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连载】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地方（在线创作）

诺源

　　（一）“憨人”覃大成，板车的一生
　　人在一生中，仿佛总是在行走，和很多的人擦肩而过，转眼相忘于江湖。但是，我这个在忠路土生土长的人，对一些过往的、熟悉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总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他们的内心以及社会的疼痛，并毫无遗漏的倾听到一种膏肓的呻吟。即便在我懵懂无知的年代，也丝毫不会放过对他们神态微妙的捕捉，以至于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让淘气的我学得惟妙惟肖，引来大人们的喧笑。
　　但凡到过忠路赶集的人就知道有一个叫覃大成的搬运工。即便不知道他的真名，但对他屁股边上军绿色尼龙绳拴着的一大串叮当作响的鈅匙丝毫不会陌生。就如同牟沧浪、九日文中的描述，把他比喻为一个闲散之人，看他那串鈅匙还以为家有房屋若干、钱粮万千。事实上，覃大成就是忠路供销社一个拉板车、靠力气吃饭、为各个百货门市运送货物之人。那串鈅匙自然就是开启供销社多个仓库大门之物了。
　　小时候，我有一种误解，以身上携带鈅匙多寡判定对方的身份，常常认为鈅匙居多者一定是个大干部。就像最初我和所有与他相遇的人们一样，对他荣胜的猜测常常发生极端性的错误。后来在知道覃大成乃一拉板车的苦力之人后，就不再认为鈅匙多的人一定是干部，顶多一个看门守仓库的人。
　　为此，我还闹过一件至今都还汗颜的笑话，那种自以为是的认识让我怀疑起自己的智商何等低下。记得这错还是来源于“所长”一词，把此“所长”当成彼“锁长”，窃以为带鈅匙多的一定称为“锁长”。以致于我们一干街坊孩童玩耍的时候，提到忠路派出所所长官职最大的时候，我常与发小争论得面红耳赤，讥笑他们的错误，还把供销社拉板车的覃大成搬出来比较，认为派出所所长也只是个开门关门看管犯人的“锁长”。
　　覃大成是利川文斗枫木人，生于1937年一个贫困的家庭。还没等到解放，幼年时节的他父母双亡，留下了他和他姐姐，成了一个无父母疼痛的孤儿。解放后，根红苗正、只有12岁的覃大成被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收养。
　　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推行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有制转型为公有制。在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从1953年9月开始，至1956年，新中国仅用了4年时间，就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样，利川县包括忠路区在内的各个地方就先后完成了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忠路也相继成立了农业社、铁业社、缝纫社、理发社、供销社、五一加工厂等公有制产业。而覃大成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被安排进了文斗马车队赶车养马，成了一个吃国家饭、穿公家衣的人，往返于利川、忠路、文斗一线。
　　那时候，覃大成年纪尚幼，早年由于父母殇别，靠乡邻接济，饿一顿、饱一顿的过活着日子，导致营养不良，身体羸弱。自进了马车队以后，虽然活路繁琐，但总算可以吃上些许饱饭了，而身体慢慢变得有些强壮，个头自然长高了很多。原本上马车也得硬撑着上爬的光景随之不见，只要轻轻一踮，嗖的一下就稳稳当当的坐进马车板内。
　　覃大成进马车队最初根本没让他独自赶马，一般是干些打扫马房铡草喂马的粗活，偶尔也跟着马房其他师傅做一些押车送货的事情。
　　转眼，覃大成在文斗马车队已经呆了三年，也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成长为懵懂的少年，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虽然他没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脑子也有些呆笨，但是，丝毫不影响对自己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
　　不论这个社会如何变革，人的私欲和道德以及良知总会与某些事物格格不入，相悖相离。即便是在那个全民当家作主的年代，依然少不了压迫和欺凌。所以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总会必然存在，何况于对这个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有些不公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自己双亲过早离别，他覃大成或许偶尔也会逐膝在自己父母衣襟前撒娇，博取父母的一点疼爱。
　　就这样，因为需要，他离开了相对轻松的马车队，被安排在忠路道班，在利文公路线上做了一名艰辛求生的养路工人，这一干就是五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五年中，覃大成披风沐雨、在冬去春来的年月长成了一个二十岁的青春小伙。他其实就像一棵倔强的草根，只要有阳光和雨露，总会在贫瘠的一方天地生长出一丝生命的翠微。
　　在忠路道班养路的五年里，虽然因为他自己智力较差，加上从没有过识文断字的经历，显得和常人有些不一般。但是他的秉性不坏，属于一根筋的人，不论工作多么艰苦，他总是任劳任怨，不折不扣的完成养护任务，一身的蛮力气倒还是很受欣赏。
　　所以，机会总会留给相对勤奋的人。1958年，忠路区供销社管人事的覃殿富得知覃大成在没来忠路道班以前，曾在文斗供销社马车队赶过马送过货，于是就找了相关负责人，把覃大成生生的从养路班要了回来，分到忠路供销社马车队从事老本行，铡草喂马、赶马车送货物。
　　那时候，在没成立市之前，利川还叫县，而利川县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在当时很长一段时期承载着相当重的运输任务。忠路马车队成立于1956年，直到80年代初都还存在。过去忠路马车队就设在现今忠路镇工商所正对面，如今已经见不到了昔日青瓦石墙的马房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楼房。
　　小时候，我们经常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去马房玩耍，一干孩童总是趁养马的老头离去的时候，悄悄的拽握着马尾，用锯皮做的小刀割取马尾，拿回家用于钓鱼。
　　马车是木制的，车身不高，矮小平坦却坚实，车轮是充气的胶轮钢毂，跟手扶拖拉机后轮差不多大小。一般每辆车由两匹马牵引前行。
　　记忆中，铡草的马刀宽厚锋利，抱大的草料，刷刷的断成数截。马的主食是草料，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喂一些炒熟的包谷、黄豆之类食料，还有胡萝卜等食物。马房除了每天需要清理打扫外，还要给它们刷毛、钉马掌。有时候还见马车队的人牵着马到前江河洗刷。
　　每次钉马掌换马铁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总是蜂拥在周围，一见马房师傅取下扔在地上的马铁便拥抢而上，因为马铁是可以换钱的。
　　马房里的马数量较多，大概有六七十匹之多的样子，红棕色马较多，偶尔也有几匹白灰色的马。但是里面的马虽然结实，但个头不是很高大，中等身材，大多数属于利川马。偶尔参杂着几匹高头大马，听说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新疆甘肃一带引种过来的。
　　

诺源

　　据记载：我国有40余种马。著名的品种有蒙古马（内蒙古），三河马（东北），顿河马（东北），伊犁马（新疆），哈萨克马（新疆），山丹马（甘肃），利川马（品种小的马，云贵高原一带）等。
　　我们湖北省唯一马品种就是利川马。利川马是古老而优良的小型地方马种，属西南型，一般于驮、挽、乘兼用。分布于云贵高原延伸部分的鄂西南山区以及川、湘与中心产区交界一带，中心产区为利川，因此取名利川马，多产于利川谋道、齐岳山、汪营、文斗、团堡等地。
　　利川马外形短小精悍，体质结实，被毛不粗密，鬃、尾毛多而长。头方正，多直头，眼与鼻孔均大，耳短小直立，具中等悍威。颈长短适中，唯一就是颈肩结合欠佳。肩短而立，前肢正直，后肢有山地马共同特点，关节强大，肌腱明显，系较短，蹄质坚实。
　　就是这样一支由利川马组成的马车队，为忠路郁江沿岸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那些赶马人，驾着马匹把城里的生活生产物质运到忠路，把山里的粮食、蔬菜、药材以及其它土特产一车一车的拖向山外，换取经济。这一来一去就是两百多里路程。如果今天大家乘坐于现代豪华的交通工具内，你们一定得记着那些赶马人和马匹，是他们为这个边镇的兴盛做出了最无私和最伟大的牺牲。
　　覃大成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坚守工作岗位的同时，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充满向往，即便愚笨，可艰苦岁月里熊熊燃烧的青春火焰依然高烈。但是由于自身孤儿原因，出生低微，加上智力欠缺，没有文化，虽然属于根红苗正，有些工资，能真正瞧得上他的大姑娘山妹子却没有人在，直到三十几岁还单身一人。
　　后来，经人介绍，覃大成与文斗枫木老家一前夫病亡，留有两女的董姓寡妇结婚。于是，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有了暂称为爱情的依靠，并相继生下两女，加上其妻子前夫留下的两个养女，一共四个孩子。
　　在结婚后，覃大成以微薄的工资拼命的维系着一家六口的生计。最大的心愿是把四个女儿抚养成人。也许他天生就是一个命运多桀的人，生活带给他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好像从来都没正眼瞧过他、眷顾过他。大女儿天生残废，小女儿智力低下。在覃大成小女儿刚满十二岁的时候，与他一道生活了十三年的妻子因病不治撒手人寰，给他留下了四个待养的孩子，这对他的生活来说犹如雪上加霜，愈发困苦。
　　无奈之下，覃大成在生产队的帮忙下，草草的安葬了相依多年的半道妻子，把四个女儿托付给了家庭本很困难的姐姐，返身回了工作单位忠路供销社做他的马夫和搬运。他的工资不多，总是尽量的节约出来送到其姐姐家作为代养女儿的生活费用。
　　后马车队解散，忠路供销社购置了一台130南京产解放牌嘎斯车，原马车队所有人员转为供销社搬运工。这样，覃大成就继续留在了供销社拉人力板车，从仓库里转运物品，为各个门市配送货物。
　　那时候覃大成工资不高，每个月有三十来元。在八十年代，中国最大的印钞面额为十元币。覃大成因为没受过教育，不只是大字不识，还不会算账。所以每到发工资的时候，财务上的同事就故意给他整一大叠分币、角币，最大的面额也只给一元两元的纸币。因此，对于其他人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是件高兴的事情，而他却是最为头疼的时候。
　　他这人表明大大咧咧的样子，实际对于钱币他格外计较，似乎他知道自己不会识数，生怕人家少发了他工资一样，总是一遍一遍的清点着现钞，总没个能数清楚的时候，不是越数越多，就是越算越少。他比较耿直，多了他不会要，少了不单不行，急了还会发脾气。每次在他最为恼火的时候，同事们也看差不多了，才调换大一点的纸币交给他。
　　人有时候在面对重大利益面前会迷失双眼，蒙昧心灵，会不择手段，损人利已，会在自己严守的道德底线上发生妥协，作出错误的选择。覃大成被安排住在供销社仓库院内，白天配送货物，晚上捎带看管仓库的任务。那时候忠路供销社的仓库鈅匙全在他身上，即便处于计划经济年代，里面的货物玲琅满目堆积如山。
　　一天，刚准备入睡的覃大成听见外面有些异样，他连忙穿上解放球鞋，拿着洋铁手电摸下楼去，一步步走向仓库。这时，从仓库里面出来了一个人影，身上扛着一包货物，覃大成心惊“小偷”，便大步蹦上去，反手剪住黑影，发现是本单位的一位同事。覃大成脑袋虽然有些转不过弯，有种傻劲，但是对于眼前的事情他心里明镜似的。覃大成放开人影，那人就掏出烟来讨好覃大成，提出把货物平分，但覃大成拒绝接受，因为他心里还有一层最基本的道德防线。其实像同类事情时有发生，但每次他都坚定立场，断然拒绝，为单位挽回了损失。当然，事后的结果，那行窃之人自然被开除了公职。
　　覃大成1米78的个子，身形健硕，有一身蛮力，嗓门天生洪亮，生性给人古板，有那么点天不怕地不怕，一副不通脾的味道。每每忠路赶集，总可以看见他繁忙的身影，脚蹬八字步，双手紧握车把，身形前倾，拖着一辆装满货物的沉重板车游奔于集市，穿行于各个门市之间。而那一身环佩作响的鈅匙宛如汽车的鸣笛，招呼着路人趋步避之。
　　也许他天生愚笨，说话无头无绪，不知轻重高矮，难分大小男女，因其鳏夫一个，常成为同事或者街坊玩笑调侃的对象。偶尔时候，他知道开玩笑失败，惹来笑柄，还会生气，高声和人家理论，期望讨回得失一般。每每这样，大凡了解他的人，多不和他一般见识，或寒暄几句折身不理，或巧妙周旋，化解怨气，惹得他哈哈大笑，歪歪咧咧的离开。事后他也不会记恨于胸，依旧和你喜笑颜开，拿捏玩笑，人们就给他了一个“憨人”的外号。
　　覃大成在完成供销社的运送任务后，闲暇的时候也会帮街坊们运送一些物品，这样总能赚取一份他喜乐的外快。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力气使了力气在，只要你愿意付钱，他就愿意为你做事情，所以在忠路街上，他并不讨嫌，相反人员颇佳。虽然愚笨，尚属忠厚老实之人。就因为这样，在1985年，他迎来了人生中第二次婚姻，认识了下街也因前夫病逝，带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的新寡何春香。
　　婚礼是在忠路供销社职工会议室，由忠路供销社主任覃发光主持。覃大成天生憨厚，并不讨人厌嫌，遇谁家过大凡事物，他都会乐意相帮，那些劈柴挑水的重活基本上是他的事。世界万物皆有因果，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正是他平时心里善缘的积累，付诸的实际行动感动了人们。听说覃大成结婚，全街上下自然会前来道贺，整个供销社大院人山人海，这恐怕是现今很多人都难得到的殊荣。
　　我这次下忠路之前，早就拟定好了田野调查内容，其中就有憨人覃大成。在我们一干人来忠路当天，在忠路文化馆袁利站长的陪同下结束了下午的拍摄任务，我顾不得休息，就和唐旭驱车至忠路下街。因为憨人覃大成家就在下街（地名）的地方。过医院凉桥后，便无路可行，在没有手电的情况下，于是我们只好弃车徒步抹黑前往。
　　说来好笑，我从小在这个小镇混大的人，在四野苍茫的黑夜里有些不辨方向，因多年不回，很多地方就变得陌生起来，找不到去往覃大成家的路了。我只好找附近院子的人，问明路径，在那家主人狗吠的声音里顺着田坎走向覃大成家。
　　来到憨人覃大成院坝，出来迎接我的是他继子小儿胡继文。他继子告诉我，其母亲何春香（覃大成妻子）在2009年因病花去了十多万的医疗费用后终因医治无效已经去世。在何春香离世后，覃大成干起了为人家磨刀的营生，最近一直没有回家。覃大成可以说饱受了太多的不幸和忧伤，他在自己第二任妻子闭上双眼的那刻，他竟然像一个无家的孩子扑在自己妻子床前嘶声痛哭，那豆大的泪珠仿佛在述说着这个世道的炎凉和不公。
　　他继子谈到，覃大成和他母亲结合后任劳任怨，担负起了家庭重担。1996年，忠路供销社改制经查其继父覃大成属于无编制人员，究其原因，是覃大成十四岁的时候在文斗马车队与人打架，导致这样的结果。由此，我就纳闷，不谈一个不到十五岁少年的青春年少懵懂无知，我只说从覃大成12岁进文斗马车队，在马车队工作三年后，于15岁调往忠路道班做道路养护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20岁，再次调回供销系统，安排在忠路供销社马车队，赶马车、做搬运。从1949年他参加工作直到1996年结束，他拿着微薄的工资，做最苦最累的活，耗费了整个蓬勃的青春时光，一干就是47年。
　　我想问，人的一生有几个47年。假如他覃大成不那么憨厚呆笨，有一点文化知识，凭他的资料恐怕至少该享受副科级待遇了。经过覃大成继子继女多方奔走，供销社决定为其一次性支付两万元养老费用。胡家继子们提出，不要这两万，只要单位每个月为其养父覃大成提供基本生活费即可。就这样，覃大成从最初领取120元的养老费用一直到现在逐步上涨到了四百多元。但在这样物价上扬，生活节奏加快的年代，四百元能作何用，它能换回昔日的青春年少吗？能计量付出艰辛劳动的汗水吗？更或是能丈量出一架马车、一架板车滚动的距离？
　　忠路供销系统，像覃大成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的时至今日还拿着三十几元的养老费用。虽然覃大成已经是解下重任，在文斗四个女儿（含覃大成两个亲生女），忠路两个继子、一个继女相继成家之后，衣食无忧了。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放弃向这个社会追问，是否公平。如果把憨人覃大成这47年的付出看着是历史的欠账，亦或是当下人心不古以及无视无为。我想，我将不能放下对这个社会的思考以及对不公正待遇的诉求。
　　

诺源

远去的大音

———记忠路川剧始末

（一）

忠路古乃巴国属地，与蜀、楚交汇。这里曾经是边夷蛮民的政治经济中心所在，于是人文也似乎比较它镇犹有过之。战国名篇宋玉《对楚王问》中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可见“下里巴人”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何其深远。

所谓“下里巴人”即是乡里巴蜀之地的人民，意喻为做歌曲的人和地方，后来泛指通俗、普及的文学艺术。战国时代流传于蜀、巴、楚交汇的《下里巴人》，是周武王伐纣时巴人乐歌的历史延续与自然演进，更是川剧发展之根系。川剧是典型的四川戏剧文化，起源巴蜀。忠路历至宋代，属咸淳府（现今重庆忠州 ），设龙渠县。也就是说在清朝雍正十三年前，忠路地域一度为四川管辖。由于忠路就在这一地域范畴之内，所以川剧文化的传承在忠路有根可循。

川剧的发展大抵可分为四个较大的历史阶段。起源于先秦乃至更早的时期，随后两汉的角抵百戏，为早期的川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见雏形。鼎盛于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蜀技冠天下”的局面。中兴于宋元两代，其宋词、元曲为川剧掘耕了深厚的文学土壤，其剧目是在宋元南戏、川杂剧、元杂剧等基础上产生。而后发展于明、清两代，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和灯戏五种不同的声腔汇聚杂陈。特别是晚清时期，出现了五腔共和的新局面，并融汇入四川方言，逐渐有了该戏剧的地方特色，成为中国戏曲文化耀眼奇葩，使川剧面目为之一新。

自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建立民国，同年川剧也进入改良运动，由川剧艺人自己组织的“三庆会”成立，出现了康子林、杨素兰、萧楷臣等一大批名角，精英多达三百余人。川剧的剧目广博，曾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的说法，以标示其剧目的数量和题材、风格、内容的多姿多彩以及艺术呈现的恢弘。

（二）

忠路自古以来都有上演川剧的传统。而在近代，川剧在忠路的繁衍根植，那还是清末年间的事情，经由忠州、万州、黔江等地陆续传入。在1936年，万县唱川剧的小花脸张贵廷、武小生文少卿两人落户利川，广招门徒，教授曲艺。先后有忠路、凉雾、都亭、汪营、南坪、柏杨、团堡等地200多人参加学习。后来，1937年抗战开始，日本轰炸重庆，琼莲芳、肖淑秋、刘玉琼等一大批川剧艺术家携带班底来到利川避难，为利川带来了大批川剧艺术人才。

过去，利川一带古庙甚多，庙里的“万年台”为川剧演出提供了偌大的舞台。因此，庙里川剧常演不衰，忠路一带川剧上演也蔚然成风。后受川剧文化影响，时下一大批开川剧文化之先河的有识之士，聘请名角，广招门徒，逐渐也有了自己的川剧班底。

那时候，忠路的川剧表演一般在禹王宫，旧址在现今忠路文化馆后面，其庙宇大门正处白凤亭。如今，禹王宫已经没了香火，少了昔日川帮曲调的高腔，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而唯一可循迹的是现任忠路文化馆站长袁利略存的几块带有“禹王宫”字样的青砖，让我们时至今日也还能触目到当年建筑的几分殊胜。

禹王宫作用社会的不仅仅是给人精神的寄托和人义的教化，它可以说是忠路一个时期的一个文化聚集地，是川剧发展的根据地，更是一度时期远近山民在百无聊奈的生活之余，一个消磨时间以解劳累的寄托之地。

每当放下重如沉铅的荷锄、卸下枷肩的扁担，开始沉醉、迷失于这些抑扬的高腔和起伏的鼓点之时，那戏台上旋转的身影将为这个膏肓的尘世送上慰藉的药引，让那些积痨的苦痛减轻许多。

（三）

忠路的川剧兴盛时期应该是在1953年至1956年这三年时间，其川剧团最初由忠路区文化馆负责人黄业威创办。忠路川剧团成立之初，条件简陋，单是置办这些行头就需要很大一笔费用。由于经费拮据，在创立初期，对于戏剧中扮相、表演所需的服装、道具、器乐等多半由黄业威自己垫资添置行头。

那时候川剧团里的演员工资不到十四元，仅限于生活而已。但是，随着剧目的增加，服装道具都得根据剧目进行置办。后来，黄业威因自己微薄的工资实不足以担付起这笔庞大的开销，于是，黄业威写信给自己在外地部队当干部的兄弟，请求支援，方得以如愿，逐渐置齐了选定剧目表演中一切所需之物。

为了提高演出水准，在黄业威多方奔走下，他还到四川请来科班出生的杜贤清和李顺华（文斗人）两位名角教授剧艺。其中杜贤清是一位从事川剧艺术多年的老艺人、老武生，不单会唱会演，还精通器乐，打得一手好鼓点，拉的一曲好川胡。

一名好的川剧演员需要进行系统、正规的训练。要想学好川剧，那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苦”和“累”，需要日复日的练身段，在师傅的教授下进行一手一脚的比划。然后是每天不停地重复做一些拉韧带、踢腿翻滚、耍刀枪棍棒、声腔吊嗓等一些基本功练习。自来到忠路后，杜贤清、李顺华不但培养了一批会器乐的好手，还练出了一些能翻能滚的武生，能唱能舞的花旦。

川剧也分“生旦净末丑”等五类角色，与中国其他剧种在角色上没有多大区别。生意为男性，有小生、老生、武生、娃娃生之说。旦则为女性，旦行中有青衣（正旦）、花衫、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净俗称花脸。以各种色彩勾勒的图案化的脸谱化妆为突出标志，表现的是在性格气质上粗犷、奇伟、豪迈的人物。净行人物按身份、性格及其艺术、技术特点的不同，大体上又可分为正净（大花脸）、副净（二花脸）、武净（武二花）。副净中又有架子花脸和二花脸。

末行颐指扮演中年以上男子，多数挂须。又细分为老生、末、老外。老生所扮角色主要是正面人物的中年男子。 末是比同一剧中老生作用较小的中年男子。 老外所扮角色多半是年老持重者，其扮演对象颇广，上至朝廷重臣，下至仆役方外。那么最后一个行当“丑”的俗称是小花脸或三花脸。这两种属于喜剧角色，可分文丑和武丑两大分支。一般是在鼻梁眼窝间勾画脸谱，多扮演滑稽调笑式的人物。在表演上一般不重唱工，以念白的口齿清晰流利为主。

诺源

（四）

在忠路川剧团成立之初只有二十几人，最多的时候也才三十多人，在当时可算得是较大的川剧班子。老生有胡先华、陈道济、李桂德；小生有陈克明、徐先知；武生有钱鼎贵、张仕能、周文师；其中胡先华、陈道济、胡文清还擅长唱花脸。旦角以李顺华、张桃云为主，另外还有唱摇旦的周四姐以及闺门旦的龚长芳。

随着后来忠路川剧团的成熟，后来有哈正武、熊道兰、彭善高、谭强炳、覃宇清等也陆续加入这个演出阵营。这些演员们大多数是忠路集镇爱好川剧，有一定艺术天分的年轻人，他们常不涂油彩、不施粉黛，一身布衣净装，聚集于禹王宫清唱片段。

据1993年编修的《利川市志》记载：1953年7月，忠路业余“星火川剧团”成立，成员30人，先后在利川各区及四川石柱等地售票巡回演出《反徐州》、《打渔杀家》、《铡美案》、《龙凤配》、《红棕烈马》、《梁山伯》等30余唱。

俗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千卷书。”在星火川剧团老艺人杜贤清、李顺华悉心教授下，这帮年少的成员个个都有技长，很多都是全才，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由于人手不足的原因，时常表演时，所有演出人员是不分角色扮相及贵贱高低，连趟的换装赶场。下场后，他们还要操琴打鼓，替换其他人员上场。

那时候训练艰苦，但是演员们都能吃苦，在里面不乏硬角。虽处乡镇，在表演才艺上并不输于其他班子，可与红极利川的“红星剧团”媲美。比如唱小花脸的陈仁安，一曲“拦马”硬是叫座，博得台下掌声连连。其中还有唱小生的徐先知以及张泽红等。由于他们三人具备川剧表演天赋，有较高的才艺曾受利川“红星剧团”一度关注。唱小生的陈仁安是四川人，师从杜贤清老艺人，后终抵不住重利相邀离开忠路剧团，加入了利川“红星剧团”。

徐先知1939年出生，14岁就进了“星火川剧团”以演小武生为主。由于年少，天资聪慧，记忆力很好，对一本曲目很快的就能背熟，对于一招一式的表演也能做到有模有样。为此利川县业余“红星剧团”也曾多次相邀，拉其加入，都被他一一谢绝。

（五）

大抵一个文化的兴盛必定活有一帮众多的支持者，这样方才具有一定的人脉基础，才能扎根于这片温热的土壤中，结出丰硕的果实。所以，活跃在忠路的还有一帮以“打围鼓”玩乐的业余人士，他们由陈兰亭组织，被忠路人称之为“烂八团”。打围鼓是川剧一种坐唱形式，一般在街上茶馆或空旷之地进行。在忠路上了年纪的川剧戏迷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打围鼓。

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发展的迟缓，在边远地方缺乏娱乐活动。尤其是农闲时节的农村尤显重要，打围鼓就成了当代生活中消磨岁月的一大乐事。表演处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三乡四野的听众。

这些“玩友”聚在一起，不用舞台，常常是在堂屋或地坝放置一张搁置家什的八仙桌（大方桌），敲锣打鼓就开唱了。打围鼓其实与川剧演出相似，唯一的是说唱者没有专门戏服，更不用化妆，只需要宏大的嗓门和一份难得的兴趣即可。

打围鼓时，川剧“玩友”各自择椅坐好，手执板鼓（边鼓）、堂鼓、川鼓、马锣、川胡（二胡）、钹之类乐器，自吹自打自唱。打围鼓中的打板鼓者是打围鼓的总指挥，其他乐器按照打板鼓者手势、鼓签、鼓点指挥各自行事，混为一体。他们在为乡里送去一份乐趣之时，也自得沉醉，兴趣里间。

在祖母的叙述中，我祖父就是一个十足的川剧迷。他常在闲暇的时候围聚于禹王宫的舞台下观看表演，或者是游转于一帮打围鼓的人身边，偶尔兴致的时候也凑上去操持器乐。即便是在精神失常的那几年里，也常拉着斑驳嘶哑的二胡哼唱着这来自故土的川帮曲调，直达深夜也还乐此不疲。

（六）

忠路是个小江湖，是川鄂一带的小码头。在没有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经豫南、陕南转往湘鄂边，在宣恩、利川、咸丰一带活动的时候，这里就盛行着一个组织“袍哥会”。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和重庆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名称，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袍哥会发源于晚清，自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由于忠路与重庆接壤，辖制曾经隶属四川，所以深受帮会影响，曾在一度时期成了袍哥会的主要派生地，致使大多数年轻人加入袍哥，行走江湖。

早年打围鼓较为盛行，是袍哥组织一种娱乐形式。忠路除了陈兰亭等一帮人喜欢打围鼓以外，杜贤清也常带着一帮人打打围鼓，凑个热闹。所以一到晚上，这一群懂行的“生旦净末丑”，常围坐街边昏黄的煤油灯下，敲动边鼓，待三通开场锣鼓响起，那些耳熟能详的唱段，便引来看热闹的街坊们，把打围鼓的人士圈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唱的曲目繁多，其中有《古城会》、《活捉王魁》、《昭君出塞》、《三巧挂画》等。而《古城会》更是每晚必唱剧目，因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徐州失散再会古城，体现了袍哥对三位古人的崇拜。其他几折戏多属旦角戏，没有女人，多由男人反串，不过那些带有“烟锅巴”气息以及“包谷酒”味道的嗓子哼腔出来的簧腔让人着实不敢恭维，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围观的人群。

打围鼓不只在平时里是人们一种有意思的文化活动，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这年头彻尾的一个难得的文化盛事，一直到正月十五结束，都磨减不了人们的兴致。所谓“年三十夜敲锣鼓，不管家中苦不苦”，闹年的锣鼓响起，鼓动着春天生命蓬勃的气息，让这辞旧迎新的气氛一度达到高潮，把一年的辛苦和乏惫归于这深沉的音色飘向远处。

（七）

周文师老先生擅于吹拉打唱，又是一武生，颇有些戏曲天分，即便年纪渐老，也不输当年，还能哼出些有板有眼的腔簧来。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每次经过忠路下街周文师老先生家门前，还能听到他清唱着“铡美案”里的戏文，那一板一眼，字正腔圆的唱功无不让人折服。他除了能唱，还能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时常撰文作联，之夫者也的诵唱一二。他常摇折扇，那须白的年纪长髯飘飘，一副老学究的味道，宛如前清落第的秀才举子。

周文师老先生文墨出众，暗通歧黄，并于自家门庭开一药铺，一方面谋求生计，一方面惠及乡里。当然，开药铺已非情有所愿，而是因生活所需，方做起悬壶济世的营生，专为人治病疗伤收取药资以养生平。他更多的是希望成为一个归去山林的隐者，或是一个行走江湖的侠者，用一曲轻赋或烈唱，记录下人世的点点滴滴来。

周文师老先生身材高大，一生秉性刚烈，性格急躁，在日常行事之中得罪不少，让人难以亲近，致使少有朋友，一种倨傲脱尘的形态、一副曲高和寡的面孔，被戏称为“五大恶人”。 即便年老，但从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可以隐约窥见戏剧中他饰演武生时的刚直以及一种不怒而威的慑人形象。

当然，此恶人非彼恶人，只因其个性张扬而已，喜好计较得失，再加上略懂诉讼之事，长于拿起笔杆讨伐而已。如今，周文师老先生已不在人界，魂归阴下了。忠路原“星火川剧团”的一些老艺人也相继作古，剩下还有部分健在的也各自偷换了营生，或为生活奔波，或在家颐养天年，享受人间乐趣。

我很久没回忠路了，但在今年初，因事回了一趟，在街上看见了曾顶敬庖丁杀猪养家的胡文清师傅，他虽然过古稀，但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他谈及现在家庭情况，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说词间充满欣慰，为后代儿女的成长、发迹感到无比高兴。忠路中街的老艺人徐先知前辈其身体也很健康，在自家堂屋做起纸扎营生，每逢赶场日子，还在自家门前支起炉灶，炸起了圈圈粑。

诺源

（八）

忠路川剧团解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随着文化大革命各项运动的突袭，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川剧表演已经受到束缚。1966年深秋，忠路星火川剧团正式解散，那些价值不菲的戏剧服装在忠路中街老镇政府（今已建成超市）被造反派当做“四旧”抬出大街付之一炬。那些曲目书籍以及家什器乐等道具一部分被毁，一部分悄悄流落民间，时至今日还有些人家略有保存。星火川剧团解散后，一些从事过戏剧表演的艺人被打成“黑帮”，受尽凌辱和体罚，以至于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抬头，多平寂一生。

那些道具的毁灭，无不是忠路文化界的损失。这些历经了多少人的心血换来之物倾注了他们太多的情感，可是，在历史硕大无朋的手掌里，这些显得毫无意义，更多的是无奈。唯一的是接受现状，在心里只能用哀屈默默申诉，望着这些衣服、器具、器乐等道具在须臾间化为灰烬。

川剧表演离不开这些“道具”，因为“道具”和剧中“角色”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故事中发生的纠葛，产生的矛盾，引发的冲突都与道具的舞台作用紧密相关。其复杂尖锐、起承转合的舞台情结都由“道具”来贯穿全剧。“道具” 不但可以渲染场景，制造气氛，还起着刻画人物的重要作用，是连接演员和观众的纽带，让人们能够分别出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在观看表演之时，让观众产生一系列的联想，深切感受着剧情里曲折、壮观的舞台意境。

川剧服装在整个戏剧艺术史上别具一格，特色鲜明，其艳丽而精细的做工被西方人誉为“迷人华丽”之服。有褶子、帔、披衫、宫装、开氅、白鹤氅、各色官衣宫装戏装袍子、箭衣背心、云肩腰裙、圆袖云肩、武旦武生的打衣战裙；还有闺门旦、花旦奴旦、摇旦的配裙袄裤。更还有黄布小领短褂，黑色虎皮花纹的猫猫衣；刀斧手红色对襟的金钱褂，衙役、兵勇、皂隶、鬼卒的马衣号褂，男女武将常用的铠甲靠子和滚身，英雄豪杰的紧身短袄；剧中番将的团龙马褂，太监的监衣，各类角色衬里的香汗衣、彩裤以及丝绦鸾带等，总计大小三十八类物件。

衣服配搭，色调的调和带来的表现，能够造成“神话般奇妙”的效果，给人带来无限遐想。经过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不同的角色行当的服装已经规范化、标准化，同时在前传后教中赋予了一些神秘的事物，让人崇尚以及仰望，产生了“宁肯穿破，不可穿错”的戏剧理论，实现艺术与精神的完美对接。

川戏锣鼓，是川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锣鼓曲牌有三百支左右。川剧演出时，使用乐器共有二十多种，常用乐器为小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兼铰子），统称为“五方”，加上弦乐、唢呐增为六方，由小鼓指挥。川剧里有一句形容和要求川剧表演的话，叫“装龙象龙，装虎象虎”，并在川剧演员中代代相传。由此可见川剧表演所具有引人入胜的外向以及耐人寻味的内涵，可谓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里不可多有的一支艺术奇葩。

（九）

黄业威是忠路川剧发展的重要组织人，他不仅对忠路的川剧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还是挖掘整理利川“龙船调”的主要人员之一。湖北利川是《龙船调》的故乡，始源于利川的灯调，也有人叫它“种瓜调”，后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是由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叙卿调查记谱、收集整理，由黄业威负责舞台排练、道具使用。经两人共同努力、加工润色，把龙船调改为了现在演唱形式的《龙船调》。

当然，放在时下的年代，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更不能埋没他们所作出的成绩。如果魂归多年的周叙卿、黄业威两位老人倘若有知，那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表演，足以让他们泣不成声。如今，在我和这些尚在人世的一些忠路老一辈艺术人讲话溯远时，提及到黄业威老人，谈及川剧的时刻，我分明看到了他们的激动。我不知道这些痴迷和热爱是如何在那个年代愈来愈盛，是如何与那些曾经年少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多年后每每涉及个中事情，眼神中总充满着一种时显时现的期待。

在我听着徐先知哼唱川剧戏文的时候，看着他颤颤微微的样子，我方才明白这些文化的影响源于何处了。这些完全是因为那个时代当下物质的匮乏，是因为人们至始至终的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是因为人们希望借以戏剧的媒介，抒发意愿，在虚拟的世界表达出内心的渴望和坚强，宣扬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真美。

其实在尘世中，每个人都是戏子，每个人亦是观众，他们在看人家表演，人家也在看他们表演，身份不同，所具有的角度不同，其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当开始深入这场游戏的时候，自己一定会牵扯其中，那受影响的情绪宛如一场久久不能痊愈的沉疴和一场经久不能淡忘的故去。

我望着他们已经斑白的发髻，隐隐约约感到他们的脸庞曾经涂抹的油彩，想象着他们在为人们带来欢乐的时候肯定自己心中也是快乐的。我还可以感受得到，演至伤处，他们心中将是另外一种悲沧的心境，那错落有致的脸谱勾描的总是疼痛。就像我曾经在自己的诗歌《舞台·人生》中写道：

你在台上涂满五光十色的油彩

我在台下数着你脸谱错落有致的疼痛、兴衰和荣辱

听昏黄灯下激昂、深沉或怅然的鼓点

我心疼，你人生并不丰采

低贱的价格就能把你一生买走

给尘世中每个清醒活着的男人和女人

幕布轻启，你不再是塑像，不再是被遗忘的姓名

我却迷失在你泛滥的陈腔里

像一片低垂的风帆，寻找来去的光影

寻找在夜的上空，那轮忧郁的月

你卸下道具，卸下无数伪装和疲惫

然后跟着你抑扬顿挫的身影，寻找结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以及生活年代的不同，这一代川剧艺术也消失在忠路历史的长河。生旦净末丑，喜怒哀愁悦将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现在忠路川剧文化的传承、延续以及忠路文化事业的中兴。

诺源

　　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地方
　　作者：诺源
　　故乡的点点滴滴总是在我冗长沉郁的情感时空里挥之不去，那每一份殊胜，都让我为之牵挂和动容,让我不停的在黑夜中反刍过往。我从没有想过忘记故乡，更没想过去叛逆，而我更多的是想以执着凭籍自己的一份努力、热忱，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我有生的年月里，略尽微薄，为故乡奔走，谋取一份发展壮大的胜算。
　　九日（唐旭），是我生活之中最为诚挚的朋友，当然还有卓子（陈卓）。似乎我人生中每一点进步和发展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这绝对不会是因为有相同的文字嗜好，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可能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共饮郁江的家乡情结。
　　如果把郁江比作母亲，那么我们哥三就是喝着一个奶水长大的兄弟。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就超出了一些常人交往的界限，从生活琐事、煮茶吟诗、谈古论今延伸到如何为家乡的兴盛谋求发展这一重大的使命问题上来。
　　也许我打小就患有臆症，总让自己停留在理想的精神境界，如何曼妙绝伦的编排未来，甚至还有过去，就像推倒重来的一次演算。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我是一个说做就做的人，心动不如行动，即便千百次的失败也无法唤起我的觉醒。性格决定成败，这恐怕就是我至今沉沦的原罪。
　　但是，这次为故乡忠路编著一部书籍的想法，偏偏获得了意外的赞同，因为这思路与九日不谋而合。几经商谈，并且得到了忠路镇政府兰光平书记等几位领导的首肯以及大力支持。
　　考虑到此次书籍编排的重要，我们邀约卓子加入，细化方案。请来利川著名文化学者田赤兄、赵明启兄、谭宗派老师，加上我和唐旭担纲文章创作；以卓子及知名摄影大师谭优华、郜全鑫、罗育华、赵英槐等老师，组成了摄影创作团队。
　　忠路是一个历史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不乏故事的地方。忠路可以算是一个小江湖，而那些事里那些人的生活境遇绝对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生活状况。就像早前野夫兄和我谈过，一代文人的责任就是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还原历史、记录历史。
　　所以对于这近乎于使命的写作，我这几年从没停止和倦怠过，始终牢记着那位忘年兄长的淳淳教诲。而我在此次采写中，也给自己压下重担。我知道，我不会给自己半点的仁慈和宽爱，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遥远。
　　就出于这种动机，俨然肩负起为忠路著书立传的任务，回到了久违多年的故乡。我们此行到忠路摄影采风、田野调查预计时间为三天。在这三天我们的任务极重，精确到每一分钟的行程没有一丝停歇的缝隙。从早上五点算起，到晚上九点结束，总是不停的穿梭于市井和阡陌，寻访故去的一些人或者事来。
　　

诺源

有更新，谢谢！

诺源

一文 发表于 2012-10-6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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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那工具很好用呢！收藏了！

诺源

　　末代更夫

作者：诺源
      （一）
　　当我写下这样一个颇为悲辛的标题来，似乎就包含着一种久远的无奈，留下一些苍深索然的味道。不难想象，那一条冗长沉郁的石板路上瘝足而行的身影，浑身浸透着岁月怎样的苍凉。
　　解放后的忠路集镇，虽然已经步入红色山河的政统年代，但几条古老的街道彷如拖着前清时的尾巴，集巷两旁厢房林立，栉比鳞次，给人一种幽深而纯粹的暮儒味道。中国自有了市井集镇以来，就有了宵禁制度，多了巡夜、报时的职业，也因此衍生了一些守夜打更的人群，被称为“更夫”。
　　以往打更的老头姓谭，家住中街，后因年事已高，耳目失聪，遂谢职归家颐养天年。所以，这巡夜守更、送报时差的差事就落到了胡祥烈的身上。在他接任更夫时，已经是成立人民公社之时了，虽谈不上受命于危急，但也确实是因为人们生活所需，复接一个早睡催起的宿制。
　　那时候国民经济普遍不高，尚处于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境况，农村能递报时间的钟表少之又少，只有干部才有佩戴，即便有钱没有票证也是难以买到的货。平常百姓若想要个时间，完全凭借日月的兜兜转转，结合多年来掌握的常规进行估摸，从而预算出个时刻来。也有人会看到一个戴表的人背手经过，会厚实着脸皮上前讨问时间，那人多半是面无表情，虚手一抬，头向后顷眯着双眼，然后慢条斯理的告诉时刻多少。当然也有戴表的人会装作没听见，摇晃着脑袋，踱着方步缓缓而去。
　　后有人略有结余，几经淘弄，买来一个小碗大的圆形闹钟成了稀奇，左右邻舍的人也就方便了很多。人有时候就是有个毛病，喜欢炫耀，所以他就用了一根麻花纹的八股带将闹钟套住悬挂于胸，四处招摇。而这人也因此成了受捧的对象，很多有事无事的人就会绕到他面前和他招呼，远远一瞄，就知道了时间，由此也就方便了很多，但是背过之后，也有人心里会暗暗嘀咕对方是个“宝器”。
　　当然，放在时下，这是一场让人捧腹的特大笑话，会以为对方肯定是一个精神紊乱的患者。可是，若回望过去，在哪个贫苦犹盛的年代，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合理、那么入情。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悲哀，是一个时代无言的陈痛。
　　
　　（二）
　　自胡祥烈接替更夫之事后，从没倦怠。不论天气好坏，每到夜晚，总会手提燃满猩红的马灯，拿着打更的器物，拉开黝黑的木门融入黑夜，在街上响起一串如约而至的声响。
　　我是熟悉他更声的，因为我幼年熟睡的窗户旁就是他敲打的巷口。在一阵梆梆的竹筒声后，紧接着就是几槌炸响的鸣锣，最后则是一串“各家各户，深更夜静，瞌睡警醒，小心火烛，防抢防盗，防止灰笼烤铺盖”的吆喝。末了，他还会特别告诫一句“特别是做火炮的人户更要注意安全哟”，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前行，夜色旋即归于宁静。
　　当然，提醒做火炮的人家注意安全，这已经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因为自进入大集体后，包括做火炮的很多手工业都是受禁的行当，不会允许谁私自加工赚取经济。直到改革开饭之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忠路的火炮产业才得以出头,凸现出花炮欢乐、祥和、富裕的本质。
　　依照古训的时值，每晚应该有五更，但是根据忠路集镇的生活习惯以及街道布局，他按照既定的路线、地点，从二更开始，即每晚的九点、十一点、一点三个时辰，连打三趟便收更结束。每次出门，总会走向下街折转返回进入后街，然后反转身影步入上街接利文公路交界处，回走到中街白凤亭，完结回家。其打更地点为下街忠路卫生院凉桥头、忠路政府门前、后花园横街与直街交汇处、上街忠路道班、龙渠街白凤亭处等五个地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晚三趟，每趟五处从不间断。
　　如今，很少有人能安于现状，重复的做一些平淡至极的事情，更多的会淡漠这些浅小的物事。就像胡祥烈的更声一样，在愈来愈物质的当下，有甚者会把他这一坚守，肤浅的认为是傻子方才不会放弃的职业。但我写下这些文字，其实就是想还他一个公道，想告诉这些人，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用一种物质相撞击的音符，向世人传递着价值、情感，践行着责任以及道义。
　　每次，当他在政府门前场坝停留的身影，发出嘶哑的吆喝之时，那喊叫一通的告诫之声音无不振聋发聩。宛如催人奋进的高音，鞭策着一个时代的进步。殊不知那些党和人民的公仆们是否能感受到他一介草民的忠诚和勤奋，是否会和他一样，在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能以生命和人格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服务民众的事业。
　　
　　（三）
　　更夫在古代实际是一个较为高尚的行当，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职业。忠路地处巴蛮，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善巫信巫的民族，其驱鬼拿妖当属巫师的职责（土家族地区也称为梯玛或者端公），凡有孽障顽疾之事必有巫师巡夜绕房打更驱邪，以安民心。也因此，该习俗沿袭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巡夜守更、打更报时的传统了，保护一方安宁。
　　更夫是十分辛苦的，夜不能寐，必须抱守夜色，静视着滴漏或燃香，以此掌握精确的时间，传递讯息。每当人们听到更夫的打更声，便知道了具体时间，按惯例该做什么，人们都过着一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自南宋中央王朝对边夷设衙羁縻伊始，在忠路城池坝置龙渠县衙，问鼎都市，忠路方有了集镇雏形，更夫的司职应时而兴。
　　由于过去忠路集镇市贸繁华，家道殷实者居多，加上多产林木，所以廊坊高结的柱木建筑极多，这些建筑连构一体，大有牵一发而至全身的境界。所以更夫不但肩负起准时报时的责任，还履行着谨防火灾、盗者、匪患的义务。但凡哪家发生火灾，更夫就会紧密鸣锣、满大街呼唤街坊们起来救火，解难当时。听老人们言讲，忠路过去城池坝龙渠县城多次发生火灾，烈焰过处，焚噬殆尽。幸好有更夫的及时警觉和催报，方减免些许灾厄。
　　事实上这个本应属于官家公差的更夫毫无俸禄可拿，早已剥离编制之外，多半是当地乡绅或者民众一年多次筹集一些钱米，以作为更夫劳资。而那钱米多寡，全凭人家大方。而更夫自己是毫无争辩，总会小心翼翼般欣然接受，绝不贪多亦绝不会嫌，依然会在沉沉的夜色准时响起报更的梆声、锣声以及嘶哑的告禀声。
　　由此可见，后代的更夫并没有巫师时代的一些荣胜光景，而成了一个时代低下而卑微的职业，更是潦倒穷困的代名词。即便到访各地，断不会听说那个更夫如何的发达和显贵，更甚至是一些身带残疾、沉疴缠身垂死挣扎的孤寡人群。
　　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忠路历代打更人姓甚名谁已无从查考，最多只能从人们残存的记忆中寻找些许浅淡的痕迹。不过解放后，忠路打更的历史多半人会记得，但记得最清的还是源于忠路这个末代更夫那佝偻歪斜的身躯。
　　
　　（四）
　　胡祥烈生于1916年那一个清朝消亡民国初起的动乱年代，由于家道贫寒，父辈老实淳善。所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他的出生之始，就注定了自己一生凄苦和悲悯的命运。但是，他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在那个风雨飘摇节衣缩食的年代，承接了父母全部的希望和寄托，顽强生长。
　　那时候，他家境并不富裕，祖上两代完全依靠自己的体力获取微薄的囊资荒度年月。而他尚不足以支撑这贫微生活的身子，也过早的担负起相帮大人的义务，小小的年龄总是跟在大人的后面上山伐薪、下河担水，以己之力减缓父母的辛酸和劳苦。他也渴望着跨入学堂，学得知识，博取些许功名改换门庭，但是，一日三餐都无以为继的人户怎能支付其跨入私塾识文断字的学资。他只能安于现状，学父母躬耕田亩，或入川挑盐以养家庭。
　　胡祥烈家有弟兄二人，其弟弟小他两岁。转眼间，他已经长到了一个待娶娇妻的年龄了，但是命运的不济总会与一个时代或者国家结下不解的缘分，以致于后来厄运的突袭给了他一个差点死于非命的结算。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他后半生无尽的苦难和操劳。
　　过去，兵源紧缺，抓壮丁在川鄂等地犹然乍起，两丁抽一，三丁抽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中家庭疼痛的名词传流至今。十八岁那年，他也因此无法逃过劫难，于一个人心不古，世道炎凉的日子，被征入伍，成了扛大枪的士兵。自进入国民党部队后，先后随部队转战多地，渐渐的与忠路老家失去联系。家中的父母无从打探长子的下落，终日以泪洗面，始终无有他的消息，似乎他过早的就与这个人世作别一般。因思儿成疾，胡祥烈的父亲没有熬到他回来就撒手人寰了。
　　人生几度悲离索，十年生死两茫茫。当他母亲得到部队通知，说他业已在战场上负伤不能当兵，请家属把他接回修养的消息时，已经是１９４６年深秋了。于是，胡祥烈的母亲几经辗转，来到他负伤治疗的医院，看着躺在木板上已经瘸腿，渐脱人形的儿子时，她老目泪涌，险些认不出他来了。胡祥烈望着布满深纹呆立惊恐的母亲，挣扎着从床板扑下地来，放低残喘的身子拖着伤腿匍匐于母亲脚下，哽咽着从喉咙里挤出微弱的呼喊声“妈呀，妈呀，我是胡祥烈，我是你的儿呀”，喊完顿时两眼泪水喷涌而出。他母亲也跪伏于地，母子俩抱头痛哭，似乎要流尽十二年生死久别的离伤。
　　
　

诺源

　　（五）
　　胡祥烈是拖着枪击的伤腿被母亲弄回来的，送他回来之人把他放在大门口即扬长离去了。由于他伤势未好，又因感染，已经出现糜烂之势，不能下床行走，所以照料他的事情就落到了年迈的老母亲身上。
　　本来，在胡祥烈父亲去世后，家里就愈发拮据，是吃了上顿无下顿，加上他这样负累，让他年满七旬的老母亲更是难以为继了。于是，他母亲总是很早的出去帮人家舂米、推磨，以辛勤的劳作换取一升半斗的粮食，慰藉饥肠。胡祥烈腿伤未愈，全靠母亲搽洗伤口，端茶送水，就连日常隐急都仗以母亲服侍。由于缺少药资，伤口愈合很是缓慢，反反复复中拖延了半年方可慢慢下床行走，好过之后也就落下了残疾，成了一个瘸腿之人，用自己颠簸的步履丈量余下人生。
　　那时候，胡祥烈家庭原本贫寒，又因自己是个残废之人，虽然早到了讨娶媳妇的年纪，可是毫无结果，其婚事迟迟不成，姻缘总是不动。在她母亲百般张罗，多方央求媒人许下重诺之下，他于３７岁那年，终于与忠路乌泥河上一年方二十多岁待字闺中的聂姓女子结婚。从此，两段各异的人生结合在一起了，构筑起一个新的家庭，在那暗黄深结的烟火岁月里渐渐有了蓬勃的青春气息。
　　原本就只能报定单身、只作鳏夫的他，望着眼前新婚的媳妇，已经很是知足了。这是上天的恩赐。媳妇虽然谈不上漂亮，但还是能出得门的，作为他有何挑剔。人家不嫌弃对他就是最大的爱和信任，更何况他根本不能给予人家什么。
　　中国旧式的婚姻不过是听从媒妁之言、秉从父母之命，讲求个门当户对。如果真要说能娶到媳妇的原因，还是女方家看上他是街上的人，家里临街有宽大的一处门面，若是将来夫妇二人做个小摊生意也不至于吃苦和受累。这样，女方家也就不嫌弃他的残疾了，欣然接受。
　　命运有时候总如瞎眼的养娘，对那些原本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人户来说总没有过眷顾，任何一点闪失都有可能导致成伤，让他们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结婚后的两年里，他媳妇相继为他生了一双儿女，但是还没伺养成人，先后因病夭折，这种失子之痛让原本艰辛的求生苦痛倍增，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这仅有的一点天伦丧失殆尽，看不到一丁点生活的希望。后在1956年，岁至不惑的胡祥烈才有了自己的儿子，让他这一脉得以延存。
　　
　　（六）
　　许多的时候许多的人都在不停的重复人生，延续着贫穷、孤独和凄苦。他们无法与这个世界作太多计较，任何貌似真知灼见的反抗都将会对他们立判生死。因此身有残疾的他，了就不得不恭诚于命运，在那个牛衣的岁月，扶杖蹒行。
　　胡祥烈上有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子，且自身的身体状况的原因，很多重活都落在了妻子身上。他妻子除了要忙碌社里的农活以外，其下河担水、上山砍柴这些本该由男人干的活路也一样不少的全撂到她一介女流的身上。胡祥烈心有不甘，愧对妻子，一个堂堂的大男人怎能安居家里无所帮衬啊。于是，他拖着病痛的残腿，挣扎着接过妻子的扁担，挑不起一百斤就挑五十斤，担不起一挑水，就只挑半桶，他不想让自己妻子太过操劳，他要略尽一个男人养家糊口的义务。
　　那时候忠路已经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生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一个半残的身子是领取不了多少粮食的，也就只能记半个劳力的工分。据老人们讲述，那时候，壮劳动力每个月大约只能分到十五斤粮食左右，半劳力就只能减半了。如果不要大米或包谷，就按照一比五的比列兑换红苕或者洋芋。
　　每当天明，总会看见他身背着幼子，拿着上山锄地的农具，跟在挑担粪水的妻子后面蹒跚着向山坡走去，开始一天辛勤的集体劳作。后来，忠路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农业生产也就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里兴起了大办食堂。于是在当时街道负责人陈禄高的安排下，胡祥烈除了参加部分集体劳动以外，额外的承担起了打更的活路，以此弥补身体残疾的不足，美名曰：“要自食其力，不能给共产主义抹黑，拉共产主义的后腿”。
　　
　　（七）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打更，胡祥烈一干就是45年。在这些年月里，他不但没厌倦，逐渐喜欢上了这种职业，并视为神圣。也许，很多人会感到疑惑，他为何如此钟爱这熬更守夜的行当，但是如果以换位思考去明辨一个问题，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因为他自身的身体原因，对于家庭是一个负累，而对于社会，他微妙的心思何尝不也是这样认为。在这些年，他感觉到自己通过打更生活变得有所盼头，有所目标性了，他在里面找到了一份快乐，体现了一种自己作用社会的价值，并以一种使命感，去完成这项工作一样。
　　当然，我并不是为他刻意去作丝毫猜测以及辩解，故意给他一副高尚的面孔。我只是希望这个命题变得能让人理喻以及接受，通过他们，或许我们能在这个大千的世界反观自身，因为至始至终，我都将每个人看着是一部深厚的哲学。就像他们必然的存在有必然的理由，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总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藉口。
　　在这45年里，他从没放弃，即便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腿疾疼痛难忍，他也是在自己同样年迈的妻子搀扶下，为一方安宁完成每晚例行的事情。所以，这份执着，难道还不能为他大书而特书吗？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去景仰的人。
　　2000年，虽然小他很多的妻子过早去世，离开了这相依为命、伺候多年的瘸腿丈夫。在他妻子生命即将告馨的前几年里，我们每晚时常可以看到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妇在渐趋繁华的集镇，手执电筒，提着竹梆和锣鼓，相互搀扶着走在忠路集镇的大街小巷，依然用沙哑的喉咙告禀着“小心火烛”的一些话语。那种语言宛如大地的洪钟，刺醒尘世所有的人们，记着过去，珍惜将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才是幸福，才是人生。
　　他妻子已经走了，再也不能陪他打更了，但他依然坚持，仿佛是用这更声慰记妻子的亡灵，亦或是告诉妻子他依然安康的活着。胡祥烈是在2003年离开了他为之辛劳的人世。记得在最后的一年，他实在是有心无力了，只是在自己身体稍微好转一点的情况下，会挣扎出门，像往常一样巡夜打更。
　　
　　（八）
　　如果比起这整个人生疆界以及瀚缈的宇宙，人的生命都何其短暂，彷如这大千世界毫不起眼的一介微末。虽然如是，很多时候，在这似乎没有波澜的生活里，我们如果以一种审视和猜透的心情去看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一首诗、一本书，亦或是一部佛著。而对于这个中的禅解，只能凭籍自己的领悟了。他们微不足道，他们其实就是人世中匆匆的过客，一叶飘零的浮萍。他们的根在那里，他们的生命在那里，他们的事业也就在那里。
　　改革开放后，每晚打更的他每个月只能在忠路民政部门领到15元钱。如果这也算是工资，那这份微薄的薪酬，我不知道是否能够代替他每晚付出的劳动。而我更多愿意去相信，这其实是一种施舍或怜悯，远远不会等同他劳动的价值。这15元的获取在他看来有可能是天文的数字，但在别人眼里还不够一包香烟亦或一瓶名酒的价值，这点钱能作何用。如果把他也当着是生命，他作为人，似乎没有感到做人的尊严，有时候还不如那待价而沽的风物，他就是这个人世迎风而立的草芥。
　　他是个很卑微而低调，且无任何名利功过想法的人。他平生疾苦，勤耙苦做，获取劳资，以养饥肠，偷安微命，窃享天伦，走过了一生清贫的时光。他违背了妻子当初嫁为人妇的初衷，没有给妻子一点安逸的生活，即便那一方十余平米的门面也没守住，始终没有摆起长摊，做起买卖，最终因生计困难，以700元的价格卖于隔壁罗姓人家做了铺面。
　　物价高涨，生活所需。因此，他只能和糟糠的妻子一道为做火炮人家串引线，获得一点日常所求的补给。那时候插引线的活是很需要眼神的，由于生活的原因，他很早也染下了眼疾，老眼昏花了。所以对于干这插引线的活路他需要付出比常人多一半的功夫。即便努力，每天最多也只能插引8个，每个三毛多钱，一天下来还不到三元。
　　打更其实对社会、对街坊的生活不止有警示之利，其实这还是一种传统，是一种文化，如果旅游的发展，这一习俗的传承绝对是会为旅游作用的，绝对会因此招徕经济。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评价一个时代的世治。像他这样的身体，像他每晚坚守打更的习俗，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或者是得到了多少自己该得的报酬。他在历史深巷中坚守古制，在岁月暮雨里恪尽职守，在黑夜的边缘猛烈敲击人世的警钟，宛如歌哭，亦或冷笑。那矮小羸弱，残废多病的身子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