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 】孕育宗教唯美，传承文学新典

红尘的渡口

    在一定的环境，在适当的条件下，真正的文学精神一定会迸发出更绚丽光彩，孕育出真正的经典。

红尘的渡口

   大家赏帖辛苦了。{:soso__9600574269558607176_2:}

行者无敌

红尘的渡口 发表于 2013-1-27 22:18
以《金瓶梅词话》为例，该书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智者特性的宗教人物，主要承担着为红尘痴迷者指点迷津的任 ...

哈哈，你不能整成一篇文章吗

红尘的渡口

行者无敌 发表于 2013-1-30 22:26
哈哈，你不能整成一篇文章吗

   好啊。您要不帮个忙？

红尘的渡口

                                   孕育宗教唯美  传承文学新典
                                      
    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吴光正教授告诉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是古代的词章、考据、辞章。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讲，文学观念在变化，江山代有才人出，人间正道是沧桑。文学的外延在不断地缩小，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的文学观点众说纷纭，媒体、市场、社会价值的综合作用下，很难产出经典的作品，但在一定的环境，在适当的条件下，真正的文学精神一定会迸发出更绚丽光彩，孕育出真正的经典。
    目前吴教授正在承担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二十世纪古代文学通志》（承担40万字的撰写任务）和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的撰写和定稿任务。2010年12月10日，吴教授在武汉大学青年联合会“青年讲坛”第一期第一讲成功的举办，对人性的把握，注重美感的超越学问，用人生的心性不为功利地用情做学问，势必成为今后中国文学的方向。
    “意识的真相和我们所描写的东西相差甚远。”探寻出中国文学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明清章回小说的艺术构思和哲理表达的独特民族韵味的叙事传统，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
一、宗教描写的超逸品格与世俗存现宗教的超逸品格
    一些宗教人物的实际生活状态创作，显得相当功利与现实。因此，艺术构思设计相对空灵与理想，宗教描写的超逸品格和世俗存在几乎同时存在于相关的小说之中。借用“神道设教”概念来描述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特性，营造象征性情节、人物和象征性意象，并据以提升小说的哲学品位。清理解读明清章回小说的门径，有助于探寻中国文学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于是特定条件下的经典文学精神应运而生。
    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描写的叙事功能呈现一个“作者以为然而读者未必然”的接受逻辑需要申述，涉及到两类宗教现象：一为超现实的宗教现象和宗教神灵，如《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降凡和九天玄女下天书，《西游记》中的佛道神灵及其对西天取经的操控，《红楼梦》中的青埂峰、太虚幻境以及活跃于其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警幻仙姑，《儒林外史》中的“贯锁犯文昌”以及文昌帝君以“君子果行以育德”托梦虞府。二为现实世界的僧道或术士（甚至包括渔樵隐逸）及其宗教活动，如《水浒传》中的罗真人智真长老，《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与出家后的甄士隐，《西游记》中的乌巢禅师，《金瓶梅词话》中的吴神仙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救赎活动，尤其是他们对世俗大众的点拨和警示。
    以《金瓶梅词话》为例，该书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智者特性的宗教人物，主要承担着为红尘痴迷者指点迷津的任务，所以他们在作品中出现时往往超越了种种凡俗特性，显得特别超逸。吴神仙是一个“拄杖两头挑日月，葫芦一个隐山川”的高道形象，具有脱俗的相貌，具有超群的预测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吴神仙能够超然于功名利禄之外，“常施药救人，不爱世财，随时住世”，先后两次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却拒收西门庆的银钱。像吴神仙这样超逸的宗教人物，我们在《金瓶梅词话》中还可以找到不少，如黄真人、吴道官、潘道士、胡僧、普静禅师等。与上述高道高僧相比，《金瓶梅词话》中的另一类人物则显得非常猥琐、非常世俗乃至利欲熏心、无所不为，与宗教的出世精神背道而驰。王姑子和薛姑子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吴神仙们出现在西门庆及其家人面前，并不是希图西门庆的钱财，而是体现着宗教的慈悲情怀和救世热忱，流露出作者的总体构思；而王姑子们则是作者用来展示宗教生活的实际存在方式，并以此来勾连西门庆一家世俗生活的片段。
二、宗教描写与小说的艺术构思
     明清章回小说作家运用宗教手段进行艺术构思时，不仅成功地将有关素材组织在一个较为宏大的叙述框架中，而且通过作为叙事权威的宗教人物成功地将有关人物的命运、情节走向和创作意图传达给读者，使得中国小说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即作者将一切结果都预先暗示或直接告诉给了读者，而此后的所有情节都是对这些暗示的形象展现。
    《儒林外史》利用道教星君降凡神话来认定文人的神界身份，通过文昌帝君托梦来说明维持文运的准则，祭泰伯祠则是降凡星君的大聚会，是维持文运的高峰体验，幽榜通过星君的再一次集体登场，更是对尘世苦难的一种安慰与最后交代。再以《西游记》为例，佛教心性考验构成了西天取经的主要内容，“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成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指导思想，“宗教考验”无疑是《西游记》叙事框架的核心。尽管西天取经起因于佛祖如来的救世苦心，但唐僧等五众的艰苦跋涉却导源于宗教救赎：唐太宗选派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是为自己赎罪从而使江山永固，唐僧之转世投胎也是为自己赎罪而证果。观世音委任孙悟空等作为唐僧取经的助手，也是因为他们犯下了罪孽需要进行自我救赎。显然，“宗教救赎”是《西游记》叙事框架的辅助动力。考验与赎罪营造了《西游记》纵横捭阖的叙事时空，而道教的命功修炼则支配着《西游记》具体场景、具体情节、具体人物的设计，并使之成为宗教考验与宗教救赎的具体关目：道教的纯阳理论使得唐僧面临着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双重威胁，道教的洞天福地学说和服食理论营造了妖魔的生活场景，道教的丹道理论影响了唐僧弟子与妖魔的斗法，道教的五行理论支配了取经五众的人际关系。
    配合用以传达创作意图的叙事权威，应该充分注意到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为叙事权威的多重组合。在《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中，石头、神瑛侍者、通灵玉、贾宝玉、空空道人、情僧都约等于曹雪芹本人，都是曹雪芹在作品中的化身，这一干人物与神道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就是作者在以演双簧的方式传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又如《西游记》中，如来佛对整个西天取经作了全方位的设计并通过观世音加以实施，乌巢禅师传授给唐僧《心经》确定了西天取经的指导思想，那些不断给取经队伍设置障碍的神灵常常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如来佛和观世音的意图，那些不断给取经队伍提供帮助的神灵也常常表达出心性修炼的理念，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也不断地从心性修炼的角度对唐僧的磨难进行阐释。可见，这些佛道神灵的言论实际上成了作品的权威叙事，是以神道设教的方式传达着作者的创作意图。
    其二为叙事权威的多重身份。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往往兼具包括叙事权威在内的多重身份。如典型理论引进中国后，学术界一直认为孙悟空是《西游记》的第一主人公，理由是：“真经全靠美猴王的金箍棒”。从宗教的角度，作者特意安排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不断点化唐僧，并引导时时口念《心经》的唐僧领悟《心经》精髓，直到唐僧经受了磨难才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同时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或采用向猪八戒等人叙说的方式，说明唐僧遭受磨难的因缘。审视孙悟空，我们就会发现，孙悟空的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孙悟空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还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任务，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这三重身份又都是从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的，这些功能就使得孙悟空成了一个全能全知的权威叙事者。可见，我们在分析承担叙事功能的人物时一定要对他的身份多作辨析，否则就会将不同的信息搅混在一起，影响对作者命意和文本意蕴的解读。
    其三为权威叙事的反复点染。明清小说的宗教描写呈普遍特性。如《红楼梦》中，通过跛足道人唱《好了歌》来宣示自己的创作意图，通过甄士隐作《好了歌解》来细化自己的创作意图。《西游记》中，乌巢禅师送给唐僧《心经》实际上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唐僧听完《心经》后作的那一首偈语则是对作者意图的通俗表达。《水浒传》的作者通过九天玄女教导宋江传达了“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创作意图，又通过宋江在菊花会上酣唱《满江红》，将这一创作意图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

红尘的渡口

三、宗教描写与小说的哲理表达
    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常常借助象征性的情节来表达宗教理论和人生哲理。在《西游记》、《吕祖全传》这一类比较特殊的小说中，象征性情节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框架。唐僧战胜“八十一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唐僧修心炼性的心路历程，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一宗教哲理的象征性表达。吕洞宾所做的黄粱梦是一种象征，宣扬的是人生如梦的宗教哲理；吕洞宾证道成仙的过程也是一种象征，暗示着全真教的内丹修炼：吕洞宾出生至黄粱梦醒象征着一个小周天的结束，黄粱梦醒至金重山考验结束象征着一个大周天的结束。为了达到这一象征目的，小说作者汪象旭不惜篡改已经定型的吕洞宾出生传说；为了让读者悟出个中玄妙，汪象旭还煞费苦心地对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加以圈圈点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象征性情节一般出现于一些局部性的情节框架中，用以表达某些特殊的宗教理论和人生哲理。比如，道教尚“阳”，常将“养羊”象征为“养阳”，而“养羊”便成了《韩湘子全传》中经常出现的象征性情节：仙羊跑到寿宴上为韩愈祝寿的情节实际上就是内丹修炼中运药冲关的象征，韩湘子用以开导韩愈的《养羊歌》实际上就是内丹道的《养阳歌》，韩湘子指责韩愈妻子偷吃了前来祝寿的仙羊实际上是在指责女色是盗吃元阳的狼。再如，在道教典籍中，“牛儿”常用来象征难以收束的“心性”，“牧牛”常用来象征“心性的修炼”，这也是《韩湘子全传》中经常出现的象征性情节：第七回，钟离权、吕洞宾为了考验韩湘子，曾让骑牛牧童暗示韩湘子：“牛儿呼吼发颠狂，鼻内穿绳要酌量。或是些儿松放了，尘迷欲障走元阳。”第二十七回，沐木真人让韩愈按子午卯酉喂养一头牛，当这头牛“癫狂不伏拘管”时，韩愈还遵嘱用慧剑砍下了它的脑袋。结果“头随剑落，忽腾腾一腔白气冲上天门，惊动玉帝，”牛儿于是成仙。沐木真人向韩愈解释道：“牛之性，犹人之性。一变至道，有恁成不仙来？”由此可见，“牧牛”实际上就是指内丹道的“修心炼性”，“慧剑”实际上就是内丹道典籍中经常提到的炼心之剑即“心剑”。“牧牛”和“养羊”这类情节尽管传达的是纯粹的宗教理念，但这种生命伦理却经常和作家的人生体验产生共鸣，促使作家将这种生命伦理深化为人生哲理。
    明清章回小说作家总是喜欢用象征手法把那些充当叙事权威的神灵、僧道、江湖术士、隐士、渔翁和樵夫塑造成智者、哲人。如在《飞剑记》、《八仙出处东游记》中，吕洞宾总是幻形为风魔道人、乞丐、醉鬼、渔翁来到人间，试图度人成仙。他以上述奇异形象完成了“自我放逐”，使世人自动疏离了自己，又使自己疏离了世俗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对世风有着深刻的认识：“人心不可测，对面九疑山。”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让那些与神仙失之交臂的俗人在惋惜、悔恨之余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冷眼观世风的文化哲人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用种种象征手段度脱世人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明清章回小说家还经常营造一系列象征性的对立意象来传达宗教伦理和人生哲理。当这些意象和宗教信仰相联系时，它们主要体现为作家对此岸与彼岸、有限与无限、束缚与自由的思考，这些旨在宣扬宗教生命伦理的自然意象和历史意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作家表达人生体验的符码。《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好了歌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这些意象和世俗感悟相联系时，它们主要体现为作家对江湖与庙堂、出世与入世、永恒与虚无的思考，是作家对人生终极价值的一种拷问，也是作家对世俗目标的一种质疑。《三国演义》的开篇曲辞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无论是哪一类意象，我们都能够从中感悟到一种通脱的人生智慧和一种浓郁的哲学韵味。
    宗教话语系统也为明清章回小说宗教哲理的表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比如《西游记》，作者将宣扬丹道理论的回目、回前诗和回后诗安排到相关情节中，便在回目、回前诗、回后诗和情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隐喻关系。第三十七回和第三十八回的回目分别为《鬼王夜谒唐三藏，悟空神化引婴儿》、《婴儿问母知邪正，金木参玄见假真》，回目中的名词既是丹道术语又指称小说中的具体人物：“玄”指乌鸡国国王，“婴儿”指国王的儿子，“母”指皇后，“金”和“木”分别代表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既概括故事情节又宣扬丹道理论的回目就给人一种象征的韵味。第八十三回：孙悟空发现了老鼠精的来历，上天告发李天王，玉帝派李天王将老鼠精捉回上天治罪；作者给这一回设置了一个宣扬丹道修炼原理的回目——《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这样就使得整个情节带有哲理韵味。
    借助宗教观照尘世，品味尘世，排遣情怀，从宗教的出世精神中找到一种处理苦难人生的智慧。比如，按照政治神话的叙事逻辑，获得天书的宋江改邪归正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于国于家都应该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按照谪降神话的叙事逻辑，天罡地煞们降凡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尘世历劫受难，招安后的梁山好汉必定要从悲剧中回归神界。道教的谪降神话消解了儒教的政治神话，传达的是民间社会的一种宿命情结。但是，这种宿命情结却包含着作者对历史悲剧的体认，闪烁着见机而退的睿智，这就透过宗教情怀拥有了一种处理人生的通达态度。又如，佛、道二教的心性修炼理论决定了《西游记》情节架构的逻辑走向和整部作品的基本命意，《西游记》中的世俗内容和宗教内涵不仅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这两个特性奠定了《西游记》的哲学品位；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对《西游记》的核心命题——心性修炼和世俗化特质有个辩证的认识，既不要把《西游记》看成是宗教小说，也不要把《西游记》看成是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反映，而要把《西游记》看成是人生哲理的经典表述。
四、宗教叙事与小说的还原解读
    上述研究表明，明清章回小说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话的叙事手段和修辞手段来进行艺术构思和修辞编码，因此，掌握了这些手段就等于了解了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和叙事技巧。对这些宗教叙事手段进行清理，有助于我们对小说文本、成书过程和版本变迁进行还原解读，有助于我们反思现行研究模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文化建构的视野下，明清章回小说的文本解读彰显的并不是“明清小说产生的时代”，而是“阅读明清小说的时代”。有鉴于此，不少学者曾孜孜不倦地倡导经典小说的还原批评。如果我们认识到明清章回小说的宗教描写是作家叙事的一种常规手段的话，我们就找到了还原解读小说文本的一大捷径。从宗教叙事的角度来看，性命双修理论支配了《西游记》的整体艺术构思，尤其是《西游记》的整体情节框架。大闹天宫表现了孙悟空命功修炼的成功和性功修炼的失败：尽管作者一再用标题、诗词营造了心性修持的氛围，尽管须菩提祖师给石猴取了个性命双修的姓名，但是孙悟空的性功修炼是很失败的。须菩提祖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一再告诫孙悟空：“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孙悟空一回到花果山便开始了造反的历程，仙界领袖曾试图采用招安的方式来收束他的心性，玉帝在齐天大圣府设置安静司、宁神司也是希望他能够从此修心炼性，佛道联手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也突出了“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的修性理念。在取经缘起中，唐僧以“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来回答众僧对取经成功的怀疑，从而确定了心性修炼的基调。西天取经一开始，作者就重点描写唐僧战胜神道设置的一次次考验，孙悟空等妖怪也由“道”入“释”开始了他们的心性修炼；作者还援引大量道教丹道名词、改造大量道教心性修炼理论来阐释唐僧的心性修持，这表明道教和佛教的心性修炼在西天取经中已经融合为一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大闹天宫、取经缘起、西天取经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有机体，并不存在着什么矛盾关系和转化关系。
    正视明清章回小说成书的复杂特性，穿梭宗教叙事，在小说中表达统一的叙事意图，利用传统道教的谪降神话和儒家的政治神话搭建完整的叙事架构，有助于我们辨析经典作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所蕴育的当代文学精神激流迸发的绚丽光彩，真正产出各种张力的特性演变。除了对经典的辨析思考似乎还欠缺对人们意识转变的回抠，《水浒传》的素材是经过几百年的民间说唱和戏剧演出积累而成的，作者如果以往采取统一的叙事架构，在某些素材的独特整合中难以调和人性的冲突。这在处理梁山寨主宋江和晁盖的关系上、处理梁山好汉的“魔君”属性和“星君”属性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叙事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用来表达艺术构思的一种手段。通过宗教描写表达出了强烈的禁欲思想和果报思想。大量的回前诗和回后诗对世俗欲望的描写，甚至对那些伤风败俗的纵欲者有着深深的同情。这些现象或者说冲突，从文本层面是无法获得有效的解释的，用创作者处理长篇小说时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来解释这种现象也显得很牵强。所有这些矛盾现象只能从《金瓶梅词话》的生成语境中去寻找：说唱文学面向市场，既要传达社会道德理性，又要满足听众对世俗欲望的需求。当《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试图运用宗教描写来传达自己的艺术构思时，他确实赋予宗教人物以超逸的品格，他确实传达出强烈的宗教思想。同时，小说也继承了说唱文学的世俗品格，即对宗教人物的强烈批判和辛辣讽刺，从而导致了《金瓶梅词话》在宗教描写上的内在冲突。我们对这类经由民间说唱最后由文人加工整理而成的小说进行总体把握时，应该从成书过程的复杂特性着眼，梳理各种属性的演变轨迹，关注各种属性的文体规范，方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清理、比对各类宗教叙事手段的各种论战，如果我们承认各种版本之间的宗教叙事差异来确定版本的变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构思模型，把握原作者的宗教叙事手段，通过辨析宗教叙事在各种版本中的传承和变异用现代价值观念传达原型，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基本元素，达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情之理解”，准确地挖掘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内在精神。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红尘的渡口

   大家晚安！

无才浪子

红尘的渡口 发表于 2013-1-27 22:15
“意识的真相和我们所描写的东西相差甚远。”探寻出中国文学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明清章回小说的艺术构 ...

还是红尘学问高，猎涉面广，佩服！

红尘的渡口

无才浪子 发表于 2013-1-31 10:47
还是红尘学问高，猎涉面广，佩服！

   谢您的赞美。

红尘的渡口

韩林子 发表于 2013-1-28 09:23
这几天红尘辛苦了

     有韩林子赏帖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