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莫言的故事

绿树蓝天

                                          中华金刚：讲讲莫言的故事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中华金刚：莫言的母亲养育了莫言，哪又是谁养育了莫言的母亲呢?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按照旧中国农村那样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能有今天的莫言吗?莫言赞美他的母亲，可是为什么没有像广大翻了身得了土地的农民那样，赞美伟大的毛主席和新中国呢?莫言的成长难道只和母亲的养育和爱护有关，和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文化传统无关吗?我不禁想其了那首因为雷锋而广为传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中唱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莫言那代人，对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熟悉，不知当年莫言是怎么看待这首歌的，难道也像今天这样说成是“政治宣传”、“扭曲人性”吗?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中华金刚：莫言的母亲是个好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的善良不仅体现在他爱护和关心莫言，更表现在她能关心受苦的老人，她的这种爱，按儒家的说法，是恻隐之心，按基督教的说法，是博爱，按马克思的说法，是阶级感情，按我的体验和思考，莫言的母亲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她不愿看到别人经历苦难，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来获得一点改善，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莫言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精神高尚的人。然而，她的这种精神不被她的孩子所理解，毕竟，孩子嘛，没有经历苦难，既不懂社会，也不懂历史，更不懂人心，他怎么能够理解呢?50年过去了，莫言，你今天理解了你的母亲吗?你的母亲还会不会对你说出“儿子，你让娘丢了脸”话来呢?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中华金刚：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毛主席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对读书人都抱着又敬又怕的复杂心态，文化是一种权力，被好人运用，就会用来做好事，被坏人运用，就会用来做坏事，历史上的大忠臣和大奸臣都是读书人。没文化的人即使做了坏事，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大，挺多就是小偷强盗之列，但是那些有文化的人做起坏事来，那就十分危险了。好人流芳百世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坏人遗臭万年也有三不朽：丧尽天良、祸国殃民、胡言乱语。正是因为老百姓深切的感受到了文化的作用和危害，才会对文化人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这是教育的责任，也是群众的智慧。非礼莫言，缺德莫言，自私莫言，损人莫言。做个好人，做个老实人，做个不但说的好听更要干的漂亮的实在人。这是父母对儿子的教诲，莫言，你做到了吗?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中华金刚：伟大的作家要有伟大的经历，伟大的经历要有伟大的精神，蒲松龄能够创作优秀传世的文章，能够“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和他从小受到儒家圣贤教育是价值立场是分不开的，跟他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批判现实的创作思路是分不开的，跟他所处社会环境中特定的矛盾冲突是分不开的，脱离了价值、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的“魔幻现实主义”只能成为少数人自我欣赏、互相吹捧的道具，而绝不可能成为放映人民心声、塑造国民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作品。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中华金刚：思想解放了，价值多元了，什么人都可以出来大声说，大声喊，大声唱。用什么说话?用经济说话，用市场来说话，用金钱说话。文学也是生产力，文学也是经济增长点，文学也是消费品。这年头，谁是英雄?谁有钱，谁就是英雄!那作家算什么?灵魂工程师，文学创作者，写手，码字工……作家的地位提高了吗?人民的精神提高了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总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莫言，你怎么看?

　　

绿树蓝天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中华金刚：“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莫言，那个孩子是你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莫言，为什么你的眼睛始终是黑色的?大人是黑色的，孩子也是黑色的，自己是黑色的，别人也是黑色的，儿子是黑色的，母亲难道也是黑色的吗?否定人性，难道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放过吗?每个人如果都是黑色的，那么光明在哪里?还好，莫言没有这么做，母亲是高大的，母亲是善良的，母亲是光明的。还好，良心未泯，孩子还有救!俗话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莫言，即使遭受了再大的苦难，能有生养他的母亲多吗?能有《一九四二》中展现的那些生活在旧社会的老百姓多吗?能有为了新中国舍生忘死的那些革命者多吗?那些有“超人感受能力”而又缺乏理性认知能力的人啊，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敌”!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中华金刚：《丰乳肥臀》原来是献给母亲的!?上官鲁氏的原型难道就是母亲吗?很难把上官鲁氏的那种颠覆传统的形象和母亲这种的正直高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也只有那些“肆无忌惮”的人才会这么想，这么干。为什么莫言把现实中的好人，正常人，母亲、姑姑、亲戚、朋友，都刻画成怪人和病人呢?难道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和苦难，就要对社会充满无尽的怨言和愤怒，就要把一切美好都歪曲成丑恶吗?人心居然可以做如此的想象，这也非一般人可为之，果然是奇人异事，非比寻常。倒是母亲要是在世，不知还会不会说出“儿子，你让娘丢了脸”的话来?注明：汉朝戴圣在《礼记·中庸》所及：“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宋代朱熹注：“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中华金刚：韩德强老师曾这样来评价一个人的善恶，他说：“不要判别别人的善恶，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判别别人是善的还是恶的。当你善的时候，别人在你面前就愿意展示他善的一面，这样他的善心就会不断的增强;当你是恶的时候，别人向你展示的就是他恶的一面，这样他的恶心就会不断的增强。人的内心是测不准的，人心究竟是善还是恶，跟人判断的主体有关，跟客体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佛眼观人，人皆是佛;魔眼(莫言)观人，人皆是魔。”佛讲故事，口吐莲花，觉悟正道，就是度人，魔讲故事，胡言乱语，走火入魔，那是害人。真正的道理不在于你讲的是故事，还是教条，也不在于你是长篇大论，还是寥寥数语，更不在于你是学者教授，还是工人农民，而在于你的心正不正。心若是正的，就会走正道，谈真理，心若是不正，就会入邪道，说歪理。政者，正也。论语出自孔子，《诗经》也出自孔子，政治和文学，吾道一以贯之，都通向正道。敢问莫言，扪心自问，你的内心，正吗?

　

绿树蓝天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中华金刚：孔子为了在道德衰微上下失礼的社会推行仁政普及教育，不辞辛劳，历经艰险，寻访列国，虽无人重用，但立德立言，广为传扬，成为万世师表。
　　耶稣不满社会矛盾，种族纷争，追求崇高的道德信仰，他告诫他的门徒应当不互相敌视和残杀，而当互相爱护和爱世人，最后触怒当局而被古罗马执政官判处死刑，此后受到后人膜拜和敬仰。
　　佛陀曾经贵为王子，因厌恶世俗生活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希望天下苍生能够脱离苦海，得到幸福，坚持修行，终于觉悟，发现执迷欲望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升华了人类的精神境界。
　　地藏菩萨接受了释迦涅槃前的重托，立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宏誓大愿。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名言，“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他奋斗了一生，他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追求理想的青年。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臧克家在纪念鲁迅时写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时写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韩德强老师曾经在“白求恩式的红色模范”寒春同志的追思会上深情地说到：“我们无数人把为共产主义奋斗，把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当作一种牺牲、一种痛，但是她不是，她当作是一种生活的幸福，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她实际上是先上了天堂了。”
　　无论是孔子、耶稣、佛陀、地藏，还是马克思、鲁迅、张思德、寒春，他们无不有着崇高的精神信仰和理想追求。
　　他们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他们因为简朴的生活而平凡，他们因为崇高的精神而伟大。
　　他们既是短暂的，也是不朽的。他们因为有限的生命而短暂，他们因为无限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朽。
　　他们既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他们因为人类的苦难而痛苦，他们因为理想的光明而幸福。
　　他们的心灵就是整个人类!
　　他们的精神就是整个世界!
　　他们的人生就是整个历史!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中华金刚：哭与不哭，说与不说，对与不对，其实都是一种现象，他并不一定真正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当莫言现在反思社会应该给人以不哭的权利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自己举报同学的深层原因，以及此刻通过讲故事来批判社会的深层用意。莫言真的是在忏悔人生吗?莫言真的只讲故事吗?莫言真的不谈政治吗?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中华金刚：莫言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似乎又没有讲完，还留下了悬念。莫言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莫言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但是什么是真理和正义，莫言在他的故事里面没有明说，看来他是想读者自己去体会。就比如这八个泥瓦匠的故事吧，谁代表正义呢?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民主决策”将人赶出破庙的那七个人吗?还是那个“被民主”、“被决策”、“被惩罚”最后反而因祸得福的那一个人呢?我估计莫言大概会选择后者吧，因为“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因为他“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因为他写的是在别人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低俗的、不入流的作品，最后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岂不是正和那个被人抛弃、因祸得福的泥瓦匠一样吗?莫言是含蓄内敛、“谦卑退让”的，莫言也是“颐指气使”、“独断专行”的。莫言认为自己发现了真理，代表了正义。即使是个人的，即使是“魔幻的”，即使是不被理解的，但是他还将“继续讲他的故事”，继续“揭示人类极端的阴暗面”，继续宣扬自私自利的“真理”和“正义”。

绿树蓝天

韩德强：“对莫言从来没有好感。用欲望否定意志，用下半身否定上半身，用兽性否定人性，用意识流否定结构，用胡思乱想否定现实，用个人否定社会，用地主仔子的哀怨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所以，才会被西方看中。三十年文学流氓化、汉奸化的典型代表！”

绿树蓝天

中情局《十条戒令》写到：“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鄙视、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的刻苦耐劳精神。”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70年代后，他成为与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并被苏联驱逐。后来他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借1996年发表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我们把它搞垮了。

绿树蓝天

//@孙夕龙: 莫言就是这种心态。只描述小时候的贫苦生活，却不分析原因，为什么呢？对于一个一穷二白起家的国家，刚刚建设了二三十年，生活清贫是自然的，但是莫言看不到，仿佛改开后的好生活是天上掉下来的，与前三十年的积累没有关系。这也是许多无耻公知污蔑前三十年所用的思维方式。
读莫言的大作《丰乳肥臀》时，一开始很为其独特的视角、怪异的描写手法所吸引。应该承认他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亲身所历，还是很有些生活的。作者通过对高密东北乡上官一家人的详细描写以及主人公上官金童的眼睛，似乎是要反映出普通老百姓在中国大地上几个动荡的时代的生活变迁和内心的感受。然而读到后来便渐渐感到了作者那种发自内心的的刻骨仇恨与诅咒。莫言的作品真的是超越政治的吗？

绿树蓝天

                                       莫言的演讲：并不动人的故事
                                      
                                        作者:[url=]易里[/url]发表时间:[url=]2012-12-12[/url]　　

      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讲获得者的演讲自然令人期待，不为别的，就为见识一下这位“诺奖”大作家的学识、思想水平以及他的文采与口才。可是，从视频看，他用几个月时间为听众准备的演讲原来只是七八个并不动人的故事。

　　讲故事不是不可以，但讲故事就得引人入胜。且不说照本宣科的讲法历来是讲故事之大忌，就是这七八个故事本身也不具备让人感动的特质。

　　在我看来，莫言也许把历史与文学搞混了。童年的经历无疑就是个人的一段历史，历史变成文字可以加工修饰，但不宜用文学的手法去任意渲染和虚构。

　　就说“拾麦子”吧。这大概是与莫言年龄相仿的农村孩子都有过的经历。莫言“拾麦子”拾到的是年近花甲也难以忘怀的苦难与仇恨，而我，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同样“拾麦子”经历的孩子，我拾到并珍藏至今的却是一段曾经的小学生都十分熟悉的优美旋律——“我是公社小社员啦，手拿小镰刀呀，手提小竹篮呀，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忙越欢喜呀。。。。。。”

　　莫言的故事自始至终贯穿着三个字：苦、恨、丑。莫言小时候家境贫寒，这不必怀疑，但“家里只有一只热水瓶”的故事却并不典型，也不会赢得听众的同情，更何况，因苦生恨未必是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逻辑。因为赵本山在他的小品中证明，清苦有时也可以以一种豁达幽默的方式转化为快乐和甜蜜：“当时家里还有一件家用电器——手电筒嘛”。由此可见，是苦还是不苦，有时候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而已。

　　有人鼓吹莫言的成功是“纯文学”的成功，莫言在演讲中相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而我却认为能获诺奖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屁股决定脑袋”也许过于刺眼，但“文学是心灵的艺术映射”却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从莫言所计较的那几个与诺奖得主身份、年龄并不相称的故事中，我发现莫言的心灵扭曲得不是一般的厉害，以至于他的心灵自小至今也未能照进一丝阳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春期的男女常常顾影自怜乃人之常情，但站在诺奖讲台上的莫言至今仍纠结于自己的相貌美丑却着实让人跌破眼镜。我没觉得莫言的相貌真的丑陋得可以成为他获得诺奖的理由，倒是他的诸如《丰乳肥臀》之类的小说故事让我觉得真是丑得出奇、丑得艺术、丑得精彩。

　　我认为，从今以后，莫言或许可以慢慢地从自己的诺奖得主身份和荣耀中获得对自己相貌的自信，因为常言道：相由心生。

屈岭钟哥

饮食男女的故事

门东草

莫言就是莫言。有人把他捧上天堂，有人把他贬入地狱——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