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安卓旺山村曾家城市梦 三代人的迁徙史

雪飞南方

和前面3期报道中的家族不一样，湖北红安曾银菊家族，没有出过像“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打工作家周述恒或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女工”肖红霞这样的“大人物”，曾家三代人的故事，像大海里的一滴水般普通。除了幸运的曾毅，通过考大学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之外，兄弟姐妹中，无论倔强的曾银菊，还是认命的曾宪贵，在城市打拼多年几经波折，仿佛最后都要回到起点回到农村。在这普通的三代人身上，浓缩了数以亿计农民工家族大同小异的经历，他们极少有机会引起关注，一如沉默的土地。　　2011年12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朝阳从一片断壁残垣间隙穿过，打在这片被贱卖的土地上。
　　曾银菊跟往常一样，在一楼的小店里支起牌桌，跟三三两两的邻居斗地主。“你打的么子牌？这也能输？”跟很多武汉人一样，曾银菊喜欢在打牌时抱怨牌友两句。
　　生活不像打牌，埋怨两句就了事。作为八古墩4000余拆迁户之一，曾银菊家也面临这个难题。政府给的价钱不到周边房价的1/3，拆迁一年半，仍有大半住户没签字。纵然如此，大多数人也已经搬离，只剩下曾银菊等零星几户，颇为冷清。曾银菊也将一些贵重物品搬回老家，在八古墩只留下生活必需品和随时准备关门歇业的小店。
　　曾银菊老家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卓旺山村，红安位于大别山南麓的鄂豫交界处，作为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出过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另有8名上将、10名中将和43名少将。
　　“如果不是拆房子，我还可以在这里继续生存。”作为家族中唯一依靠打工在城市立足的人，曾银菊苦心经营20年，却因为拆迁，城市梦濒临破灭。
　　曾银菊的叛逆
　　逃婚从湖北逃到新疆
　　八里湾镇是红安南部的一个中心镇，距武汉城区仅70公里。全镇到2010年也只有5家稍有规模的企业，农民年人均收入3700元。往北10公里有村名卓旺山，曾家落户在一个叫邱家拳的地方，有百来口人。
　　曾银菊1962年出生，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在她的记忆中，小时候经常上演的场景是母亲高友珍骂骂咧咧，父亲曾家寿一声不吭，几个儿子跑得无影无踪，作为唯一的女儿，她就成了母亲唠叨的对象。小小年纪的曾银菊有时公开顶撞，往往遭来母亲一顿打。
　　由于在“大跃进”时修水库伤了身体，虽然吃苦耐劳，曾家寿干活却使不出力气，每天只能按女性标准挣8个工分，持家重担落到妻子高友珍的肩上。白天高友珍出工干活，晚上在家织布，有时连蜡烛都买不起，高友珍只能赶在清晨或傍晚织。当时大儿子曾方咏已可以帮忙，但三个劳力挣的工分还是很难满足一家七口的口粮，实在要断炊了，就去找别人借，等生产队分下来再还。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挨饿的记忆才慢慢远去，七口人分到七亩田，吃饱饭没问题了。
　　因为家庭贫困，又是女儿，曾银菊近10岁才读小学，1979年读初一时她已经17岁，比同班同学年龄高出一大截，成绩很差，后来辍学回家。每每提起此事，曾银菊仍耿耿于怀：“要是小时候早读书、多读书，不至于现在吃这么多苦。”两个哥哥曾方咏、曾福咏也早早出来干活养家，连小学都没念完，反倒两个弟弟成绩不错。
　　1981年曾家分得田地后，曾银菊进了生产队的小工厂，摘桑叶、喂蚕、种树苗。虽然读书不多，但她有主见，希望有朝一日通过努力创造新的生活。1982年，高友珍给20岁的曾银菊物色了一个对象：一个在当地农场上班、有固定工资的邻村男青年。迫于母亲压力，曾银菊和男青年见了面，但印象很不好，可母亲已经收下礼金，男青年又催着结婚，20岁的农村姑娘曾银菊做了个惊人的举动：逃婚。1984年5月，曾银菊只身逃到新疆投奔表叔。
　　20多年后讲起这段经历，曾银菊口气仍然坚定：“被逼得没办法了，肯定要逃的。”曾银菊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直到那年秋天，大弟弟曾毅赶赴新疆，才把她接了回家。母亲妥协了，曾银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退亲
曾家寿的遗憾
　　一直没尝过城市生活
　　1982年，大弟弟曾毅复读一年后高考，考上武汉一所大学。最小的弟弟曾宪贵考入八里中学，成绩比曾毅还好。曾宪贵读书很认真，一心想考大学，还盘算着考上大学后要节省，寄钱回来贴补家用。1985年7月第一次高考，曾宪贵名落孙山。高友珍咬咬牙，让小儿子又复读了一年。事与愿违，第二次高考曾宪贵还是落榜了。
　　大学梦破灭，曾宪贵回家种田。1987年他到了武汉一电池厂，做干电池碳棒，一个月80多元。曾宪贵属于临时工，什么福利都没有，但工厂有食堂，生活费也便宜，素菜两毛、肉菜五毛，一天一块就能搞定。
　　在武汉打工两年，曾宪贵攒了600多元，加上之前的积蓄，便将老家的房子全部换成红砖。1992年底，曾宪贵认识邻村姑娘吴满荣。吴大曾宪贵几个月，小学毕业。1993年9月，大儿子曾勇出生。
　　曾勇的出生，是曾家的一件大喜事。虽然曾宪贵排行最末，但大哥曾方咏一直在家种田，比曾宪贵晚婚；二哥曾福咏1981年只身去新疆，跟家里鲜有联系；曾毅大学毕业后在襄阳一中学教书，成了城里人，生了个女儿；曾勇是曾家长孙，他的出生让曾家寿、高友珍十分高兴。
　　大喜之后是大悲，曾家寿见到长孙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三儿子曾毅回忆说，因为父亲整天沉默寡言，小时候甚至对父亲有些怨恨，长大后才体会到深深的父爱。为贴补家用，曾家寿推板车装些米汤去邻县赶集，曾毅常去拉车，因为集市上一毛钱一个的烧饼很好吃。凌晨4点出门，几小时的山路，父子一路无言。到集市卖了米汤后，曾家寿会径直走到烧饼摊前，买个烧饼递给曾毅，仍是一言不发。曾家寿生前一直想到曾毅家小住，过过城市生活，可一直没有成行。这也成了曾毅一辈子的遗憾。
　　曾家寿过世后，从没出过远门的高友珍也离开辛苦耕耘几十年的土地，到襄阳给曾毅照顾女儿。1993年，曾家掀开新的一页。

雪飞南方

曾银菊的坚忍

    痛苦中三进三出武汉

    在父亲渴望体验城市生活的时候，曾银菊一直在为城市梦打拼。经亲戚介绍，曾银菊到武汉当起保姆，辗转到汉口六渡桥一刘姓人家。她聪明勤快，很讨这家人欢喜。

    把孩子带到两岁后，经刘姓人家介绍，曾银菊到武汉一个国营餐馆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丈夫钟细呆。钟是个泥瓦匠，老实本分，老家在麻城跟红安交界的地方。1987年两人结婚，二十多年过后，心比天高的曾银菊还是直言，结婚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当时我对这桩婚姻肯定不满”。

    虽然丈夫在农村有房，但一心要融入城市的曾银菊没想过回农村。结婚一星期后，她继续回餐馆上班，丈夫就在武汉的工地上打零工。1989年，曾银菊回到丈夫老家生下女儿，两年后到汉口看望刘姓人家，后者又介绍她回餐馆上班，还帮曾银菊租了个房子，房租30元每月。曾银菊觉得，夫妻两人都年轻，只要肯吃苦，一定能在武汉立足，因此虽然按政策她可以再生一胎，但面对家人压力，曾银菊坚决不生。

    1992年，灾难袭来。一天，曾银菊骑车载女儿上街，却发生车祸失去女儿，她也因伤住院。百般努力下，事情处理妥当，但这次遭遇对她打击很大，一段时间里她几乎丧失了在这个城市重新生活的勇气，回到红安老家。

    但生活还要继续。曾银菊拼命告诫自己，不要再想车祸，不然一辈子都走不出来。1993年，31岁的曾银菊在痛苦与期待中生下儿子钟晋，再次点燃对生活的渴望。还是在刘姓人家的帮助下，曾银菊又回到武汉，丈夫踩三轮车送货，自己继续在餐馆打工。1994年武汉开始禁止三轮车，钟细呆失业。夫妻俩便商量将狭小的出租房隔出一小块地方，卖些烟酒副食，由曾银菊看店，顺便照顾儿子。曾银菊不愿将钟晋放在老家，她希望儿子能像城市孩子一样成长。钟细呆跟着一个四川老板卖沙发，生活开始按着曾银菊的节奏，一步步显现出美好蓝图。

    曾宪贵的失望

    代课老师盼不到转正

    1993年曾宪贵结婚后，仅小学文化的妻子吴满荣不肯跟他一起到武汉打工。当时曾家寿去世不久，高友珍到襄阳照顾孙女，吴满荣嫁到曾家才几个月，一人守着老屋害怕。曾宪贵不忍心，便留在农村。

    曾宪贵是个本分的人，不闹腾、随遇而安。二十多年后，谈到自己和哥哥曾毅的命运，曾宪贵已经很淡然。“惋惜有什么用，都过去了。我不会一直想着城市，命运怎么安排就怎么样。我有同学考上大学，分到红安县棉花厂，工厂倒闭，现在一样没事干。”曾宪贵这样安慰自己。

    作为村中为数不多的高中生，1994年曾宪贵成了村里小学一名民办老师。所有科目都教，一个人包一个年级，曾宪贵一边教书，一边还种4亩多地，一年两季除了自己吃的，有3000斤稻谷可卖，100斤五六十元，总共不到2000元。当时还要交三提五统，生产队长的工资也得村民来给，不时还有摊派，种田一年赚不到多少，比不上在外面打工。

    因为书教得好，两年后曾宪贵被提为教导主任。学校工资不高，一个月只有两三百元，还常常不能按时发放。但有消息传出，民办老师有可能转正，只要考试合格。曾宪贵信心满满，抱着转正吃公家饭的梦想，日盼夜盼，在村小学教了9年半。

    2002年红安县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政策出台，让曾宪贵失望的是，当时采取一刀切政策：只有1986年前就开始教书的民办老师，才有资格参加转正考试。政策是死的，常有人托关系走后门，八里湾镇就有民办老师比曾宪贵还晚教书，也顺利参加考试转正了。从那以后，没转为公办教师的民办教师，统一被称为代课老师。

    “很多人不服气，四处告状，还有些年纪大的到北京上访，耗了几年，也不知道结果怎样。”没有门路的曾宪贵失望透顶，2002年底离开学校，没拿到一分钱补偿。

    曾宪贵的转机

    从小工到半个工程师

    曾宪贵又开始到城市讨生活，2003年38岁的他来到武汉，跟着姐夫钟细呆到建筑工地做事。妻子吴满荣留在老家种田，照顾两个儿子。钟细呆不卖沙发后，做起老本行泥瓦匠，偶尔碰到好机会，也开始承包小工程。

    在工地干活居无定所，跟着包工头打游击，不变的是，活儿很累很脏，没有安全措施，每次都住临时工棚，伙食再差也得吃饱，不然没力气。遇上农忙，妻子一个人种四亩田忙不过来，曾宪贵就回去帮忙，农忙过后再回武汉。辗转多个工地，2004年曾宪贵认识了一个江苏老板，接触到楼宇暖通与制冷系统行业，一直做到现在。

    刚开始曾宪贵做徒弟，相当小工，帮师傅打下手。白天工作9小时，徒弟工资40元一天，师傅80元一天。加班费另计，加班三个半小时算半天工资。有高中文化基础，曾宪贵上手很快，几个月就可以设计线路走向。曾宪贵跟着江苏老板去过很多地方，济南、上海、深圳、佛山、厦门……但他从不幻想能和城市有怎样的关系。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立起来，由他装好中央空调等制冷系统，曾宪贵也会有成就感。

    他待得最长的地方还是武汉。江苏老板租了两套两房一厅的房子改成宿舍，摆满高低床，十几个人挤一个大房间。也有夫妻一起打工的，混住在一起。房间昏暗潮湿，角落里摆满盆盆桶桶，横七竖八地拉起绳索挂着衣服。有次看到老板孩子的高三数学试卷，曾宪贵跟同事说，上面的题他都会做。同事不信，曾宪贵还认真做了一遍，一对答案，满分150曾宪贵拿了96分。遇到有人不信他读过高中，他就会说起这件事。

    曾宪贵不喜欢到工厂上班，觉得不自由。在武汉工作，一个月可以回一次家，从汉口金家墩汽车站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八里湾镇，8元打个摩的就到家。在外打工多年，他没有彻底脱离过土地。

    曾银菊的不甘

    离当城里人就差一步

    跟曾宪贵不同，曾银菊婚后为了不交农业税和各种提留，跟丈夫将户口转到邻村，造成“空挂”，彻底失去土地。在融入武汉这件事上，八古墩的村民和房东几乎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2005年，曾银菊的城市梦迎来最坚实的一步。多年租住在八古墩，她精心经营和房东的关系，和房东及周围村民相处融洽。房东牵线，曾银菊买下八古墩一处宅基地，80平米的房子包括地基才12万元。“这是人生中的一次赌博，毕竟是夫妻二人半辈子的打工积蓄。”曾银菊拿出所有积蓄，加盖了两层楼，一楼自住，继续开小卖部，二、三楼租给打工者。从租客变成房东，每月有1000元租金，小卖部每月也有几百元利润，享受着同村老乡羡慕的眼光，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成了城里人。

    曾银菊还盘算着找点关系，把宅基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就能落户武汉。可是，还没到宅基地登记下来，2010年6月，一直流传的拆迁消息被证实，武汉江岸区政府征用八古墩土地建商品房。江岸区给出的价格是村民3800元每平米，周边房价都在1.2万元以上。对曾银菊更不利的是，外地人补偿价格更低。

    租客很快就搬走，小卖部的生意差了，八古墩一片破败景象。没了租金，没了生意，曾银菊的生活一下没了着落。家里三层楼共200多平方米，她盘算着如果3000元每平米，可以有70万元补偿。谈个好价钱，给儿子在武汉买套房，是曾银菊目前最大的心愿。

    老家卓旺山村也有土地被征。2008年，麻城到武汉的高速从卓旺山村穿过，高友珍和老大曾方咏的田都被征了一半。几经争议，卓旺山村委决定均分补偿资金，将剩下的土地重新分配，以示公平。由于曾银菊早早把户口迁到邻村，精明的她没有分到这笔征地钱。

    下一代的隔阂

    这个表弟说“武汉话”

    曾银菊和曾宪贵从同一个原点出发，性格和际遇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选择延伸到下一代，差别就更明显了。钟晋和曾勇都是1993年出生，曾勇比钟晋大几个月，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钟晋武汉出生武汉长大，说着一口武汉话。也许是这种城乡差异，钟晋跟同龄的曾勇关系并不密切。

    曾银菊一直遗憾书读得少，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上心。在她看来，儿子考上大学不仅将来好找工作，更是彻底融入城市的必经之路。但钟晋在城中村长大，不爱学习，玩伴大多是租住在此的打工者子女。曾银菊连丈夫喝瓶啤酒都要嚷半天，却省吃俭用让钟晋上兴趣班，找老师私下辅导。2009年6月，钟晋初中毕业，成绩一般，有亲戚朋友劝曾银菊让儿子上中专，但曾银菊不愿意，借钱托关系，让钟晋上了武汉七中。

    2009年初三还没读完，曾勇就不想再读书了，辍学后到武汉跟着曾宪贵，成了一名学徒。年轻的打工者爱玩，没有养家压力，花钱也大方。“中午、晚餐在食堂吃，我一天都花不了几块钱，但他总要买东西，有时是冰红茶，上午一瓶，下午一瓶。”曾宪贵说，不加班的时候，儿子就喜欢逛超市买零食，或者去网吧玩两三个小时。“但不像别的小孩在网吧一玩就通宵，曾勇不会这样。”在曾宪贵眼中，儿子还算听话，而且吃苦耐劳。

    曾勇觉得玩游戏容易上瘾，去网吧一般是看有没有熟人聊天，或者看个电影。曾勇的同学里读高中的不多，有的当兵，有的进厂打工。受父亲影响，曾勇也不喜欢进厂，觉得不自由。

    在武汉七中读书的钟晋今年高考，“成绩一般，我尽最大能力供他，但读不读得进去是他的事了。”曾银菊有些无奈。

    姐弟俩的期待

    孩子的命运能否改变

    虽然人均年收入不到4000元，近年八里湾镇却兴起房地产热。“如果在镇上没房，家里的房子建得再漂亮，孩子还是很难讨老婆。”曾宪贵出于这种考虑，2009年攒了9万元在镇上买了个80平米的房子。

    曾宪贵盘算着，小儿子曾攀在读高二，如果能考个好大学，将来到城市发展，镇上的房子就留给大儿子曾勇结婚。如今，曾宪贵工资4000多元一个月，曾勇也有将近3000元每月，曾宪贵庆幸身体还好，能继续打工。“将来总是要回农村的，能把曾攀供出来就好。”对儿子两年后的高考，曾宪贵很纠结，但回农村的想法很坚定，家里的地也一直由妻子种着。

    2011年10月遭遇拆迁后，曾银菊苦心经营的城市梦化为泡影。她将家具等贵重物品搬回红安老家，“如果房子拆了，还是会回老家吧，只是社保会想办法继续交，全是自己买的，已经交了十年。”

    曾家五兄弟姐妹，只有曾毅通过考大学圆了城市梦。大哥曾方咏务农多年，前年看到兄弟们日子红火，也到武汉的建筑工地做起小工。高友珍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感叹老伴没福气。“以前比我过得好的人家，现在还不如我。”不用再起早摸黑操心一家人温饱，81岁的高友珍很满足，脾气也好了很多。

    虽然懂些简单农活，家里也有地，但曾勇从未想过回农村。“在镇上做点事，县城也可以。”跟陌生人说话，曾勇有点胆怯，但语气坚定。

    至于钟晋，回农村几乎是天方夜谭，虽然严格来说，武汉出生武汉成长的他还是个农村人。母亲曾银菊常告诫他，他的人生走向全在于今年6月的奋力一搏。而今年高考，钟晋考了200多分，没有念大学，已经在湖北黄冈开始他的打工生涯。

    家族大事记

    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七口人分到七亩田，曾福咏去了新疆。

    1982年曾毅复读一年后高考，考上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后在襄阳一中学教书，成了城里人。

    1984年20岁的曾银菊逃婚，只身逃到新疆投奔表叔。

    1984年曾银菊到武汉当保姆，第一次进城打工。

    1986年曾宪贵第二次高考落榜。

    1987年曾宪贵进了武汉一电池厂打工，曾银菊和钟细呆结婚。

    1992年曾宪贵和吴满荣结婚，曾银菊因车祸失去女儿，回到红安。

    1993年曾宪贵大儿子曾勇出生，曾家寿去世，高友珍到襄阳照顾孙女，曾银菊生下儿子钟晋后重返武汉。

    1994年曾宪贵成了村里小学民办老师，8年后转正无望离开学校。

    2003年曾宪贵再到武汉打工。

    2005年曾银菊花12万元买下八古墩一处宅基地。

    2008年因麻城到武汉的高速拆迁，高友珍和老大曾方咏的田被征了一半。

    2009年初三还没读完的曾勇辍学打工，曾宪贵在镇上买房。

    2010年武汉江岸区政府征用八古墩土地建商品房。

    2012年钟晋高考落榜，在湖北黄冈打工。

    总策划：黄常开 庄慎之

    总统筹：王钧 南香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 潘劲松

    分组统筹：王海军

    □采写：南都记者卫学军

毛毛3502

写得好！我与曾银菊是同时代人，所不同的是：我是在红安城长大，但那时的红安才多大呀？？？！！！所以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心中的武汉！那是一个梦，与我同时代青年人的梦！
      谢谢楼主！祝福曾家！

偷笑人生

我们是同乡，你们写真实红安人的写照，但人一定要拼博。我觉得红安人要学习沿海思想

塞外奔波

好亲切的人，好亲切的 事！！！我们 一个村的，那个叫曾毅我知道叫曾双贵，他的 女儿好像去年考上了清华大学！！

alian_xyz

好帖子，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