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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ZHANGEGE 于 2012-6-27 07:58 编辑
........................... 除此之外各地的媒体也在大篇幅报道高考状元的消息,有的甚至是整版整版的报道。6月26日一家媒体甚至用了一个半的版面对高考状元进行了报道,从出生年月毕业院校,到高考分数,志愿意向、兴趣爱好,还有立志故事可谓细致详尽,而如此之外报纸还组织了五名状元做客该报,接听热线电话,为未来的考生及家长传授学习经验。【湖北某主流媒体】
白岩松:
其实很多年前的时候教育部为这种炒状元的现象在说“不”。2004年的时候他就说,希望各媒体和网站停止对所谓高考状元的宣传炒作,已在网站上公布的请立即删除。不过这句话里有一个矛盾,前面是希望这块是立即,希望是表达一种态度,教育部并不管传媒,除非你自己的报纸。但是立即删除就有点强硬了,咱们这个先不说了。但是2011年教育部发言人续梅又表态,三不:不要公布高考状元,不要炒作高考状元,不要对高考考生成绩进行排名。她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毕竟管不到媒体。
可是另一方面透过我们今天的采访也想告诉续梅或者教育部,我们发现各地高考状元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大多都是从教育部门来的,比如说当地的教育部门很多的记者说是热衷于把这种高考状元的信息披露出去,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当地的著名的高中,尤其是出状元的高中,特别的热衷。所以呢,恐怕教育部真想解决这件事,你无法管媒体我也不倡议有什么事咱们就用禁或者管,或者不可以。但是你自己系统的内部是否能真正的解决好,或许可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各地现在就全是状元爱打游戏、爱篮球,狂练数学我不知道对其他的中学生有什么压力大的时候就打球,善写小说用词准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成功不可以复制,因为这里有偶然性,高考可能就比其他的学生高一分或者两分,但是大家只记住第一,没人再去关心第二。然后将来怎么样咱们也不管,所以成功不可以复制,但是成功可以复印,正是在成功可以复印的前提下,几方出来了,报纸可以多印一些报纸,包括收视率等等都可以更多复印出来,它也在得益,媒体也在其中。这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在平常的日子里,媒体大多数是素质教育的支持者,反对应试教育。但是在炒状元的时候的确在给应试教育推波助澜。
第二个,是商业家也愿意复印,复印更多的广告,因为它搭上了以后可以让一些状元代言等等,可以把产品卖得更多。
第三个,尤其是出了状元的高中,更可以复印很多的招生简章,扩大生源、扩大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很多的消息也是从他们那里泄漏的。在一系列的成功不可以复制,但是绝对可以复印,并且他们主动要复印的过程当中,社会应该思考一些什么?我们继续关注这个热潮。
日前教育部又再次重申,各地教育部门不得对高考考生的成绩进行排名,不得公布高考状元。
解说:
2012年6月24日,北京市公布高考成绩次日,京城就有不少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刊发同一新闻,北京文理高考状元皆花落人大附中,并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大家的问题是,不是不得公布高考的状元吗,为何这样的消息还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媒体上。报道中大家均引用了人大附中副校长沈先章的介绍,称人大附中自2004年以来包揽了十名状元,如此高调的采访又似乎并不仅仅是媒体单方面的关注。
主持人:
日前清华大学对外公布了今年高招录取情况,其中包括九成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的文科第一名,然而对比之前北大招办公布的全国六成以上…
解说:
2010年夏天,清华、北大展开了一场高考状元争夺战就引发了社会关注,而今年清华、北大则双双宣布不再公布状元数,那么两校的状元之争是否也是随之降温呢?翻开昨天的《安徽商报》一篇安徽省清华、北大、港大“抢头名”大战打响的报道说,为邀请合肥市理科状元,北大提出了优先选专业,并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条件。而为了赢得安徽省文科状元,清华大学招生办还带着一名安徽级的大四学生一道,劝说报考清华。若报道无误,显然状元之争并未在今年的两校间偃旗息鼓。
主持人:
因为高考状元的炒作无疑会助长高中学校乃至地市对高考升学率、高考成绩的追逐,成为学校、教辅机构甚至企业家们争相追捧的对象。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就明确提出,叫停炒状元高校不对新生的成绩进行排名。
白岩松:
在一个急功近利或者非常现实的竞争环境中,成功学就一定卖的特别好,所以这几年在中国成功学卖的就特别好,我的成功虽然不可以复制,但是绝对可以复印,带来商业上的各种各样的利润等等。所以炒状元不过社会上成功学热潮的一个在高考领域当中的复制而已,或者叫复印而已。比如说教育部不可以去炒状元但是管不了媒体,我也不希望用管媒体的或者不可以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可不可以解决自己系统内的问题?如果像盯高考试卷那种保密一样,把这个分数也能够保密,是不是效果就会好得多同时媒体也要去反省和思考很多的事情。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接下来要连线一下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听听他的意见。
旭明你好。
王旭明:
岩松好。
白岩松:
社会上都在其实强调这几年知情权,但是我看到你最新的一篇博文上面写着,针对高考状元要有不知情权,请解释。
王旭明: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播放的,我们多年来对高考状元的炒作欧进行了明确的要求,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炒作依然炒作。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当然存在的原因负责复杂,就不一一解说,但是有一个必不可少就是利益,各方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利益,所以才形成了共同的炒作群体。对于我们来讲在这里面我提出一个,来对于广大公众来讲我们很熟悉一个词语叫知情权,实际上对于我们还有一个相对应的词语,这几年应该说比较生疏了,就是不知情情,其实无论作为当事人还是学校,还是作为有关部门甚至每一个公众个体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还应该注意自己有一个不知情权。
白岩松:
所以你希望高考状元进入到不知情青的社会共识当中?
王旭明:
应该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高考状元的不炒作有各种要求,这是无疑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在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引导,也就是说跟公众要说明白为什么不炒作高考状元。
白岩松:
这里涉及到,刚才我已经说过两次,其实教育部没有办法对媒体说不能或者不可以,其实这件事的确该解决。
王旭明:
你说得非常对,所以我说一方面对我们要求各项措施具体化,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对我们谁负责输出考试成绩的那个部门,要有严格的规定等等,这些具体措施的同时,我们想还要加强引导,这个引导包括不知情权这样的一个说明,比如说教育常识的一个说明,高考仅仅是一次考试,尽管是一次很重要的考试,但是就是一个考试而已,这个是教育的常识。再比如我们在引导的同时,还要告诉公众这个炒作高考,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没有错但不好,我们应该做好事不仅仅做满足于不做错事就行了等等,这些都属于引导的范畴。我希望专家学者,特别是教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这些大问题上挺身而出,要敢于说话,具体解释要说服公众。
白岩松:
非常感谢旭明,我非常认同您的这句话,的确可能是有权利这么做,但是不意味着什么事这有权利这么做,就一定是该做的。好,非常感谢王旭明接受我们的连线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大家都在炒状元,状元会不会被炒糊了,也有一份调查显示,也许出乎大家预料的是,回头看这么多状元里头,达到大家期望值的在社会上的成功比例并没有太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画面主持人:
不知道一个考试有多么重要,能让家长自发把路过的车辆拦截,把骑自行车的市民强行拽下,我不知道一个考试有多么重要,能让父母强颜欢笑,隐瞒亲人去世的死讯,甚至不惜让孩子错过与爸爸妈妈最后的绝别,我不知道一个考试究竟有多么重要,为了走进考场…
解说:
尽管这段视频主持人对高考的质疑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是短短几天中各大网站上万次地复制转发和评论点击,还是值得玩味。当高考分数线被陆续公布,各种各样的高考状元的报道再次铺天盖地。面对高考状元一年接一年地受到热捧,有人在表达着自己的情绪,而有人则在进行着理性的分析。2009年,蔡言厚教授和他的同事就发布了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报告样本涉及从1977年到2008年全国各地省市高考状元,反映了他们的求学和就业情况。
中国校友归网大学评价研究团队首席专家 蔡言厚:
两院院士和长江学者,当时来讲还没有发现高考状元他们的名字踪影,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是很优秀的,是顶尖的人才了,但是走到社会以后的话,好像他们离普通人的期望相差比较远。
解说:
蔡言厚教授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状元在选大学重视名气,挑专业时奔热门,结果很多人不得不中途换专业,既浪费的教育资源和自己的精力,减缓了他们脱颖而出的速度。
蔡言厚:
高考状元的话,反映我们现在中学教学的应试教育实际上没有根本改变,往往就是满足于考试成绩或者表彰,他就没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兴趣。
解说:
同样的问题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也在思索。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罗崇敏:
我们云南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考状元有64个,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们在该领域里面成为领军人物,或者是创新型的人才。我们凭一张试卷来评价一个学生12年的学习成绩,评价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显然是不公平、不科学、不合理的。
解说:
罗崇敏认为热捧状元的背后,暴露的是高考制度中的弊端,应该优化高考。“北京文理状元均称不考虑港校,”这是媒体在报道北京今年高考状元未来选择时所使用的标题。近年来,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很多地方的高考状元都选择进入香港的大学学习,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2004年到2011年的19名高考文理状元中就有11人选择去香港读大学。有教育专家认为,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内地高招乃至高等教育改革步伐应该加快。
白岩松:
过去北京19个高考状元都有11个都去香港上大学,很多人特别的忧心忡忡,今年两个状元一出来都说在北大和清华上学,大家松了一口气,其实使我看这个问题正好相反,看到这样的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我恰恰看到香港的大学似乎正在内地化,正在用高分的标准去选择学生,我对他们的如果一直坚持这样的前景的话对香港的大学持堪忧的态度,另外别忽略了它每年提供给非常高额的奖学金所起到的巨大的吸引力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两天在英国恰恰看到一个争论,牛桥也就是牛津和剑桥,有一个学生六门全是A,就是棒极了考试,但是面试不合格,社会上很争论,你怎么成绩这么好的敢不要,什么时候咱们学校成绩特别好的也敢不要,有他自己的标准,咱们的高考可能就独立了。
针对高考状元的成功率大家的看法也不太一样,王攀认为教育研究当中有个“第10名现象”成绩最好的,往往不是成就最大的,成就最大的竟是成绩中等偏上的,应该普及一下调查结果。相反是张天蔚,状元跟成材的关系应该按成材率比较,如果比较“状元群体”与“非状元群体”的成材率,估计是状元群体高一些,大家不要太非理性。不管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接下来听听一位专家,我们连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熊丙奇,熊院长您好。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你好岩松。
白岩松:
首先问您这个问题了,您怎么看待持续炒热的状元的热潮?和被炒热了很多的比例去香港上学了,我们的北大、清华排名全世界不是很高。
熊丙奇: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实际上教育已经变成了竞技教育,在竞技教育这样的框架下,竞技教育就是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放在一个跑道上来跑,我们很关心跑道上的第一名,也就是冠军,所以我们状元就是竞技教育的第一名,因此每一年高考就像一个赛场,赛出了第一名大家就关注第一名,所以有状元热,这个状元热的背后是我们高考制度单一的评价体系所致。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状元他去向确实也令大家关注,这几年状元选择港校,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个体选择,但是背后反映出教育的国际化的竞争,相对来看我们的内地学校在境外的学校的竞争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劣势,尤其是在我们的基本教育制度和教育职能上,实际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
白岩松:
熊院长您是什么建议,刚才有一个调查数据非常有意思,说状元未来的成功率并不高,像鸡生蛋蛋生鸡,是本身成功率就不高,还是因为在状元的时候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压力变大了反而将来举步维艰,您怎么看待这个调查?
熊丙奇:
实际上我们应该客观分析,状元实际上反映一方面的学生的优势,也就是说他是知识教育的成果,不能反映学生综合能力的或素养,因此我们不能够以为他是考试上的状元,就认为是其他方面都具有很好的优势,而实际上我们调查研究显示,一个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知识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只有5%左右,他的能力或者素质可能更有利他成材。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和知识教育的成果的状元,只能够是知识方面反映出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目前的评价制度制造了状元,但真正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应该是多元评价体系。
白岩松:
非常感谢熊院给我们带来的解析。
专家们的意见给我一点信心,平常我跟自己的孩子说的最多的话是“假如你敢考第一的话,我就真的跟你急”,开一个玩笑,他倒真没考过第一。不过我觉得我们平常都讨厌应试教育,但是为什么往往在关键时刻又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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