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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 2012-9-21 19: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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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莓花儿开》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中的插曲（杜纳耶夫斯基曲，伊萨科夫斯基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十分流行，时至今日依然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尤其是六十岁以上老人们对它更是情有独钟，每每在节日里或者朋友聚会的场合便纵情歌唱，仿佛优美悦耳的旋律把他们带回到了早已远去的青年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歌在我国民间广为传唱，殊不知我们唱错了几十年：应是“荚蒾花儿开”或“雪球花儿开”，而不是“红莓花儿开”。有谁知道“红莓花”是一种什么花呢？你翻开任何一部植物志是找不到这种花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植物，而是歌词的译者杜撰出来的。译者坦诚地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国没有俄华词典，他使用的是日本人八杉贞利编的《露和词典》（岩波版）。俄文калина一词在该词典里的释义，系采用学名拉丁文viburnum的音译，用片假名バイバーナム表示的。显然，不能按日文音译成汉语“韦伯纳姆”。于是，译者根据儿时对家乡一种浆果的习惯叫法，“便杜撰出个‘莓花’来，再加上原文中的形容词‘红’。正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它‘红莓花’吧。这就是此名的来历。”（孟广钧：《错把荚蒾做红莓》，《大众电影》，2001年第3期）于是乎，“红莓花”（其实，它开的是白花，结的果倒是红的）就在我国根深蒂固了。须指出的是，原文歌词中没有“红”（красная）这个形容词，并非孟先生说的那样，可能是老先生记忆有误。
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是1949年拍摄的，1950年译制成汉语在我国放映，“红莓花”便在影片的中文字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次年10月，这首歌在上海的《广播歌选》杂志上刊登了，是王毓麟先生译配的，歌名为《哦，雪球花在盛开》。同年12月，《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孟广钧、瞿维两位先生的译作，歌名为《红莓花儿》。这样一来，一种植物出现了“红莓花”和“雪球花”两个译名。究竟哪一个正确？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引起人们的争议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一是那时没有一本权威性的俄汉词典，何况唱歌的人也没有见到实物，因而无法判断谁对谁错；二是更多的人正是因“红莓”二字的误导，把它当成了“草莓”（俄语земляника，英语strawberry）。仅举一例即可证明：“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红莓农场，工人在水中围拢红莓果实。红莓又称蔓越莓，其果实个小，又生长在低矮密实的枝蔓上，所以难以手工采摘。当地采用水收法，将红莓地灌满水，用机械打落果实，使其漂浮到水面，然后将果实围拢收集。”（据2009年10月14日新华社稿《加拿大温哥华水中收获红莓》）很明显，文中讲的是草莓，而不是荚蒾。
最后，附带谈一个问题。陈训明先生在北京的《音乐周报》上引经据典，指出《红莓花儿开》应正名为《荚迷花儿开》，孟广钧先生本人口头上书面上也承认自己译错了。但没想到竟有一位周先生语出惊人：“他们没有拘泥于什么树、什么花，而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做到翻译工作的信、达、雅。”（转引自薛范：“红莓花儿——一个美丽的错误”，《人民音乐》，2002年第7期）看来，周先生是信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的。令人百思莫解的是，荚蒾花译成红莓花，偏偏违背了“信”，他却认为译者做到了“信、达、雅”！在他看来，译成“红莓花”是“雅”，似乎译者是有意而为之。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信”是翻译之本，翻译之魂。试问，不信的翻译，“雅”还有什么意义？周先生还作了个“设想”：如果译配者当年真用的是《荚迷花儿开》歌名，那真不知道在中国流传的情况究竟会怎样？由此看来，他非常担心信的翻译会受到冷遇而流传不开。可以肯定地说，当年此歌若译成《荚蒾花儿开》，同样地会在我国流传开来，久唱不衰。道理很简单：歌曲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不取决于某一个词，而主要在于它的旋律是否优美，节奏是否和谐，以及歌词是否感人，是否朗朗上口。
（2010年12月初稿，载于《东方翻译》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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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鄂州市 2012-9-21 12: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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