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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下午，秭归带工头周阅和他带领的41个农民工拿到了63万元工资。
工地停工四天，这批农民工的工资一直未结清。就在一天前，他和工人们聚集在发展大道，试图用拦车的方式来解决工资问题。能顺利拿到钱，是否是这一不太和谐的方式取得的成效，周阅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很明显，无论是讨薪者还是企业，都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解决“讨薪难题”的唯一答案。 拦车讨薪 2月1日上午9点，阴天，周阅站在发展大道“梅岭一号”建筑工地的门前，不停地打着电话。身后，站着几十个农民工。 年关将近，几天前工地就已经放假停工。这群没有活干的农民工等候在项目部门前，眼巴巴看着远处的公路，等待着劳务公司发放工资款。作为木工班的带工头，周阅手下有41个工人，和他一样，都来自秭归沙镇溪。 周阅的钱包里夹着一张欠条，“今欠工人工资款陆拾叁万元”。落款喻忠。有欠条，但能不能拿到钱，周阅心里没有底。 喻忠是劳务公司在这个项目工地的负责人，周阅打电话时，他已经跑了宜昌城区的几家银行取钱。“他说，银行现在取不出那么多现金。”周阅挂了电话后，周围的工人情绪开始激动，“不行，今天一定要把钱发给我们。” 四天前，工地就无活可干，周阅说，领不到工资回家，他没办法给这些工人交待。有工人抱怨说，工地停工了，连食堂也关了门。这个工地周边也没什么餐馆，“都要自己在外面买吃的，我昨天就吃了两个馒头。” 1月31日，几十名等不及的工人在发展大道上拦截过往车辆，有司机报警。“政府和民警都来了，协调开发单位、建筑公司和劳务公司开会，要保证给工人的钱发到位。” 在周阅的讨薪队伍旁边，还有另外一群该项目的建筑工人，同样也是来结工资的。但两个队伍间保持着距离，他们都希望先给自己这边结清款项。 敏感年关 年关将至，讨薪，似乎成了这个特殊时段的敏感词汇。这天上午，某区基层的劳动监察单位挤满了前来投诉的农民工。 该区劳动监察基层单位的科员黄新(化名)无奈地告诉说，“每年学生开学时和春节前，就是讨薪事件的高发期。”上个月，他们刚刚处理完一起酒店员工讨薪事件，“前后跑了十多趟”。 而每年的这个时间，各级劳动监察部门都会召集辖区内的单位开会，“重点是建筑、服务行业，叮嘱一定不能拖欠工人工资”。叮嘱归叮嘱，但连参与会议的建筑企业老总都知道，要保证绝对不会发生讨薪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周阅这一批讨薪的农民工人群身后，是被堵在“梅岭一号”项目部内的开发单位工作人员，他们也在等喻忠取钱回来。中午11点，等得不耐烦的工人阻止办公室的人端着碗出去吃饭。“我们没地方吃饭，你们也不能吃。” 这让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争执，最后各自被劝住。开发单位的一名负责人解释，问题出在劳务公司身上，“我们的工程进度款都是按月发放给他们，现在工人回不了家，却让我们出面来处理。”办公室里，同样有人不断地给取钱的喻忠打电话，询问到底钱取不取得出来。 讨薪的工人挤在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取出来了吗?我的钱什么时候发。”旁边有人嗤笑，“你才几个钱，急什么。” 行业规则 在周阅看来，他和其他农民工这几天的讨薪举动，是迫于无奈。“在这里没吃没钱挣，谁愿意大冷天在路上站着。” 但喻忠显然不是这样想，作为劳务公司在这个工地的负责人，他这一天上午，跑了好多家银行，只取出了37万元现金，“你知道银行现在取现金有多难?排队都排了好几个小时。”他一肚子怨气，拿出周阅给他写的承诺书，“当初我们说得清楚，按工程进度结账，你现在发不出工资，我还给你垫钱。” 这是建筑行业的普遍规则，工程发包单位按照工程进度给劳务公司结账，劳务公司同样给带工头按比例结账，同时，劳务公司和带工头都要支付一定比例的工程保证金。 但干活的农民工不管这么多，他们认为，我干一天的活就得给一天的工资，天经地义。这意味着，在年底结账时，作为带工头的周阅，有可能在自己拿不到钱的情况下，要先给工人垫资。如果他垫不出钱，有的工人就拿不到工资。 “保证金是必须的。”喻忠说，钱发了，如果工程没有通过验收，工人们一哄而散，他们根本就没有了约束手段。 “不签承诺书，他们连生活费都不给。”周阅连喊冤枉，他说自己带着40多个人来工地，“都是老乡，我要对他们负责。” 在开发单位在场的情况下，周阅和另外一个带工头和喻忠谈着这笔钱分配的问题。虽然喻忠答应剩下的钱转账，但现金依然不够，给谁多谁少，都是几方关注的问题。 门口挤满了工人，眼也不眨地看着他们谈判，“凭什么给他们班组分的多。”两方的工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要把在场工人的工资全部发完，还有15万元的缺口，喻忠和双方的带工头都表示，垫不起这笔钱。 接近下午1点，看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开发单位天实置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拍了桌子，“这笔钱我们先借支，周阅你给劳务公司打欠条，劳务公司给我们打条子。” 讨薪“怪圈” 下午1点，周阅和另外一个包工头一步不离地陪着喻忠，在小溪塔一家银行转账。见到钱已经到位，聚集在工地的几十个农民工大声喊了一嗓子，“吃饭了买车票回家喽。” 他们是发自心底的高兴。讨薪工人小王说，听说结不到工资，妻子在老家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拿不到钱，怎么能回去嘛。” 就在周阅和他的队伍欢呼雀跃的同时，另一个建筑队的带工头张新泉也在猇亭不停的打电话。他的运气显然不如周阅，“老总电话现在已经打不通了，我等了1个多月，现在工人找我催工资，我啷个拿得出钱来嘛。” 张新泉说看到过电视上播“讨薪跳骑马舞”的新闻，“我也想了，要不也去跳一次，不然完全没得法。”这种做法有没有效果，他自己心里也没底，“碰到那种完全不负责的企业，跳什么都没得办法。” “这是一个怪圈。”梅岭一号项目的开发商、宜昌天实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严诚说，“建筑行业缺乏互信机制，导致农民工不得不变换着各种花样来讨薪。” 严诚认为，农民工对企业没有信任感、企业签订的合同缺乏人性化，是讨薪事件频繁发生、政府监管疲于奔命的根本原因。 “如果劳务公司充分考虑到农民工春节返乡的情况，早一点准备资金，当初在签订劳务合同时支付的工资比例高一些，同时，农民工对企业有一定的归属感，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说，这件事也给了开发单位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今后，我们将定期核查劳务公司给农民工发放工资的情况。” | 
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 2013-2-3 13: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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