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多士尚研《红》──周汝昌题写感激胡适先生的两首诗

夜雨一江

                             至今多士尚研《红》
                                  ──周汝昌题写感激胡适先生的两首诗

                                                                                  文＼夜雨一江

     昨日，新中国一代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悠然去逝，国人悲恸、海内外悼文纷挽。在大师离去的当夜，我想起了他老人家所题写的两首感激胡适先生的小诗：
    诗一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诗二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中国的《红楼梦》研究，虽然在清.乾嘉时期就开始了，后来又在1920年前后，分别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旧红学风生水起，甚至汪精卫也是当年的红学一分子，并且颇有心得——“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中国之家庭组织，蟠天际地，绵亘数千年，支配人心，为中国国家组织之标本……”
     进入现代，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代伟人毛泽东对《红楼梦》也十分偏爱，他的红楼阅读史可以回溯到1910年。
     1938年，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极丰富的社会史料。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毛泽东看到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不断建议子女、卫士、保健医生、地方官员、高级将领多读《红楼梦》，并热衷收集不同的本子。到1970年代，毛泽东床畔、桌上、马桶边的《红楼梦》已有二十多个版本。
     红学大家周汝昌生于1918年，胡适先生生于1891年，年龄相差27岁，而且地位悬殊，一个是籍籍无名的青年学生，一个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但二人却因《红楼梦》而结缘，在文坛上谱写了一段佳话。
     众所周知，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创者。后来以《红楼梦》研究而著称学界的周汝昌，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资料上，都直接得到了胡适的提携和帮助。可以说，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研究和学术地位。
      1939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中间因战争辍学几年，至1947年复而入学。大学毕业时，他以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惊座四方，成为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的第一名研究生。
　　1947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周汝昌，收到其四兄信函，言及他看到胡适之新近的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提到敦诚、敦敏系曹雪芹生前挚友，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
     兴奋之余，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题名《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于1947年12月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胡适看到此文，后极为赞赏，把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研究史料，托人送给了他。
     1948年7月20日，一封信札，从北平寄到天津的一个小镇，收件人落款为：“天津咸水沽同立号周汝昌先生”，寄件人落款为“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胡适之”。此时，年已三十、暑假回家的燕京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周汝昌正在家中。胡适致信周汝昌，意在探讨红学。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并激发了其继续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于是，他“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并于1948年3月18日给胡适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在这封书信中，周汝昌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依敦诚的‘四十年华’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有根据，配入年谱，合多，抵牾得少”。这封书信发表在当年5月21日的《民国日报》上。
     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往来，切磋探讨《红楼梦》的相关问题，直到1948年10月为止。周汝昌写给胡适的书信，共有9封。胡适致周汝昌的书信，共有6封。
     在周汝昌给胡适的信中，借书做研究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中说，“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稀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先生如自己无作续考之意，可否将以后续得材料及线索一举而畀余!?”
     1948年10月29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信中说，“先生如果能不时晤及孙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带给我一用，如无困难，乞不吝，盼甚感甚!”
     周汝昌向胡适借的这几本书，在当时都是世间罕见。但是，胡适基本上都满足了他的要求。“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他还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的来信上批示道：“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他慨然将甲戌本《红楼梦》慷慨出借并允许周氏兄弟抄录副本自留，周汝昌对胡适的襟怀风度深为感佩。
     除向胡适本人借书之外，在给胡适的四封信里，周汝昌称胡适为“前辈先生”，让胡适帮其代借有关图书资料。一名普通大学生将大学校长、著名前辈学者当“书童”使唤，胡适还是尽量帮助周汝昌。
     1948年六七月间，经过赵万里的安排，胡适答应和周汝昌见面。周汝昌来到了东厂胡同胡宅。一进屋子，他已经站起来迎接他，握手后，胡适让他坐在了沙发上，自己坐到了桌后，秘书邓广铭也在一旁听他们交谈。当天，胡适侃侃而谈，由于周汝昌双耳患重听，胡适所说的话他“有未曾听清的地方”，周汝昌事后回忆，“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临别的时候，胡适还送了他一本《胡适论学近著》。
     1948 年12月15日。胡适乘飞机永远离开了北京。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帮助周汝昌。1954年，他在与吴相湘的信中说：“《四松堂集》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指周汝昌)可以用的。”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迫于形势，周汝昌违心地写文章表明自己与胡适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不同立场，并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将对胡适的敬称删除……此书出版后，一位台湾朋友买了一部送给胡适，胡适看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赞赏周汝昌说：“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我的一个好学生。”他让朋友再多买几部，以便分赠给其他朋友。
     虽然交往的时光很短暂，但胡适先生对周汝昌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是人格上的。也因而，周汝昌对胡适先生一直充满着深情的怀念。
     1987年，胡适百年诞辰之际，周汝昌先生所赋的上面两首小诗，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胡适的关爱、提携、及追念之情。
     此外，在周汝昌一生中，曾多次写诗赋词抒发自己毕生对《红楼梦》研究的钟情与挚爱，这里顺摘几首如下：
    一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二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
     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
     三
     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
     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他还说过：“胡适等学者曾说《红楼梦》不足以与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并列。我一直怀疑他们所说的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到底是指什么。《红楼梦》到底哪些方面不及它们？他们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我们自己的《红楼梦》给贬低了，我不服气。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自从胡适1921年将《红楼梦》著作权判给曹雪芹，人们知道这部奇书的作者迄今不到百年。尽管有关曹雪芹生世材料已被挖掘殆尽，人们对曹雪芹生平所知还是不甚了了。毛泽东曾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红学，世界上只有莎学能与之媲美。红楼梦学会不独北京有，一些地方也有，并有中国曹雪芹学会。红学研究者遍及海内外，薪火相传，代不乏人；专题论著，车载斗量；研究方法，与时俱进，电脑红学，别具一格。红学与莎学一样，都是国际显学。
     在周汝昌先生一生致力研究探微《红楼梦》过程中，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给予关怀和信任，从而使他免受了许多运动的冲击和批判。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把他从干校的牛棚中直接调回北京加以保护，并安排生活和工作。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文化界人士纷纷作挽诗挽联以示痛悼之情。在无以计数的挽诗挽联中，周汝昌先生的挽诗独具深情，最有时代意义和史料价值，却历来为世人所罕知。
     这首七言律诗诗题作《何处》，表达了他对总理无限追念怀思之悲恸之怀，永难忘却总理关心红楼研究的一片赤诚之恩情。其诗曰：
     何处祠堂见柏森，鹂黄草碧最难吟。
     当时讵感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那无骏骨铸黄金？
     平生艰下男儿泪，一诵遗恩恸满襟。
     2007年周老出版的《芳园筑向帝城西》一书之扉页，一行至为感人的文字赫然印入读者的眼帘：缅怀周恩来总理，对本书主题的关怀和嘱愿。这位国学大师一身纯朴的学人风范，对周总理的恩情永远铭记于心底。
     为此，在周汝昌先生逝世的时候，笔者深为胡适和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师这段治学做人的精神感怀不已，特赋小诗一首，以表对周汝昌先生的哀悼之情：
     一部红楼数十春，潜心共研淘真金。
     自古英雄常相惜，雪芹如何不忆君？

     2012，6，1日于上海绿城

枫林渡

好文章拜读。

谷未黄

此帖借调文化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