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人经历过麻城举水河移河改道的事情吗？

楚天风

  那时，每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公社都要组织学大寨修水利的工程。修了很多水库，据说到今天都还在发挥作用。可也做了很多无用功，比如学习愚公移山，我下放的麻城城关区就搞过两次移河改道工程。举水河从我们区北面的红石公社流经城关（即现在的麻城市区），再到我下放的南湖公社。这条河，宽的地方比汉水要宽得多。且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水的流量很小。夏天，我们挑担子涉水过河到闵集送公粮；冬天，农民在河上架起独木桥。我们出早工，常常是从河对岸挑沙到猪栏牛栏里沤肥。我曾有过从独木桥上掉下的经历，我至今还记得湾里的大嫂（就是我在忆旧之二提到的小队会计的老婆）为我煮姜汤躯寒。该修的水库都修了。不晓得是哪个头头头脑发热，想起了移河改道造田。就是把弯曲的河道拉直，重新修一条堤，新堤内原河道造田。这新堤，不是象我们武汉的长江大堤，用石头水泥做坡岸，而是直接挑沙做堤。农民们对这种做法颇多怨言，特别是自己挑着柴米到距我们队20余公里的红石公社五里桥去挑堤，又得不到上面一分钱的补偿。头一年，红石公社搞了；第二年，我们南湖公社也不甘示弱，也在我们相邻的大队搞。谁知，一相温顺的沙河次年发了威，涛涛的洪水把这新修的大堤冲了个一干二净。天发怒，人奈何以惧之。看来，“人定胜天”是有条件的，当你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时，老天爷是要惩罚你的。

楚天风

我们公社王主任解放前在我们下放的大队打过长工，当然是雇农出身。湾里的农民都有一点怕他，是因为他到队里检查工作总是一脸的严肃，很少看到他笑，甚至还有一点凶。但他见到我们知青还很客气，有时还关心我们的生活情况。<br/>    </font></p>
      70年代农村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大寨搞人造梯田，我们这里是平畈加丘陵，无梯田可造。举水河从北到南贯穿麻城城关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水可见底。靠北边的红石公社有一段河道很宽，且弯弯曲曲，何不将它拉直，“移河改道”河中造田，学大寨不就有事可干了。领导们的想法，从主观愿望上来说，不能说不好。至于是不是符合自然规律，河道变窄了影不影响行洪那又是一回事。
       二季稻割了，小麦种了，本来到了冬闲的时候。可移河改道不是一项小工程，光靠一个公社的劳力远远不够。按上面的要求，我们公社的农民也自带工具和粮草，到北边去学大寨，农闲变成了农忙。
     移河改道说简单点就是“挑堤”，就是在离河中心更近的地方重新修一道堤。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机械，人挑肩扛，和古人修长城没有什么区别。时直隆冬，谁不想在被窝里多躺一会。可工地的喇叭，每天清晨6点天还不亮就准时播响了出工号。时间长了，很多队都不按时出工。这下我们公社的王主任急了，要我们大队的民兵全体集合。迎着寒冷的北风，站在沙滩上，王主任开始了他的训话，“学大寨，就是要学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天天挑堤是有一点苦，可这比我结解放前打长工苦啊？”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比60年修三河水库苦啊？每天吃稀饭还要挑土，你想跑，捉到了吊起来打”农民们没有什么反映，可我们这些知青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心里在想，王主任忆苦思甜，怎么从解放前忆到了解放后。更加搞笑的是，工地喇叭正在播中央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不晓得么样串了台，变成了自由中国之声，那可是敌台。还很播了一会，管广播的才发现，关掉了广播。这么多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听敌台，可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王主任后来说了些什么，谁也没有注意。
       那时的麻城农民都不愿谈三河水库这个沉重的话题。“我差一点死在了三河水库，发高烧都不敢走，混身无力，后来看我实在是不行了，才让我回来”。我们农场烧火的彭师傅告诉我们，一天半斤粮食，吃不饱，从早做到晚，有的农民晚上偷着跑回家，结果被放哨的民兵捉到了，捆起来吊到打。说起这些时隔多年，彭师傅捏着烟杆的手居然还发抖，使我想起了一句成语叫“谈虎色变”。后来我们再听忆苦思甜的报告，贫下中农从解放前忆到59.60年，我们也见怪不怪了，反正都是苦。
      70年代有一部朝鲜电影叫《卖花姑娘》，说的是地主是如何压迫卖花姑娘的。我在汉口新华电影院看时，一片啜泣声，人们很是同情卖花姑娘的悲惨遭遇。可在我们大队放映时，却听不到这些与地主更近的贫下中农的哭声。“我结这里的地主冒得这拐(坏)，他对人客气得很，你找他借东西,他端(拿)都端(拿)不赢.农忙的时候他还炸果子(相当于武汉的油饼，队里打麦子时也炸，全村男女老少都克吃，那时农民除了过年开油锅，平常是不开油锅的）把做活的吃。电影是假的。”贫农董大妈也是那时我们的房东是这样评介这部电影的。王主任解放前就是在她说的这个地主家打长工。
       时代总是在进步的，过去比现在差这很正常，老拿过去说事是自己不自信的表现。我到是很赞成现在的一句时髦话叫做:“与时俱进”。

楚天风

武汉知青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