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华：“文学江湖”的“摇滚革命”

谷未黄

　　　“文学江湖”的“摇滚革命”

                ——谷未黄“新城市散文”的观察与思考

黄自华

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文学江湖”固然难免出现一些不堪入目的荒诞表象，但应该也有价值的底线存在。在散文书写这个人才荟萃、良莠不齐的山头上，就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于文学的价值底线不以为然，希望把散文引向它不应该抵达的地方。他们在散文体裁里注入五花八门的非文学元素，而且大都洁净光滑，高雅精致，像小布尔乔亚每天经过处理的下巴。生命中复杂的处境，苦痛、软弱、屈辱、彷徨都因其有碍观瞻而被轻易地绕过。读者却时常被一些散文家告知要热爱生活——那些经过了加工的生活，神圣、庄严、浪漫、体面，而且富于戏剧性。在那些被描述的生活中，每个登场人物都像是经过培训的演员，一口莎士比亚式的台词，深奥而且华丽。实际上，在散文之外，我们的生活泥沙俱下，混乱不堪，充满着美好的梦想和无耻的欲念。另外一些以小说安身立命的人，他们的散文又总是脱不了酸味十足的小说腔——一分情趣、二分技巧、三分矫情、四分感觉，再加上一点小聪明。他们因为害怕冷落，为吸引眼球，作了“变性手术”，于是发出不阴不阳的声音。这些不阴不阳的作家，已经完全放弃了承担表现生活本相、关怀人生、抚慰灵魂的责任，他们的散文大多是一些小我的、游戏的、粗糙的、私密的梦呓。在当代散文空前繁荣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无悲喜、无忧患、无思想、无激情、无诗意的垃圾般的倾泻。在那些貌似新颖华丽的叙述中，很少能看到浸润着情感的思考和春风化雨的诗意，而袒露、搞笑、随意、粗俗、浅薄泛滥成灾。在这种文学乱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一是作家“出名焦虑症”的周期性发作；二是一些身居庙堂的人，顾忌话语权力的旁落。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各奔前程，互不相干，但他们操持的都是动物竞争的野蛮方式和丛林生存策略。

站在另一面旗帜下擂鼓呐喊的，是学院派的文学精英，他们掌握着一些过时和毫无用处的废弃话语，并且像虫子一样居住在知识话语的单调容器里，毫无羞涩的赏玩着那些用旧知识编织成的霉味扑鼻的茧套。他们或者是蓄意夸大散文的知识背景，拔高散文的形而上意义，令其脱离原生生活状态和当下经验，导致欧化语汇、句式、思维对本土汉语的大肆入侵，并最终把散文推入所谓 “后殖民状态”；或者是在激情、信念和想象力尽悉湮灭的时刻，躺在符号的摇篮里咀嚼祖先的原始伟业。至于那些已经高高坐在“忠义堂”上的文坛霸主们，他们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变得愈来愈亲近和暧昧，有的干脆就堕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们心安理得地扮演着低贱的角色，却坚持用散文制造有关幸福的骗局，以慰藉怯意丛生的灵魂，他们的犬儒主义哲学最终消解了文学至上的神话。他们总是以传教士的庄严形象出现在所有的论坛、会场，扮演先知，编织有关“东方磁场”和“中国魅力”的神话，煽动一揽子的民族主义信念、并对日常经验世界不屑一顾。但正是这些“东方磁场”和“中国魅力”的犬儒主义激情，将那些被权力伤害了的零散个体，再度引诱到了民粹主义和乌托邦的旗下。

相对于这些流行的，所谓公共社会代言人的道德式写作，谷未黄则公开摆出“摇滚”的姿态，伴着强劲的节奏，高举“新城市散文”的旗帜亮丽登场。谷未黄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在没有进入他的新城市之前，他和众多的诗人一起，完美地实现了中国农业时代的抒情方式和汉语书写，并形成一直以来规定和固化的诗歌经验和审美形态。当他进入城市之后便迅速发现，那么多深居都市高楼大厦的“文学大师”们,曾经投入全部热情，深情咏唱的城市赞歌，都不过只是一些自欺欺人的、风尘场上的“夜雨琵琶”，在悄然而来的工业革命和巨大扩张的城市化面前，不仅虚伪，而且丑陋。因此，谷未黄开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他所谓的“新城市散文”的艰难历程。在“新城市散文”写作中,谷未黄寻求的是一种心有灵犀的共鸣，而不是放之四海的普适性，他让“新城市散文”透露出一种散发着浓烈荷尔蒙清香的新鲜的生命质感。谷未黄主张散文写作应该放弃光鲜的神话礼赞和“形而上幻觉”；放弃抒情和象征；放弃对意义和所指的价值追问；放弃书面汉语和殖民化汉语，回到质朴的民间俚语和种族乡音，回到人的赤裸裸的“本原”，回到那些被传统散文所规避的“丑恶”叙事。正是因为谷未黄开创性地在他“摇滚精神”的框架里，用散文炮制“城市民谣”，寻求肮脏的青春叙事、击鼓式的语词暴力、短促的重金属节奏、以及话语解构游戏的快感。所以他的散文也就当然获得了与摇滚乐同步的革命性。“革命”的结果就是“散文摇滚” 带来的美学紧张、城市喧哗、以及日常经验的灵悟。文本隐藏的情趣传递、在场想象，语义偏离、变体等反传统手法，严重挑战了传统散文的庄严性。于是，散文再度回到了平民中间，变得粗粝而亲切，仿佛是一些日常起居的粗茶淡饭。这些信号似乎表明，汉语散文的发展，开始走在由浮躁的宏大历史叙事、呓语般的私人书写到回归散文本身的文学转向的路上，这就像一抹异光，在大地上用一种“涂鸦”的方式，记录了散文的转身。

“新城市散文”是谷未黄的身份，是通行证，是谷未黄个人尊严和价值的表述；是“一个居住在城里的失地农民”痛苦的自我内心的博弈和精神震荡。谷未黄承认并坚持自己最原始的乡村身份，并把那份诚挚、情感和怀念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其他同样是来自乡村的作家、诗人，却争先恐后地在自己身上塗抹着厚厚的色彩和香料，极力掩藏泥土的气味，以都市上层文化人和教授学者的面目出入于宴会和酒吧。另外，谷未黄摇滚式的散文写作，其实也是一种书面上的“行为艺术”，是一种另类话语对文学的谐谑和消解。在散文摇滚中，谷未黄一边进行着民间智慧的调侃，一边进行着类似意淫的来自乡村经验的抒情和释放；他择选了许多先验现象的语素，不加工，不雕饰，试图抵达散文情趣终极目的的黑色幽默。他时而也会露出妥协的温存表情，却总是能够收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话语造反的快感。“新城市散文”主题的无中心化、审美策略的日常生活化、散文文本的叙事化、散文语言形式解构的多元化，常常会让那些文学江湖的头领们对他智性的轻松和悲悯的幽默投以轻蔑的一笑。但是,也正是这种反传统手法，构成了谷未黄“新城市散文”的文本特质，并极具象征意义地负载了这个时代对于散文作家的价值托付。然而让人揪心的是，从谷未黄高举“新城市散文”旗帜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谷未黄就已经是在动员所有的“道统”力量来反对自己。所以，“新城市散文”这面旗帜，谷未黄究竟能够扛多久，能否最终插到文学江湖的山头上去，其实命运难卜。

在中国，乡村依然是当代作家的重要写作资源，谷未黄即使已经在城市生活许多年，也免不了时常要伫立在高高的阳台上回望乡村缥缈的炊烟；他坐在新城市的私人花园里“想入非非”，他对阳台上的那些乡土植物与很不起眼的小动物寄于深厚的情温，并让大量的动植物为自己代言，经常对城市发出一些怪异的尖叫。城市阳台远离故土，但他还是“像狗一样，想念土的气息”；他自称“好色之徒”猛然发现了“院落的杏子解开花的衣裳”，“心狂跳不已”，但他却又“不知道这些花朵为谁感动”，他也“看不见是谁的手，在解开花的衣裳”；他无不浪漫地倾诉“我只能点燃满山的玫瑰，带着蔷薇做的桂冠，白兰做的项链，金银花做的手镯，我带着这些山的金枝玉叶，寻找一个放羊的姑娘。”同时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一个女孩对于偌大一片草原来说，只是一粒种子，你的影子温暖着草床。一个瓦罐对于干渴的草原来说，对于那么多张着嘴的小草来说，只能是精神上的灌溉。没有水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羊群，没有羊群就没有你的鞭子。”于是他沮丧着说，“我知道你需要的是草。而我只有玫瑰。”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城市散文”青春期的躁动姿态，但我们的确从这些挣扎和骚动的话语里，看到了谷未黄多么顽强的企望，他企望用新城市散文记录下的一个新城市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真实和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绿色。或许是因为谷未黄的身体里面着有太多的对都市生活的控诉与排斥的细胞，骨子里深藏着太强烈的对于现代都市的反叛意识，似乎谁也挡不住他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发出的与城市光鲜表象极不配合的“一种罂粟花的美丽，既无毒，又灿烂”的尖叫。

都市这个异质空间对人的异化如此的形象而又无奈，都市不是任何人的故乡，都市只是一个都市而已，这个不断变化的地方只能承载想象中的乡愁，所以怀旧是永恒的主题。其实，谷未黄无论是生存还是书写，他都是极其无奈的，这是新城市的无奈，新城市所有居住者的无奈。阳台是一种“浮悬”的隐喻，阳台表现了城市作为某种不可接近的庞大事物与人的对峙和嘲弄，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对此产生最明确的体验感悟是空置感。空置让人产生无尽的思索，产生焦灼感。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中就写出了这种都市异乡人的陌生和漂浮感，写出了城市和人的对峙局面，在城市和人的对峙中，城市成了压抑者，个人与城市的繁华、喧啸无法融合；阳台的形象是复杂的，混沌的，不自觉的，然而阳台又成为谷未黄离开与回归的起点和终点；阳台充满痛苦和伤感，因此无论他在阳台上如何诗性地描述白云、河流、草滩、羊群、杏花，我们都无从找到原有语言的优美韵律。反而是谷未黄在漫长缱绻的回忆和怀念中，突然逼近严酷的现实，并加诸世俗的丑恶、粗鄙，抑或下流、冷酷、尖刻、锐利、不可理喻的摇滚式的喧嚣，倒会让读者能够被一种独特的声音所感动。

阅读谷未黄，必须越过唯独属于谷未黄的、词语招摇的摇滚姿态和罂粟花一样文字。譬如阳台上的花卉和果树，泥土和粪水，蝴蝶、蜜蜂、蜘蛛和两只坐在荷叶上洗脚的蚂蚁。在谷未黄阳台上，所有花草虫鱼都是有生命的，就连“隐蔽在兰草谷的石头”也有了人情味。狗、花、鸟等城市物象的生命体，不仅仅有着与城市人一样的活动外延性，还有自然自由的嫁接性，这种嫁接就是为了实现城市心灵解放的“原生态”追逐。谷未黄就是通过这种乖张滑稽的语言外表、积极入世的人文关照，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先锋前卫的写作模式，营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意趣。大量俏皮话、新词语以及自创词语的运用，是谷未黄散文的一味别致的调料。谷未黄善于运用这些独特词语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调动读者想象的细胞，让读者自觉不自觉掉进他设置的语言陷阱。

在国家和个人追求现代化生活和文化的征途中，社会身份早已转换的谷未黄，也许仍然还会不自觉地在城市话语与乡村经验之间来回跋涉。因为我们的城市至今没有发展起丰沛的散文话语经验，大多数作家对于破除那种经验相对狭窄、同质化的散文书写，从日常生活形态入手表现人的现代性，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营造包容和开放的文化空间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如果说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从一开始就是在民间寻找自己的“涂鸦”胎记；如果说谷未黄从乡村诗情到“新城市散文”的华丽转身不是出于一种外在的推动，那么它必然是出于内在的选择。因为他再也无法从现有的文学表达体系中寻找到哪怕一丝快感了，审视与选择迫使他将自己的写作与那些被公认为主流的写作进行分割，分割是一件极其艰难和疼痛的事情，但只有忍受分割的疼痛，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才能准确地抵达文学价值的彼岸。

2010-12-26 17: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