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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无数偶然遇见的存在,我才感到生命的幸运和特殊意义。幸亏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从一开始便得知结果,这样的人生该是多么寡然无味。“偶然遇见”指的是人和事。不是每个人你都能遇见,不然人世间哪有“缘份”一说?
那是本世纪初的一个秋日,在《鄂州声屏报》举办的副刊作者座谈会上,我认识了万其文。沈从文说自己“幸在不痴不慧间”,而我印象中的万齐文,则是“幸在亦痴亦慧间”。
万齐文痴心探古,慧心从文,近20年来,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文章,成为鄂州文化界、史学界不可或缺的人物。万齐文说自己“是故乡这片土地哺育的儿子”,“这片土地”堪称吴楚文化、三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千百年来,历史上不论是得势或失意的文化人,都喜欢来鄂州走一走,或住上几个寒暑,或流连徜徉三、五时日,在历代王侯曾钟鸣鼎食过的宫廷废墟上,在百世沧桑遗存下的园林断垣间,或吟诗怀古,或勒石留墨……鄂州的古文化遗迹俯拾即是:吴楚春秋,秦砖汉瓦,三国铜镜,还有唐诗山水,宋词田园,随意遛达,或许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李白、苏轼的脚印……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人们处在一个正在丧失文化价值和理想的时代,一个无法找寻自己精神寄托的时代,当人们飞蛾扑火般涌向股市、寻找刺激、追求功利的时候,万齐文先生却在拨开荆棘草丛、跋涉在九曲迥肠的探古小路上。风雨中,他伫立在字迹漫漶的石壁前辨认秦篆汉隶;骄阳下,他俯伏在古驿断桥边,面对残石碎瓦深深思考;寒夜孤灯下,他在发黄的谱页和史书前“焊接”鄂州的历史;无数个节假日里,他放弃休息,案牍劳形,用一个个方块汉字构筑有据可查的庭台桥阁……
就这样,他继出版了《樊口探古集》后,又写出了近40余万字的《吴都探古集》。在“吴王钓鱼台寻踪记”一文中,作者兴奋地记叙了发现“吴王钓鱼台”遗址的惊喜,继而根据自己8年寻踪探古发掘的资料和唐宋诗家元结、李白、薛季宣等人的诗文记述,判断了“钓台在小洄的地方”,“钓台一边是江,一边是湖”,“钓台与(西山)宴游亭举目相望”,从而为当今修建“观音阁公园”仿古建筑和重现历史真貌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在“吴都三国大事辑考”和“吴都三国知名人物传”中,作者深入细致地研读了《三国志》等史书,结合鄂州遗存的三国古迹及民间资料,写出了自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至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共72年发生在鄂州的重大事件,并对其间于鄂州产生过影响的54个三国人物作了列传式的记录,为后人研究鄂州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史资料。还有“三国遗珍·吴都三探”、“吴都家珍史话篇”、“吴王梅城、仵城、武昌镇寻踪篇”、“吴都承前启后篇”等篇什,都是经过作者艰苦探索,实地勘察,穷源溯流,反复考证而用血凝铸的文字。譬如“一探三国《孟宗哭竹》”,作者除多次往返东沟鲊州实地考察外,还深入民间走访,并查阅了大量的史书资料如《武昌县志》、《三国志》、《二十四孝》、《晋书》、《世说新语》、《大明一统志》等,最终确认“鄂州是孝文化《二十四孝》的古发祥地之一”。又如“古楼再探王羲之”一文,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令人膺服的论证,认定1660年前在庾楼赏月的“王逸少”即晋代闻名天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从而,使千古“庾楼”的文化内涵更为丰赡焕彩。书中还有许多成效卓著的探古实例,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万齐文先生的“探古”之旅写满了艰辛的求索与考证。数十年来,他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青灯黄卷,奉献给秦风汉月。为的是给龙蟠凤集之地添一份风骨与神韵,为的是让故乡风物多一份历史的追思与怀想。文化是什么?《周易》上有这么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其实是一个动词,最重要的是文而化之。它要有一种精神的凝聚,价值的确立,以为信念,氤氲化生。万齐文深谙此理,于是,才有了一部又一部的探古文集频频面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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