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地理环境探密

李勋明

                               我与五三农场

                                    周季方

　　

      我这一生，戎马倥愡，饱经沧桑，打过仗，搞过行政领导，也办过农场。有人认为，打仗如江河直泻，威武雄壮；搞行政领导，发号施令，日理万机；办农场涓涓溪流，不甚了了。我却不以为然。当我和我的同志们一道，风餐露宿，斩棘披荆，在京、钟、天、潜边百里荒芜地带，垦拓拼搏，战天斗地，变荒原为良田，变荒山为园林时，我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用双手巧绣了祖国大地，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花果山、米粮川；我们改造着大自然，进行着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大生产。这改变山河的壮举，同样是一曲沁人肺腑的乐章。

　　【探荒】

　　 1952年8月，李先念同志（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 知道了我想去办农场，就把我的意图介绍给省委书记刘子厚。子厚同志同意我去开荒办场。他拿出一张一尺见方的地图，“沙洋”两字被一个个圈圈围住，周围都是荒地。所要开荒的地方就在这里。

　　 荒地的情况如何，都不清楚。当时湖北农林厅厅长徐觉非约我于1952年9月，到荆门县沙洋一带探荒。一到沙洋，才知道沙洋已有一个劳改农场，叫沙洋农场。襄河以东大概有十万亩土地尚待开垦，要我准备在这里开荒。但这里的土质很差，抽查结果，五米以下，还是流沙。只好转回来向东，走到京山县杨家峰。这个地方也是一片荒地和水汪汪的沼泽地带，旱地上长满了白茅草，水泽地长的是芦苇。那一带没有路，我们从高湖地区钻进芦苇中，爬行了一里多路，一望无边都是荒地，里面虎狼成群，荒无人烟。将这里的泥土翻开一看，是沙壤土，是种庄稼的好土壤。随后我们又往南行了八华里，走到一个叫坡子湾的地方，那儿有一座山叫石女山，这里又是一片大荒原。回头来到一家岭登高一望，前面是无尽的荒原，后面是丘陵和山地，我们认为这一带比较好，可以安营扎寨，垦荒建场。后来后向省委汇报，省委同意我们的建议。

　　 原来，这京山、天门、荆门、钟祥、潜江四县边缘地带，是有其光荣传统的老革命根据地。早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以后，就是红二方面军贺龙洪湖苏区的游击区。至今蒋湖农场尚有红军沟存在，为群众农田作排灌之用。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李先念所部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的江汉军区的抗日根据地一部分，是五师的重要经济来源和兵源的补充地。又是国民党军队和敌伪的犬牙交错之地，情况极为复杂。五师京山的南山游击区，就是现在的杨家峰、永隆河一带。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经验。

　　 1935年汉江遥堤溃口，使这块良田变成百里荒原。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开荒建场】

　　 1.驱车赴荒原

　　 1952年11月7日，我们一行六人（我、蔡光耀、雷振环、司机周振雄和两个通信员），乘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从汉口出发，奔赴荒原。汽车沿着汉宜公路西行。下午到达天门皂市时，车坏了，幸好碰上荆州地委书记孟莜彭同志的车，在他司机的帮助下，才把车修好。第二天上午到京山杨家峰时，油泵又坏了。司机周振雄用手帮助油泵上下启动，走几步，再停下，停下再启动，又走几步，从杨家峰到下洋港八华里，整整走了一两个钟头。当时在荒原中心下洋港区政府落脚，第二天又搬到黄家台黄婆婆家中。群众看到政府派人来开荒，既高兴又怀疑。他们认为我们人太少，不足以开荒。这里虎狼成群，野兽为害，血吸虫泛滥，群众都染上了血吸虫和血丝虫病，到处都是大肚子和粗腿子。此外，这里还有解放初期未剿尽的土匪。总之，这里的外部条件很差。

　　2. 定点潘家台

　　 靠我们少数几个人来开荒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省里把襄阳吕堰驿农场和大冶阳新农场一部分职工连同机具于1952年12月调给五三农场。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将市内三百多名失业工人调给农场，每人发七十元开荒费。省里还调来参加荆江分洪和汉宜公路建设的五百余宜昌工人。这样，一支千余人的开荒大军就组建起来了。

　　 为了便于开荒生产，农场的指挥中心由下洋港区政府迁到黄家台，后又从黄家台迁到潘家台。农场的临时场部也设在潘家台。

　　 百里荒原，遍地是茅草。开荒生产第一件事就是要消灭茅草。而全场职工住的、睡的、烧的也要用茅草，还要用茅草肥田。所以我们大讲“茅草哲学”，鼓励大家既要消灭茅草，又要利用茅草，变害为利，变废为宝。当时人手镰刀一把，扁担一条，绳子两根，向茅草进军。

　　 由于进入荒原之后，没有测绘的资料和地图，访问群众和当地政府，他们对荒地情况也不清楚。我们只好就地目测，大体确定居民点，选高地准备先行开荒。正在这时（1953年初），李先念同志来场视察开荒。我们向他提出此事，他指示依然实地目测，绘出草图，作出详细记载，把荒原、丘陵、山区大体搞清，以便耕作安排；随后省里再派勘测队来测绘地图，进行总体全面规划。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分派两路人马，一路由刘汉章同志负责带十人，在汉宜公路从一家岭到杨家峰将十人等距离排好，由北向南行走，直到汉江会合，观测绘出草图，并详细记载。另一路由黄德华同志等六人，用马匹驮着行李、干粮，从一家岭出发，经荒原、丘陵、山区进行实地观测，也绘出草图和详细记载。历时将近一个月，把荒原和山丘情况弄清--------分成了长滩埠、何集、高湖、坡子湾、蒋家湖几个居民点，也就是后来的生产队、作业区、分场的所在地。

　　3. 试耕第一犁

　　 1952年12月下旬，就在阳新农场和吕堰驿农场的职工来到以后，我找到原阳新农场机务负责人刘汉章，要他组织机耕小组，用一周的时间做好准备，元旦试耕。机手们经过长途跋涉，人困机坏，又缺少工具。但困难吓不倒这些思想觉悟、技术素质都好的机手，他们想方设法，保证了试耕如期进行。

　　 试耕在下洋港北边的荒地里进行。这天，风和日丽，是湖北冬天少有的好天气。总场的同志们来了，附近的群众也来了，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拖拉机，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试耕开始了，十台拖拉机一字排开，机手一踩油门，拖拉机轰隆隆地向前驶去，犁铧轻轻插入地中，瞬间翻起大块大块的泥土，一行行向前延伸，宛如条条浪花绽开在莽莽荒原上。拖拉机发出有力的轰鸣声，它宣告着荒原的新生。试耕成功了！

　　 为这次试耕成功，农场召开了庆祝会，也是农场建场典礼和向荒原进军的动员会。在会上，正式宣布组建机耕队，任命李建勋、刘汉章、徐克任正、副队长。从此，垦荒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余台拖拉机日夜奋战在荒原上。那时垦荒用的是美式“福特”和“爱强”小型拖拉机，烧的是汽油改用木炭，在天寒地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机手们个个是英雄汉。他们吃大苦，耐大劳，你追我赶，暗中竞赛，一机一天平均开荒六十多亩。拖拉机手曹子伟和蒋文竟创下一天一百二十六亩和一百一十四亩的最高纪录。农工们冒寒风，流热汗，战天斗地，人均每天开荒一亩左右。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全场就完成了近四万亩的垦荒任务。当年就种上了棉花、黄豆、花生和水稻等农作物，并获得了好收成。

　　

　

李勋明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及命名

罗□□

建国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京山、天门、钟祥三县交汇斜跨约三百里荒芜的地方建立国营农场，并取名为湖北省国营五三农场。1954年夏季的一场洪水，淹没了刚开垦出来的农田。为了彻底治住水患，这年的冬季，开始了石龙过江水库的建设。当石龙干渠修至屈家岭生产队西古柏树10米处时，农工们挖出了大量红烧土块和石器。一工程技术人员看到之后，在脑子里第一反映是这可能是古文化遗存，并立即上报水库文物工作队。也就是从那时起，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五三农场屈家岭队首次出现并发掘了这里的文化遗存，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考古工作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屈家岭遗址在1954年发现后于1955年2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湖北省石龙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负责，进行小规模的试掘。1956年4月至1957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先生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大，共开探方197个，发掘面积为858平方米。第二次发掘材料经整理研究，编成《京山屈家岭》一书，并正式将其特有的文化特征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同时发现的有：屈家岭遗址、石女山遗址、古城口遗址、上刘家畈遗址、朱家嘴遗址等。1989年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博物馆联合，在该遗址的北部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87.5平方米。这次发掘新发现了比屈家岭文化时代更早并与屈家岭文化的屈家岭类型有着渊源关系的“前屈家岭文化”，使得屈家岭类型谱系更加明朗。1998年5月，由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京山县博物馆及五三农场文化部门联合对屈家岭遗址及周围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并绘制出屈家岭遗址平面图。在屈家岭遗址以东新发现了三处屈家岭文化遗址，为研究“屈家岭类型”与“屈家岭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又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并对研究屈家岭文化这一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具有更重要的学术价值。虽然这三次考古发掘的总面积不到目前遗址保存面积的1/150，但每次发掘都有更重要的收获，在考古界有着日益重要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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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内容详实！

李勋明

       环 屈家岭遗址山垣区域内的规划，直接关系到中国农谷长远发展和兴衰。个人认为不得在屈家岭遗址以北大规模开挖山体，房屋建筑应禁止现代元素，道路避免大填大挖，屈家岭遗址周边也不得规划现代楼宇。

李勋明

屈家岭区域龙行山脉

李勋明

屈家岭遗址上的千年古柏

盐池老酒

地有地理，道有道理，物有物理，不讲道理不行啊。

鹤鸣九皋

先生真知灼见，受益了。

鹤鸣九皋

         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550—前2195年。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个别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石耜等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陶器表面多数为素面磨光。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屈家岭文化常用农具之一。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屈家岭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少量轮修，烧成温度900℃左右。器型有高圈足杯、三足杯、圈足碗、长颈   
　　圈足壶、折盘豆、盂、扁凿形足鼎、甑、釜、缸等，蛋壳彩陶杯、碗最富代表性。陶器大部分素面，少量饰以弦纹、浅篮纹、刻划纹、镂孔等。由部分彩陶及彩绘陶，有黑、灰、褐等色彩，纹样以点、线状几何纹为主。 　　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建筑。这种建筑一般呈长方形，里面隔成几间，有的呈里外套间式，有的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地面用红烧土或黄砂土铺垫，以便隔潮，表面再涂白灰面或细泥，并用火加以烘烤使之坚硬。大者长十四米，宽五米余，室内面积达七十平方米。

鹤鸣九皋

发掘时间
　　屈家岭文化，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主要  屈家岭文化遗址周边景色
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屈家岭文化后期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 1955～1957年两次发掘屈家岭遗址，揭示了一种崭新的遗存。1959～1960年间，开始普遍把这种遗存称为屈家岭文化。1959～1961年发掘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下层和上层分别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当，由此明确了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中层)、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河南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等（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
文化特征与分期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这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所缺乏的。常饰凸弦纹和缕孔，还有少量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薄胎晕染彩陶最具特色。主要器类有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石器习见的有斧、锛、凿、镞。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石凿以方柱体的为代表。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还有少量穿孔石斧、穿孔石铲、石镰等。有的地点发现有较多的打制石锄。彩陶纺轮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褐色或红色花纹，彩纹图案主要有同心圆纹、漩涡纹、对顶三角纹、平行的短直线或短弧线纹、卵点纹等。有为数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响球和极少的彩陶球。屈家岭文化中出现的连间式住房，既有自身的建筑特点，又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形式相近似，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房屋建筑
　　屈家岭文化的住房多属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一般筑墙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粘土或草拌泥掺加烧土碎块培筑墙壁。居住面下部铺垫红烧土块或黄砂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面”或涂抹细泥并经烧烤。在室内中部或偏一角处筑火塘，有的火塘附近还遗留保存火种的陶罐。室内的柱洞大体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垫实，起着柱础的作用。单间房屋的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多间的连间式房子，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其隔墙上无门或还设门相通，甚至有多达二、三十间成排相连的。青龙泉的一座双间式大房子，南北总长14米，东西宽5.6米，室内面积合计70多平方米。这种隔墙连间式住房，形式新颖，建筑结构有了明显进步。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 　　屈家岭文化遗址周边景色
墓葬
　　在六合、屈家岭、关庙山等地，均发掘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成年死者多实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无葬具。曾盛行于大溪文化中的下肢甚为踡曲的屈肢葬，在屈家岭遗址也发现一例。大部分墓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前期多小型明器，后期有个别墓随葬猪头骨。划城岗墓地的90多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土坑竖穴墓与少量的瓮棺葬交错分布。土坑墓的墓向比较一致，大部分为东西向。随葬品一般为4～8件，但少数墓十分丰富。位于南区墓地西端首排的3座并列土坑墓，随葬器物分别有77、50、65件，均有多件朱绘陶器，两座墓内各随葬一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一件还朱绘卷云纹。这三座墓死者生前可能在氏族中居于重要地位。 关庙山遗址有专辟的儿童瓮棺葬墓地，通常用大型圜底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钵作为葬具，竖埋在小土坑内。一般无随葬品。有的葬具底部中心特意凿出一孔，可能是作为儿童灵魂出入的孔道。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见大河村遗址），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和青龙泉中层、屈家岭，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