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配套设施的情况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麻城市政府决定,在地方财政原已投入400万元的基础上,再筹措500万元专项资金,一次性解决课桌椅问题,同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开展认捐活动。据介绍,截至 9月7日,麻城市顺河镇3000名自带课桌上学的学生,全部用上了新的标准课桌椅。全市党员干部已认捐26万余元,为学生购置新课桌。 9月5日,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南岗教学点,孩子们坐在崭新的课桌上。和简陋的教室相比,课桌显得非常醒目。 9月6日,麻城市顺河镇长冲教学点,背茶几来上学的汪凉有了新课桌,茶几被放在了一旁。 诚然,在湖北麻城,“扛课桌”曝出后,当地职能部门反应之快,行动之有效,值得肯定。但“扛课桌上学”,实则只是诸多教育缺憾之一种。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之后,因教育资源逐渐集中至优势学校,当地一些乡村教学点面临师资和配套缺乏,校舍破旧,教学设施老化,教育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等诸多问题。麻城教育局副局长坦言,学校太多,僧多粥少,有项目资金,最先考虑大的学校的配套设施。在“撤点并校”之后出现的教学点,大多是“一师一校”,环境较差,教师负担重。此次发生“桌椅风波”的顺河镇,所辖51个村,原本的格局是“一村一校”,“撤点并校”过后,只保留了12个教学点。在“撤点并校”过程中,西塆、南岗、枣林岗、长冲等村小学,开始是撤掉5、6年级,后来,则成为只设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教学点,归属乡镇中心学校管理。原来各个小学的老师也都调到优势学校,各个教学点只保留一至两名教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心学校校长也称,正是在政策号召和教育经费受限的情况下,当时的撤点并校已“蔚然成风”,有些乡镇以“撤得多、撤得快”为荣,很难去考虑乡村的实际需要,这种跟风,撤掉了不少理应保存的学校。麻城市木子店镇杨岭岗小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杨岭岗村村长说,学校被撤掉时,数十名家长围着他问:“我们的孩子怎么上学?”因为村小学的撤并,村里的孩子们不得不前往20多里外的一所小学读书,有些家长不放心孩子寄宿,选择离开村子,搬到镇上租房子陪读,村里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保留在村里的教学点,因投入不足,规模小,或较为偏远,教学设施陈旧,多处危房校舍,公办教师不肯前来,只能聘用民办教师,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由此可见,“一刀切”的撤点并校,从中渔利者只是一些地方官员,受伤的是边远地区的孩子们,并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长们掏出更多的钱。所以,对狂热而偏执的撤点并校应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的反思和整顿。任何撤并,必须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去办事,遵循教育规律,尊重群众需要,经得起教育实践的考验,不能因为追求政绩就作出不负责任的“狂热合并”、“粗鲁合并”。与此同时,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才能治疗撤点并校带来的“痛”,否则,农村教育必然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事实上,自带课桌上学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几乎每年开学都会有类似场景:河南洛阳市孟津县的一些中小学校规定部分学生要自带课桌椅,当地中小学生自带桌椅上学已有十几年历史;山东郓城县玉皇庙镇孔厂小学,有近300名学生需要“自带课桌”……。如果说多年前自带课桌还可以理解,可是在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今天,为何还不见改善?是我们真的很缺钱吗?恐怕未必。麻城市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当地的市政府大楼却相当气派,民众称这栋大楼为“麻城白宫”。原来有钱造政府大楼,独独无钱给孩子们买课桌。其实不光是课桌,那些歪歪斜斜的教室,那些孩子们冒着生命危险过索桥的上学之路,那些总是超载挤满学生的校车……都表明我们在教育上还有很多历史欠账。 阎锡山与山西义务教育。少有今人知道阎锡山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氏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那样一个内忧外患,曾被蒋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阎锡山却在山西为学龄儿童们造了几十万张课桌,使山西学龄儿童受义务教育比例长期保持在70%的高度,当今让学生自带课桌的当地领导不脸红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孩子,对那些宁愿在政绩工程上大手大脚,却在教育上不投入或少投入的地方政府进行严厉问责,倒逼他们主动积极落实教育投入。从自扛课桌到标配课桌,麻城的变化,让公众见识到“监督的力量”。然而,推进教育的地域平等,不能只靠媒体曝光。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不仅仅是句口号。针对教育投入不足,除了国家财政重点投入外,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的公共财政资金责无旁贷,理应首先满足教育的需要。 作者:闹市一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