作十分关注。据了解,当前诗歌市场步入了一个怪圈:刚刚出版的诗集很少有人问津,诗人抱怨读者不懂得“阳春白雪”,知音难觅;读者抱怨新诗流派多而好诗太少,拿着钱买不到满意的诗集。从这个怪圈可以看出,诗歌脱离了生活,脱离了读者,而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写诗的人读诗,读诗的人写诗。
近10年来,诗歌领域的走势越来越低靡。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怪读者,原因出在作者。许多诗人在创作时,不是去追求“内容”上的深度和广度,而是追求技术层面上的怪异,语言叙述时的“艰涩”和“矫情”,玩的是“文字游戏”。如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我的影子很危险/带来的最后的知识/是空的/那是蛀虫工作的/黑暗属性”。这首诗要传递给读者一个什么信息呢?确实说不清楚。这样的诗能有读者市场吗?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拍卖市场那些你吃不准的古董,你愿意买回去吗?上世纪九十年代炒得沸沸扬扬的朦胧诗,“火”得快,也消失得快。这种现象值得诗作者们深思。
从某种程度上讲,读者的认同是衡量诗歌好坏的一把尺子。文学作品如果忽视了读者,它注定要成为一堆垃圾,势必淡出读者的视野。孤芳自赏的诗不是好诗,读者欣赏的诗才能在社会上传播。
我们只需稍加回顾,五四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新诗,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诗人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怪异,而是在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情感上寻求读者的共鸣。我们记住了郭沫诺是因为记住了《地球,我的母亲》,我们记住了徐志摩是因为记住了《再别康桥》,我们记住了余光中是因为记住了《乡愁》,我们记住了贺敬之是因为记住了《三门峡歌》,我们记住了舒婷是因为记住了《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些作品别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就是再过几百年、几千年,人们也不会忘记,就像一些唐诗宋词。自朦胧诗流行以来,又有哪首诗能让人们耳熟能详?
诗言志,词抒情,音依咏,律和声。这是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追求“符咒”式的文字、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诗境、五花八门的“外衣”,诗坛看是热闹,结果黯淡无光。诗人从自恋到自大,从“王者思想”到“奴仆心态”;闭门造车而又急于在诗坛上伸出头角;诗不够,流派凑,拉帮结伙。而评论家从中推波助澜,明明是一盆“塑料花”,硬要说是一盆“鲜花”。以如此的态度评诗和写诗,难怪新诗支离破碎、杂乱拼接、花样翻新、刺激感官、逻辑混乱、无人问津。“文学作品最终要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可,这是一条不变的定律。诗歌作品得以存在和传承,最重要的根基是反映在这些诗歌作品中的‘中国魂’,不能把‘魂’丢了”。(朱增泉:《新诗创作的期待》,《人民日报》2012年2月10日)。
陆游曾教导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当代许多诗人看是遵循了这个方针,工夫真的在“诗外”,遗憾的是在诗的“内容”之外。如此这般,新诗怎不淡出人们的的视野?诗歌应该为知音而写,但如果太难领悟,是否也不符合艺术的本意呢?诗,应该具有可理解的属性吧,尽管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人能懂爱读的诗。)
新诗何以淡出读者的视野?我认为不应该一味地责成诗人,让什么诗发表与不发表在乎的是编辑或主编。编辑或主编想给什么诗给读者看,就给什么诗。诗人们谁不想挤上国刊,挤上国刊才能在国人眼里是个真正的诗人。中国本来是个诗的国度,诗求新,是诗创作的宗旨,不新,就不必写了。诗本来是先属于少数,后被少数人推从而至多数。诗不是不调动想像,或哲理而能随便能看懂的。而现在的风气是钱,愿意为请吃请喝浪费时间,而不愿为读懂一首诗而化时间,安静不下来了。再说现在还写原来那样的诗,就有人看吗?会发表吗?唐诗那么好,要不是在课本上学习,又会有谁看?现又有多少人在看与思?有人说,你能看懂什么书,就是你的觉悟的层次!你觉悟了,你就能看懂你原来看不懂的。
我认为不要总是责备诗人,写一首诗,发表了,能拿多少稿费。能改变什么。好诗你又读了多少呢?
要责备的是自己,自己是否在学习与思考。
要责备的是各级刊物编辑或主编们他们是否在学习与思索是否与时俱进了。是否重名不重人。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列宁曾说:“诗人每每是满腹牢骚的人,他们的满腹牢骚引领人民寻找光明。”
----直说,还叫诗吗?寻找光明,首先你要寻找!
诗是不会走出人民的视野的,你看各网站,诗歌有多少。
中国永远是诗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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