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 年 年,自古到今在老百姓的眼里都是一出让人期待的风景。
小时候的年是在我屈着指头算来的。那时候家里没钱买日历,每当听到村子里传来年猪的嚎叫声,我就用石块在自家的土坯墙上刻着一排排竖线,数着哪条竖线是年,便将其圈起来,每过一天就划去一竖,于是,年就在我们小孩的期盼中姗姗而来了!
年真的要来了,也不知是谁家的小哥哥率先提着牛皮边鼓“咚咚”地敲打起来,于是一个村里几十个小伙伴都争先恐后地背着边鼓来到村东头的禾场,对着暖暖的太阳一阵一阵地狂敲。有时候我们还会兵分两阵对峙赛鼓,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鼓声,年也被我们震得疯癫疯癫的。
“年还没来呢!”大人们扛着尖担﹙一种挑柴火的工具,两头尖尖的﹚边走边望着我们笑。其实长辈们比我们小孩更清楚年还要多久,他们心里也有一份厚重的期盼,期盼年来之前生产队能杀几头猪,每家能分几斤肉;村头的池塘放水没有,干塘打渔时每人能否分一条两斤重的鲢鱼;仓库里什么时候开秤分粮,自己家里还能不能挑回沉甸甸的一担稻谷到生产队的碾房碾出白花花的糙米,让劳碌一年的身体吃得饱饱的。荷着这份期盼,一进腊月大人们就成群结队地赶到十几里远的水库山上砍柴火,傍晚,残阳如血,将村头的水渠映得通红,岸上,绿、黄、青各色的柴火在肩头跳跃,人影在地上拉长,挑柴火的和半路接柴火的人来来往往,构成一道移动的风景。他们都在暗暗较劲,比谁家门前的柴火堆得多,谁家的年燃得红红火火。
杀年猪了!这是我们小孩最快乐的事情。生产队仓库旁住着一家五十多岁的夫妇俩,日子过得很殷实,但膝下没有儿女,后来过继了自己的一个亲侄子,男的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女的姓苏,村里人都叫她“苏爹”。每年数她家的年猪最大,杀得最早,但苏爹最讲禁忌,最怕杀年猪时有人特别是小孩胡言乱语,说些不吉利的话。所以我们这些爱捣蛋的小顽皮总是等到苏爹家杀年猪时故意跑去看热闹,故意以那些苏爹认为不吉利的话来混一点好吃的零食。
“苏爹杀年猪啦!”一听到猪叫,我们欢呼着跑到苏爹的门前,等待一头大肥猪由黑变白,飘逸诱人的肉香。屠夫是本村的,个子很高,一早就背着屠具来了,门口的两块青砖上搭着一块门板,门板下放着盛有少量清水的木盆,长长的点红刀斜放在盆沿上闪闪发亮。厨屋顶上冒着浓烟,水还没烧开,屠夫叼着卷烟静静地站在大门边,高而清瘦的身材看起来就像老师讲桌上的木圆规。
“高脚﹙屠夫的绰号﹚,水开了!”苏爹习惯地晃着头说。 “快,杀猪了!”我们大叫起来。 “哪个在那里瞎说?是用猪!走开,走开!”苏爹每人给一小块糖片我们。 我们捏着糖片跑开了。可刚刚吃完我们又一窝蜂地跑来,看着地上红红的一摊猪血,不知是谁又叫起来:“哎呦,好多血啊!” “谁说是血?那是旺子!去!去!”我们一人拿着一个雪枣四散跑开了。就这样我们三番五次一直闹到猪开膛剖肚,等苏爹把猪尿囊给我们当皮球才肯离去。我们把尿囊丢在草木灰里用脚狠狠的揉踩,然后鼓着腮帮子把尿囊吹得满满的像个篮球,提着皮球我们在禾场上你追我跑,看着忽高忽低的皮球,我们叫着跳着,仿佛年就在我们身边,快乐就在我们的眼前。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当家家户户的屋顶冒着青烟的时候,欢乐和期盼也随着青烟在村子的上空袅袅升起。村子里的石磨在唱歌,家家户户都赶着这个与“发”谐音的日子,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勺一勺地融进洁白粘浓的豆浆里,再适量地添加石膏粉将来年的向往和祝福凝固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储存在缸里,腌制在吊篮里和时光一起分享。这一天,被生产队派出去做副业的二叔刚好结账回家了,母亲说,二叔回了,年就来了。其实我比谁都盼二叔回来,因为在二叔的背包里总会有好多的小挂鞭炮和一版一版的火炮,或许还有一把木制小手枪,让我一枪一枪细细品味年的快乐。那年头,每一个人的希望值都不高,人们只指望过年时能有供应的食品票在合作社买一斤黑糖,打一斤洋油,家里要有一缸米,墙上能挂一刀肉和两条鱼。一阵忙碌之后,点燃一挂鞭,关上门一家人围着饭桌,忘记所有的烦恼,其乐融融地吃上一顿团圆饭,那已经就是菩萨保佑了!
年,在所有人的期盼中来了,新年的钟声又一次敲响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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