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一号下午六点三十飞抵上海。本来四点十五分由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由于晚点整整四十分钟,原以为到达的时间也会如此推迟。飞行途中飞机不断加速,按正常时间六点二十稍晚了十分钟。听机上邻座的人说,这是趟私人经营的航班,也难怪一再加速了。
飞机降落的时候天已大黑,夜上海的灯火在脚下眼底向身后奔去。当晚入住事先预定好的南京路附近七天连锁店。南京路上寸土寸金。七天酒店属于功能小巧型,但在上海南京路这个地方显得有点拥挤了。推门就见洗脸台,一层玻璃的背后是洗卫间,相距一来米趟着张大床,床头与洗卫之间塞了个悬空的小床头柜,另一个理所当然省略,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写字桌。为了节省地方,写字桌也浓缩得比正常的小。房间上方角落懒洋洋洒落四只黄色灯泡,光线有气无力,像刚刚一番云雨后的四个男女。
放下行李,在附近一家小菜馆往两个胃里灌了些食物。南京路步行街的霓虹灯诱惑不了我们,加上广州与上海的温差,急匆匆回到住处。
写字桌上没有台灯。阿诺说想修改曲谱,昏暗的房间显然不便写字。我按下所有的开关,一束光充满活力直射下来,心情立刻舒畅。在既小又暗的房间里突然有这么盏射灯,无异于长久窘迫洞穴的人,一抬头猛然发现刚出浴的壮士款款而来。
有点为难他了。这盏灯悬在进门处洗脸台上,大约一尺宽一米半长的台面,一个书本和写字的手与一个固定的洗脸盆和平共处。
夜里十二点已过,我在床头仅有的一条过道上来回轻轻走动,看着专注的儿子,不好催促。
第二天下午要见专业老师,我们都早早醒来。“我还有一个本子呢,妈妈”“什么本子”我警觉起来。“我准备的弦乐四重奏,不在了”“什么啊,你不说收好了的吗”。我的脸一阵发烫,儿子也一下红了脸。
“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比如,回忆再写”儿子说“怎么可能呢,就是照着抄一天也抄不完”。
这个麻烦够大的了。“怎么会这样,说好了我负责收拾生活用品,你负责你那一块啊”话刚出口,意识到自己的废话无济于事。
“都没带上吗”“不是,还有录的碟以及草稿”儿子接着说“碟上都有,一共三首,另外两首带了。最长的一首没带,只有草稿”
谢天谢地。我长长舒了口气。“就把草稿给老师吧”儿子回答说“可是可以,总感觉草稿给老师不太礼貌,而且有几处要修改”。我说“那你赶快修改吧,好在下午见老师”
儿子伏在“桌”上,一边修改,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可不可以想想办法,比如,让房东寄来”。这么急的时刻,儿子说话居然慢吞吞地,我是既气恼又着急却不好对儿子发作。他怎么可以这么淡定。让人有点想笑。
即使广州那边房东答应帮忙也来不及。我们商量了一下,见老师的时候就说掉在飞机上了。撒谎的目的是不想让老师知道没带上作品。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