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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 22:17| 评论: 2|文章作者: 李敬泽 摘要: 很有一部分批评家，一年到头就盯着那么几个作家，其他的权当没看见。这不是说，他们真就对少数几个作家那么感到兴趣，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其他作家的小说，那不在他们的能力之内。 很高兴能够到这儿来和大家交流。在这样的场合，也就十七八个人，有的还是熟人，这不算什么讲课。有这样一个让弱势群体坐在主席台上，向强势群体说说话的机会，我很乐意借此发表我的一些看法。我不用担心你们媒体给我发表出去，我是很安全的，不像平时说话都得字斟句酌，要琢磨着把话说得圆，没有破绽，滴水不漏，就担心的万一说了几句不靠谱的话给登出去，以免惹来麻烦。其实人说话不靠谱，是很正常的，滴水不漏才是很不正常的。 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之困难与偏见》。当时被逼着出题，我马上就出了这个题目，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关于文学批评和评论的漫谈。首先我想谈的是，当我们谈到文学批评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通常，我想，无论是你们，还是领导部门，或是一般的公众。在他们的理解里，文学批评其实指的就两件事，第一，坐在这儿的这个人，比如我，他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这个人呢，在报纸或其他媒介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一个由人和文组成的关于文学的批评活动。这个观点看起来很对，但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文学批评从广义上说，是范围广泛的一个文化活动。它不仅仅涉及到批评家，也不仅仅指的批评家通过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一部作品或某个文化现象的见解。 更宽泛地看，批评活动实际上涉及到一种文化、文明或一个民族，对于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事物的一整套看法的形成过程。什么是文学传统？什么样的文学是好的？哪些是伟大作家？好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所有此类问题，都是与文学批评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广泛的公众的阅读活动，比如，一本书一下子就卖一百万册，或者一本书只印了两千册也卖不出去，这也是一种批评。比如，社科院有文学所，各大学有中文系。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都有教授们在进行批评活动，这更是一种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我们的批评出了问题，我们的批评面临困境，或者说我们的批评有众多不尽人意之处，这并不单单指的评论家出了问题。真正要害其实在于，围绕文学的整个相关的文化生态出了问题。所以，我今天谈文学批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很多复杂的关系。 首先是文学批评与学院体制、学术研究的关系。我总感觉，媒体在这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误区。一说到文学批评家，就很容易理解为专门干文学批评这行当的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专职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真是不多。就像我，长期以来一直做的是文学编辑的工作，我吃的是编辑这碗饭，文学批评是我下班后用业余时间干的事。那种整天注视着当代文学并及时作出回应的人，基本没有或者很少。那么，我们问文学批评家都在哪儿？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比如，大学里的中文系，社科院的文学所，这里面有一些批评家，就像你们上海的张新颖、郜元宝、杨扬，我们以为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实际上，他们在学院体制里同样有别的任务。因为，他们要就在你们媒体上发发文章，那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而且在高校里，一般研究古代的瞧不起研究现代的，研究现代的瞧不起研究当代的。在当代里面，研究十七年文学的瞧不起研究新时期的，研究新时期的又瞧不起研究新世纪的，反正是越往当下越不是学问。这样一来，研究当下的文学，就更加只能是业余做的事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学院体制关于文学的一般研究，就和文学批评没有关系，或者说这样的研究就没意义了呢？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建设，对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我所说的广义的关系到整个文化的批评活动。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即使你是在研究古代文学，在研究过程中，你总是要表达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某种程度讲，这就构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我说的这个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提供了构成我们文学传统的标准和趣味，它还提供至关重要的新的文学成果。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文学的经典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学院体制来完成的。明白了这一层意思，你就知道为何作家要和大学打得火热，为何他们特别愿意和大学建立密切关系。因为，是不是把你往文学史里写，这很重要。你可以是个大作家，一部两部文学史不提你，你可以不介意。如果几部文学史都不提你，都基本没你什么事。或者，文学史整天都提你，用一章的篇幅来替你，这一部提你，下一部还提你。这提与不提之间，区别可大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中文系接受文学教育。你老师所认为的经典，会潜移默化传达给你，然后经过一代代人的培养、训导和塑造，文学的秩序就这样形成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形成了批评的标准。 说实在，我和媒体打交道的时间很长。我就发现，一代记者就有一代记者的趣味。比如，七零后的一拨，会认为韩东、朱文好，衡量这个好，主要就是他在上大学期间他所接受的经典标准。到了八零后、九零后，很可能会无比坚定地认为韩寒好，或其他什么什么好。这看起来很正常，但也可以说很不正常。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的硕士、博士，都可能对经典的标准，没有什么完备的正常的认识和判断。在这一方面，我这里举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例子。在一次聚会上，那是放暑假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出版商带来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正在上高中，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我就开玩笑问她，这个学期讲了什么课？她回答说，上的法国文学课。我又问都学了些什么了？她回答说，学的《巴黎圣母院》。我问她是怎么学的？她说，一要看书，看了书以后，老师会带他们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然后就是讨论，在讨论中老师会提问题。我就问她，老师提的什么问题呢？她说，老师问《巴黎圣母院》的主角是谁。我问她，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艾斯米拉达，还是？她回答说，《巴黎圣母院》的主角就是巴黎圣母院。我一下子就给惊住了，我说这个小女孩的水平都赶得上王安忆了。王安忆在她讲述雨果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到《巴黎圣母院》的主角就是巴黎圣母院。你想想，一个法国的高中生，对文学经典已有了如此系统和精湛的理解。我们可以想到，他们关于文学经典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就已经很完备了。那么，反过来看看我们的文学教育。我现在到大学里去，有时也去母校北大，我经常是觉得没法说。我碰到一些本科生、研究生，他们问的问题经常是，你对于韩寒怎么看，你最近有没有看《后宫·甄嬛传》？我并不觉得这些就不该看，这些就不值得谈。但四年大学下来，要满脑子装的就是这个，对于基本的文学经典、文学传统，没有深入系统的掌握，甚至没什么兴趣，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出现这种问题的首要原因之一，就在人文教育上。记者每次采访我，我事先就很清楚，他们会问什么问题。他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是，李老师，你的标准是什么？对于文学，当然不可能有食品监督员对于食品那样的标准。其实，他这样问我的话，他自己心里也没标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社会出现了标准饥渴症。因为有了这个标准，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这个标准不是法律，也不是条文，它主要指的一种感觉，一种判断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对人类过去创造出来的好东西，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个也是伟大作品，那个也是伟大作家，遇上谁都觉得天要塌了一样的重大。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于我们对很多东西缺乏基本的掌握。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与学术体制之间，到底该建立怎样一个关系，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文学批评的处境。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文学批评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是文学批评应该引导创作。这句话说得对不对？可以说非常对，绝对对，但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辨析。也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文学批评究竟怎样引导创作？就像我前面说的，从广义上看，当前的整个文化生态，就足以引导塑造创作，决定哪些东西能出来，哪些东西出不来。所以说，文学批评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作家也并不是嗷嗷待哺等待批评家去引导。我曾经和很多作家开玩笑说，他们的大问题是太怕批评家。面对作家，批评家的确常常做出不屑的样子。很多时候那是他们表现给作家们看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职业自尊。作家们未必不明白这么一回事，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中很少有不怕批评家的。这怕是哪来的呢？说到底是因为批评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我刚才讲，整个社会都在进行广泛的批评活动，这很大部分是由无名的人们进行的。买了一本书，翻两、三页就丢到角落里，这也是批评。但天下没人知道这事，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未必有表达的能力或是欲望。但有些人是有名的，他不能把书丢掉了事，还得说说怎么不好。他吃了吐，吐了还要说出理由，这种人我们就管他叫批评家。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力，就会给作家造成一定的压力。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话语权力，这些人参与评奖，参与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他们在权威媒体发表言论，这些都对作家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不过，批评家们总感觉自己很委屈，他们想，自己说话谁会听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把自己想得那么弱，就没那么对了。以我的了解，作家们对批评真正不在意的其实很少见。某种程度上看，作家往往是太在意了。所以，他们要努力搞好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到处是一派和谐的景象。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以我看，要说中国文学有问题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缺少一种紧张关系，一种有真正创造力的紧张关系，一种很紧绷的东西。当然，看到作家和批评家勾肩搭背的，也未尝不可。我们毕竟生活在人情社会里，再说，批评家又不是法官，也不是非得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才好。但这对真正的文化创造未必是好事。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明白，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化创造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是从来坚持作家的主导地位的。有一句话不说么，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在文化创造上，作家们才拥有最大的权力，他们背靠生活之书进行创造。相比之下，批评家在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所以，评论家并没有掌握什么创作的秘密，可以对作家颐指气使。他们那些批评的经验，全是从以前作家的创造中总结出来的。对他们这一套，你完全可以不买账，你完全可以挑战过去的那一套，创造出以前根本没有过的东西来，看你批评家拿你怎么办？这方面，西方很有意思。比如海明威和诺曼·梅勒。他们看到痛批过自己的批评家，就很生气，脾气火爆到能在饭桌上打人。当然，打人肯定不好，但凭什么作家总要在评论家面前忍气吞声？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批评文化很有问题。他们看到作家们回应，哪怕是回应有一点点激动，他们就写文章教育作家们要正确对待批评，不要一听到批评就跳。你想想，一个普通人听到很不好的消息，也会心里窝火，也会跳将起来，就是领导批评你，你嘴上应和着，心里还在骂呢。作家也是普通人，他凭什么就不能跳将起来？他当然有权利把批评顶回去，将他的道理摊开来说，而不是一味被动地等着批评。然而我们的作家，看到批评文章尽管私底下很不高兴，通常是不会反驳的。谁高兴一反驳就被说成没有胸怀呢，谁高兴一反驳就被人议论“说你几句，就急成这样”呢？所以，我们的作家在公开场合，很多时候都一副闻过则喜的样子。能闻过则喜当然很好，但这样下去，被批评后作家们能真正有所得吗？文学创作会越来越发展吗？我们的整个文化生态会变得更具创造力吗？我想是不会的。所以，怎样建设一个正常的和健康的批评文化生态，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还有一个就是，文学批评和读者的关系。过去读者都是无名的，他们不发出声音。现在由于有了网络、新媒体，他们都开始发声了。这些声音看似非常渺小，但能集腋成裘，积少成多，波涛汹涌，蔚为壮观。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但未必看到其中潜伏的危险。就是说相比过去，这巨大的力量，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天然赋有市场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文化创造的环境会因此变得更为健全。读者的这种力量，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本书卖到二千册，你还敢于批评。要卖到二百万册，你就不敢轻易批评，因为你一批评就会有二百万人跟你急。我们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文化创造真的不是以人多势众来定成败。实际上，任何真正的文化创造永远是个人创造。所以，这种民粹主义有他的危险性，会有把创作和阅读的平均水平不断拉低的风险。我这么说，当然没有藐视、反对公众参与的意思，恰恰相反，他们的热心参与会对文化注入很大的活力。我自己有事没事会去豆瓣的小组上看看，这不转不知道，一转才感到自己很可能是伪专家。网上研究余华，热爱余华的朋友，能细到把他的头发丝，脚趾头都给你一一道来。他们对作家投入之热情，对作家的理解之丰富，之复杂，之新颖，常常让我们所谓的专业评论家都为之汗颜。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读者主动的，积极的，有声的参与，使得整个社会的评论过程变得复杂，这里面潜藏着迷信和崇拜，也潜藏着一些和规律不相符的东西，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这些需要我们媒体、评论家做出清晰的分辨。媒体的一种批评观，我是反对的。他们采访我，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某本书、某个作家，网上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怎么看？你为什么批评？我就回答说，你别拿那么多人喜欢来说事。那么多是多少？就算是有一百万人喜欢，那在我们十三亿中还只是一小撮。所以，不要轻易以公众名义来抑制个人的观点。 再一个，就是相关的文学批评与媒体的关系。前不久，我们作协开了一个文艺评论工作会。我在会议上发言时说，你们别老盯着批评家，其实这一帮搞批评的在媒体面前很弱势。现在最厉害的其实是媒体批评。我说的是事情，并不是有意抬举媒体，你们媒体的这个力量的确很大，你们的判断，你们的行动都时时影响着我们整个批评生态。因为这样，我就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媒体在进行批评活动判断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作为媒体的属性。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媒体要慎用手中的权力。因为这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不能由着自己一己的趣味。我喜欢哪个作家，我就片面保护。我不喜欢哪个作家，就痛加批评。现在我经常发现，我们的报纸刊登一篇骂人的文章。骂了就骂了，这事就算完了。我想报纸也有义务提供版面，让持不同意见的人，让被批评的对象说说话吧。法院还可以上诉呢，报纸当然也得允许争鸣，也得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让公众看到方方面面。当然，这事也不能全赖媒体，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兴奋点转换太快，人们很难持续关注一件事，但我们的媒体还是要维持一个起码的公正。就像你当裁判，两个人打拳击，不是一方打了另一方一拳就算结束，你要让人还一拳，这不是为了出气，而是为了让另一方讲道理。总体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很弱，你被批评基本上就算你倒霉，一颗炸弹扔下来，活该你满目疮痍，没有辩解的余地。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对媒体弱弱地提个醒。我想我们批评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我们需要在一些公共话题上辩论和讨论。 | 
发表于 浙江省杭州市 2012-11-2 11: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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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河南省郑州市 2012-11-2 19:1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