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读谷未黄：新乡土镜像里的叙事伦理及其扭转

谷未黄

新乡土镜像里的叙事伦理及其扭转
     ——读谷未黄的乡土小说诗
                                                                                                                           杜鸿

    或许是灵感所至，或许是心血来潮，谷未黄把自己新近创作的诗束，自称是首创的诗歌新品种“小说诗”。这便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诗歌界一向以来无关风月的梨花体、羊羔体之类的风议。想必谷未黄是从中看到了某种“商机”，以此来完成又一种类似的诗坛哗众取宠。细数谷未黄多年以来的创作经历，正如他在报人的岗位一样，他在诗界和散文界一直在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作派掩护或催生着他的创作和真实内心。他的行色散文我曾经以正话反说的方式写过一个点评式的文字，在这里不再多说。这次他把他的诗束发给我，意在让我重新拿起拙笔，为他写点什么。因为一直太忙，拖到今天才有时间。可是，当我忐忑地浏览了一下他的东西之后，心里突然有了要说话的感觉和冲动。
    与谷未黄相识已经很多年了。我算是见识过他的率性、任性与嫉恶如仇。虽然近年我俩没曾谋面，但是彼此一直在关注着对方的创作。他突然发来这组诗，让我说点什么，算是我除了知道他在网上繁忙之外，依然在进行他所喜爱的创作。这对当下的众多作家和诗人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包括我，近几年来一直在做影视方面的工作，所以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对那些仍然在沉潜写作的人，心里自是充满了无限的敬畏，尤其是对那些严肃的写作者。现在，我打内心里，把谷未黄归入到这一类。他身处汉口这种容易出小市民的地方，依然清心自我，独立写作，自然是十分难得事情，自然应该归入此列。
    读了谷未黄的这组诗作，同时还改变了我对他写作的根本看法。他的这些诗，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打动人心的乡土镜像，再就是给了我们诗的叙事伦理的复活。著名诗人程世农说过一句简单的话，“诗意就是叙事，不是抒情。只有叙事才具有诗的力量，而抒情会把诗带入死胡同。”所以，谷未黄把他的诗归结到一种强大的叙事上来，更重要一点的是，在这种复活了的叙事伦理里面，他的诗充满了诗性的扭转与纠结。说实话，他过去那些被冠以行色散文的文字，因为受报刊版面或审查局限，离我期待的重量还是有着一定距离的。但是，他的这束诗显然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看似浅显和不经意，实则对诗人的胸臆测与叙事伦理作出了较为理想的呈现。这样，就呈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或是真正的谷未黄的文化形象。因而，以往那些由表象组成的诗人印象倾刻土崩瓦解，留给我们的是站在尘埃落定的碎片之上的谷未黄，即便是满身伤痕或蓬头垢面，但是一切都成了最为真实的、可信的事情。这就足够了。
    其实，老乡土也好，新乡土也好，都是谷未黄作品诗性的活动舞台。诗人非常清楚地知道，21世纪10年代已经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因此他对那种非人文性的事象或意境自然不会有着那么深刻的迷恋，让它们成为诗叙事的主体。因而他回归到人的主体性的写作策略或叙事策略上来了，这就决定了他的诗创作必要的出路：放弃对物的迷恋，给力对人的开掘。当然人的开掘的准确对象就是人心的心灵。因此，他把所谓的新乡土浪费成为诗主体性策略的背景，这样，就让他的诗的起点要高明于同一类型或同质化写作。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就是他建立在这种新乡土之上的诗创作中的叙事伦理与策略。可以说，诗人在他的诗歌创作里，聪明到了狡猾的程度。他把过往的所谓梨花体之类诗创作的普遍构思方法熔入其中，然后站在这种基本方法之上，引入一种复合式的扭转与纠结式的写作，让他的诗始终以一暗一明、草灰蛇线在呈现多种维度，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效果。比如，在诗《父亲手上的庄稼》里，他将“我”与父亲的心脏合二为一，然后以一个近乎精神或是情欲点或性欲点的视角，伴随着父亲这个角色的行进，然后再加以一种诗性的困难写作进行表现，“穿皮鞋戴礼帽拄着文明棍的父亲/在庄稼面前是个小丑/滑稽又英俊”，让乡绅式的父亲走进乡村情欲的心脏。而隐性存在的乡村里的人及物，对眼前这个乡绅的审美与观感，全部以一种文化的审视一一把他作为父亲的故事与真相全部剥落开来，直到“他开始喝井水，我也是/他开始吃白萝卜，我也是/在饥荒来临前把我转移到母亲身上/我保存着白萝卜的样子，有手也有脚/”。这样的写作方式，显得会让我想到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里面那个来自拉丁美洲近乎白痴的声音。所以，谷未黄诗歌里面近乎小说叙事伦理的思维方式与诗性逻辑，我们从此就可以见到一斑了。  
    说到谷未黄的乡土情结与诗性背景，或许有人会说，都21世纪了，中国正在全面城市化，老乡土或新乡土已经不能够承载当代生活的真正意义了。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城市的当代生活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由于当代人普遍信仰与文化缺失，比如麻将与扑克牌成了乡村与都市共同的文化娱乐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并且，我们不能以文化人的价值取向来全部攘括普通大众层央的文化雕像。因此，在中国，无论乡村还是都市，文化与哲学根本就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因为生活在都市的人普通没有寄托，而让他们魂牵梦萦的精神寓所依然是他们儿时的生活记忆——存在于心灵底部与灵魂深处的乡土记忆和向往。所以，说到底，乡土依然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所以，作为一个都市诗人，谷未黄一直在寻找回到乡土的机会。他的一系列策划或笔会活动，正好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他本能地将诗的场景归结到乡土之上，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在乡土那儿同样寄托了他一生的审美趣味与生存价值。比如，他在《你在，我却找不到你》里，就以这样的方式追问着自己生命终级价值观，并将其纳入乡土背景上的诗性尝试。“明明你在那片山坡上/母亲，芦苇跪在你的身边/我却找不到你/芦苇的膝盖那么脆弱，它们跪着/头发都苍白了/而你的头发还是那么黑/这让你如何是好/你奔走在它们中间，含着泪/把它们一一搀扶起来/它们膝盖上的泥土/都长出根来，我却找不到你……”。这首诗里面的凝重几乎涵盖了谷未黄以前所有文字的能指。或许是诗人真的开始老了，他才有会今天这种如此沉重的追溯与心神在故地上的犹豫与徘徊。并且，这种东西在《带路》里面也体现得很充分。“我们家里居然没有祖坟/父亲，你从来没带我给你父母上坟/也没带我去见你的祖父/你只告诉我食物的位置”。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张惶地从他们漫长的生存困境中走过，而对自我生命与归缩感的追问，自诗人才已经真正开始。当然，正是这种追问让诗句背面所隐藏的鞭挞力量力透纸背。
    当然，有时候，谷未黄诗的叙事伦理扭转显得并不是那么直接。它们仅仅只是表现为一种具象向抽象的过渡。比如在《行宫》里，“六楼以下都是屠夫，小贩/我在他们手里买肉沽酒，相当隐蔽/我住在他们身体里/像血液一样流动。”在《水是没有价钱的》里，“我的母亲生了我/并给了我骨气/猪年的那些猪差不多走完了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的打开母亲的宫殿/加入到猪的行列”，这些诗句的诗性处理也不是很见形的。这说明了诗的高明之处日益显现。其实，在诗人相当多的作品里，除了保留了诗意的本体视角逻辑，作为诗人的视角是完全不存在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让我们读到或看到的，是诗歌里面的叙事形象在以小说主人公的方式向世界表达他的官感与体悟。而非诗人站在那儿浅吟低唱或放歌的隐性形象。这样，就从根本上消解了诗人作为主角的叙事逻辑，而是主位于诗里的主角视角来凸现诗性的叙事逻辑。如同小说叙事那样，一旦小说人物在文本里存活，它们便会沿着各自的方向前行，直到读者心灵的最深处。这样，诗的灵动在这种不见形的扭转与纠结中便很好地得到了体现。
    相当而言，我更喜欢谷未黄老老实实围绕乡土所写的诗束。对于其它用来应景或小品式的诗作，即便它们里面充满了谷未黄一以贯之的创作策略和诗性才华，但是它们所拥有的动人心魂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与这束源自诗人内心强大创作冲动的诗作所比拟的。

附作家简介：
   杜鸿，作家、编剧，中国作协会员。宜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宜昌市文联秘书长。著有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时代文艺出版社）、《黛瓦园》、《石牌保卫战》（燕山出版社）、《琵琶弦上说》、《基因悬谜》（又名《鼓嗓》）和《杜鸿中篇小说精选》（长江出版社）散文集《书房听雨》（三峡出版社）、《怀想三峡》（文献出版社）、《永远的三峡》（大众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散文《峡江号子》（芳草杂志），报告文学集《三峡风》（三峡出版社），主笔《名动中国》（长江出版社）等15部。主编有《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上下卷54万字），翻译有《肯尼迪传》。有中篇小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获2002年度芳草文学奖。编剧有电影《喊冤》、《村长也疯狂》和《追》，与人合作有电影《荆州，1024》，纪录片《变迁6集》、《山楂树之恋》、《归元寺的前世今生》、《魅力恩施3集》、《天上人间2集》、《南华寺古刹2集》、《天赐咸丰》和《昭君故里》等五十余部，其中《山楂树之恋》获中国电视艺术协会金奖、中国纪录片协会“纪录?中国”铜奖，《古刹南华寺》获中国纪录片协会二等奖，《归元寺的前世今生》获湖北省纪录片一等奖。2008年散文《秋风亭/屈原祠》入选《散文海外版》，散文《江上风清》入选2009年《时文选萃》，散文《记忆中西陵峡三个小地方》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10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