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枫林渡 于 2012-10-16 17:23 编辑
这个话题很沉重,可以说是专家学者们要用毕生精力去研究的科目,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能说得清楚的事情。作为一个门外汉,尽管我明知自己妄自菲薄,但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忠实的爱国者,我还是敢于面对事实。中国有着独立文化、独立民族观念的优良传统国度,几千年的文明一脉相承自然教育为先。 在教育问题上,我们祖先早就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因此在这上面煞费苦心。他们凭空捏造、臆想杜撰如《王祥卧冰》、《郭巨埋儿》这样的无稽之谈来教导孩子,满以为可以使“忠孝”长存。孰不知这些骇人听闻的东西使得孩子们望而生畏,稚嫩的心灵受到伤害。在孩子们看来,“卧冰”还好说,那是长大了以后才考虑的事情,现在不用担心。而“埋儿”就不同了,那是随时随地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家境蒸蒸日上倒也罢了,倘若家庭不富且遇到灾荒,孩子们的心里会如何想?恐惧、怨恨的结果一定会噩梦不断。试想一下,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生性胆小怕事,遇事战战兢兢、举足无措也就在情理之中。记得洋鬼子骂我们是“东亚病夫”,这除了中国贫穷之外,恐怕与教育的结果很有关系。那时的读书人自己也承认“百无一用是书生”,然而,他们到头来却依旧拿出那些曾经害怕过的东西教育孩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不过,祖先到底是祖先,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理念,他们发明了戒尺、竹片子肆虐孩子,让孩子们视读书为畏途。 古人不仅编造“埋儿”可恶,杜撰出的“凿壁偷光”和“悬发夜读”的故事也同样令人生恨。牛马干活累了也让喘口气,何况是孩子们,难道一定要“悬发”拼命?简直是岂有此理!小小年纪得不到大人的呵护,相反地想尽办法进行摧残,实在想不通“父慈子孝”这句话如何说得出口。特别是“凿壁偷光”的教育更让人啼笑皆非。试问,别人家的墙壁轻易可“凿”的么?小小年纪学会了凿壁,在“偷光”的同时会不会产生遐想?翻开书本看看,中国历来的入室盗窃,很多就是掘洞而入,恐怕有一定的师承关系。 中国古代教育大致如此,因此国家由强逐渐变弱,弄到后来割地赔款。割掉身上的肉总疼痛,因此人们也反思教育,最终结束了不近情理的说教,孩子们从此不再担心体罚的煎熬。然而,没有了霹雳手段,那些枯燥无味的东西又学不进,孩子们的教育形同虚设。晚清的孩子们大都茫茫然、一无所知,究其原因,正是盲从学习国外经验的结果。评心而论,中国的体罚教育屡见成效勿用置疑,在皮鞭、戒尺下长大的孩子也有所作为,因此才有了如苏东坡等等数不清的才子佳话。然而,正是这残酷教育,让他们肚子里始终装着十分的不满意,说话、写文章都带有极其的偏见。翻开古人的诗词、文章细细品其味道,你会发现那字里行间都带有怨气甚至杀气,与其“礼义之邦”的说教极不相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大力兴办学校,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然而,教育的方法却没有多大改变。教与学、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教与学不是从掌握知识出发,而是凭着大人们的兴趣进行灌输。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是解剖社会、抨击腐朽的一员闯将。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的笔下锋芒毕露,寓意极其深刻。他的文章很多时候只可会意而不可言传,根本不适合当教材。然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却把这些连自己都未必理解的东西搬进教室,这无疑于“郭巨埋儿”和“王祥卧冰”。当然了,中国最大的悲哀是十年浩劫没有学上。虽然后来恢复了学校,听到了朗朗书声,但那声音却来自断章取义的片段或者政治口号。 中国人最近扬眉吐气,因为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中国人百年的心愿已经成为现实。在全国兴高采烈的同时,有人提议把莫言先生的文章搬进教室,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想法。然而,我要劝这些人不必过于匆忙,认真研究之后再作决定。单就莫言先生的文学著作而言,那自然是少年仍至所有爱好中国文学的人们所要学习的榜样。但其内容适合不适合教学,的确值得考究一番。 瑞典决定把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先生,理由是把“魔幻、故事与社会生活结合”。在中国人眼里,“魔幻”自然是魔术与幻想的神奇景观,是十分好玩的东西。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魔幻”几乎代表着“愚蠢”。莫言先生的小说积极向上,讴歌的是中华民族之精神,冠以“魔幻”的褒赏,我疑心瑞典人耍花招。理由很简单,前些日子我们不是就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进行过抗议吗?那好吧,我们来个顺水推舟,看你有何话可说!这让我想起了“水许”的笑话,瑞典人一定知道这个故事,他们会不会希望我们长久地“水许”下去?这个问题虽近杞人忧天,然而依然值得有志之士认真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