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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当时日本刚经历完一轮长达十年的发展景气,奥运会举办权也成功到手,可谓一派欣欣向荣之景,但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开始显现。针对这些情况,执政者抛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成果,今天有许多数据可以佐证。我们不必跳进那些繁杂的数据当中没完没了,只需看一组简单但有说服力的数字就足够了。
这份由世界银行在2005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在1950年、1975年和199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31,0.344和0.303。也就是说,日本在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保证了国民的收入同步增长,且坚持执行了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考虑到这一指数长期稳定保持在0.4以下,没有大的浮动,且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尤其是在1990年经济泡沫后破灭后还有所下降,抛开情感因素,我们得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日本的几大支柱产业正是发展壮大于那个消费繁荣的年代,索尼,松下等一批世界品牌被财经媒体称之为消费电子,可谓名副其实。得益于较高的收入水平,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社会问题并不像预料中的那样严重,且代表上层建筑的文化产业反而大幅增长,在音乐、动漫、游戏等领域均表现出色,为增强本国的软实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遗憾的是,这样的经验并没有被国内媒体认真解读,而都去关注“日本城镇化突破70%后基建投资才放缓”诸如此类的话题,除此之外,就是不厌其烦的讲日本近二十年是“衰退的年代”,而对当地民生的评价则长期缺失。不难推测,这是媒体为配合中国特色而有意进行的“按需索取”。
在2008年,由于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两个大事件的汇集,国内的社会共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来,这是改变的良机,但接下来的选择,浪费乃至透支了这种共识所带来的凝聚力。到今天,改变的成本无疑更大。
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底层大众人与人的不信任感进一步突出。为争夺本就相对稀缺的公共资源来摆出强硬动作,已趋于常态。它也是2012年的一大特点,即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他公共场合频繁出现争吵斗殴的行为。由年初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的骂阵拉开序幕,之后可谓蔚为壮观,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类似新闻。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杭州,以往这个被誉为天堂的江南首府,印象中的民风跟彪悍是不搭嘎的,杭州的人文环境和它的秀丽风光一样,都是吸引全国的热点概念。但它也加入了去年这个不光彩的行列。这一反常现象所提醒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并不能作为忽视民生的理由。如果说过去可以用GDP来一俊遮百丑,但在今天的中国已显得不合时宜,这其中襄阳也概莫能外。
就一个普通人对襄阳的感受来说,典型内陆三线,生活节奏缓慢,虽比不上锦绣江南,但也有山有水,颇有风韵。和武汉一样,极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也是聚拢社会各阶层的黏合剂,“无论是大款还是小贩,在牛肉面面前,一律是平等的”(摘自襄阳牛肉面记录短片,大意如此)外人要是问起,也有颇多名片来撑门面。说句心里话,做襄阳人,的确有面子。社会问题给襄阳带来的压力,显然还不及那些一线城市。
话说回来,却不能因此忽视潜在的问题,实际上一些苗头已经开始显露,它们得益于本土文化当中的糟粕成分,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2000年代襄阳市民普遍称赞有所好转的治安,近两年又有恶化趋势。如果放任自流,谁也不能保证珠三角的特色是否会在襄阳再现。
诚然,提高整体消费能力是改善地方治安釜底抽薪的良药,但背后所需条件,如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税策调整,国企改制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些都不是地方层面可以决定的东西,但在改善民生方面,政府仍大有可为。“治本”尚需时日,但“治标”也必不可少。目前襄阳提出的“四个襄阳”当中有一个“绿色襄阳”,以我的理解,这个绿色,绝不仅仅指生态环境的“绿”,更在于当地良好的民风和治安。绿色,五行之中对应为木,意主仁慈,象征着平和、雅致的价值观。虽然襄阳的山水地理的确符合这一条件,但其人文环境还与此相去甚远。这恐怕是“襄阳”对于“襄阳人”一种沉重的质询。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个体,也不该把什么问题都一股脑抛向客观因素。比如,就像以前看到的新闻,由一碗面引发的人身冲突,别人当然可以把话说得深入一些,社会环境如此等等。但具体到这件事上,除了怪当事人自己好勇斗狠,还能怪谁呢?
总之,在目前的发展大势下,大幅提高收入对一个内陆三线来说还只是奢谈,中小企业壮大以藏富于民也有待时日。但是很多事情,从政府到民众,都尚有空间来做出改变。而且,今后随着襄阳体量的增加,外来人口会越来越多。在外域之水到来前,如果没有挖好沟渠,那过来的是新鲜血液还是洪水,还很难说。1990年代广州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佛家认为,一个地方人的心性和言行,都会影响到那里的天和地。在襄阳,明朗通透的晴天很少见。希望以后,这样的晴天会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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