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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交通規劃署署長 大黃石交通規劃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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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楚网黄石新闻网(黄石日报)○刘法绥 雄伟峻峭的西塞山,是黄石市的一张名片。名片耀眼处,是临江绝壁上醒目的特大摩崖石刻:
明进士蕲水朱期昌
西塞山
万历癸丑秋七月
凡能在名山大川、公园景点、琼楼华厦等标志性处所题写的人,一定有相当身份和社会地位。所以,这位题写“西塞山”的明朝朱期昌,也应是这样类型的人。摩崖石刻中,有作者的若干信息:身份(进士)、籍贯(蕲水)、朝代(明朝万历)等。
有研究者穷搜博觅,终于查到朱期昌的有关资料:“朱期昌,字胀翁,齐兴(今湖北郧县)人,与周之士同邑。亦善书,著有《游鹤堂墨数》。”然而,这位朱期昌,显然不是题写“西塞山”的人。首先,郧县与蕲水相悖,这就可以一票否决;其次,朱期昌不知是否明朝人;再次,朱期昌不是进士,若是,资料断不会遗漏。因而,可以断定:此“朱期昌”不是题写“西塞山”的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蕲水(公元742年改永宁县为蕲水县,直至1933年更名为浠水县)只有一个叫“朱期至”的进士。《蕲水县志》卷九有小传:朱期至,字子得,号王槎,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终怀庆知府(明朝怀庆府在今河南省);有《王屋山人集》。晚明文学革新派的领袖之一袁中郎,是他的好朋友。《袁宏道集》卷五十五《尺牍》中有一篇《与朱玉槎》。袁在信中称朱为“良友”。这封信,写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明朝时,大冶县属武昌府管辖。怀庆府与武昌府同级。朱期至以进士、知府身份题写“西塞山”,完全够格。何况,浠水与西塞山,仅一江之隔。
那么,“朱期至”怎么变成了“朱期昌”呢?试推测于下(也只能推测):
没有哪一处摩崖石刻是书法家本人爬梯子去写的。朱期至题写于万历癸丑,即1613年。假定他进士及第时与王维、文天祥进士及第同龄,为二十岁,题写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是写在纸上,而一经镌刻,就有变样的可能。
字镌刻在摩崖上的时间,应当是在清朝而非明朝当时。明朝的国号是“大明”。明朝人孙宜《大明初略》卷四:“国号大明,承(韩)林儿小明号也。”这个“大”字,到清朝写《明史》就消失了。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废除后金国号,改国号为“大清”。因此,凡本朝人书写国号的,必冠以“大”或“皇”等字;不用国号而写本朝的,则为“国朝”或“熙朝”等或写皇帝年号干支。前者如《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所以,朱期至的原件上,“明”字前应有“大”或“皇”字,清人翻刻,断不敢留“大”或“皇”。如保留,那就犯了“反清复明”的弥天大罪。
清朝镌刻的时间,应在道光之前。道光时大冶知县詹应甲《登西塞山访元真栖隐处》诗中,已有“摩岩三字郁坚苍,大擘窠书径丈长。”所言“三字”即是朱期至题写的“西塞山”。
“至”怎么变成了“昌”呢?题写原在纸上,镌刻是后来的事,岁月漫漫,保存若不慎,字迹易漫漶(郭沫若先生曾有一解释:字被蠹虫咬蚀。)加之“至”“昌”二字形近。这样一来,另外两处题刻也算在不知何朝的郧县书法家朱期昌名下:同治《大冶县志》卷二《元结书堂》:“今刻(按,指石刻《异泉铭》)乃蕲水朱期昌摹鲁公(颜真卿)书法也。”“石刻‘旗鼓石’、‘回龙’,朱期昌题。”
摩崖石刻还有一处瑕疵,就是没有按游戏规则出牌:题写人的头衔、籍贯、姓名均写在上款。按书写通例,这些应写在下款。朱期至断不会犯此常识性错误。这似乎也能证明,题写是后来人刻上去的。
错案必须纠正,历史应予复原:题写“西塞山”的,是明朝万历二年进士朱期至,而不是那位忽悠了人们几百年的郧县人朱期昌。
朱期至的《王屋山人集》无从得见。但清人沈德潜于乾隆三年(1738)编选的《明诗别载》,却选了一首七绝《送蒋太守之琼州》,这使我们欣赏他的书艺外,还可一窥其诗艺:
五羊南去客心孤,铜柱遥分使者符。
为语越裳诸属国,清时不用贡珊瑚。
沈德潜对他的介绍是:“期至字子得,蕲水人,万历甲戌(即万历二年)进士,官怀庆知府。”
沈德潜是严谨的选诗大家,所选《古诗源》、《唐诗别载》、《国朝诗别载》(即《清诗别载》)代相流传,至今翻印不辍。朱期至的作品能入他的法眼,说明朱期至是明朝诗人中的佼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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