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相伯：教育是传承古今，教育是唤醒中国

林深数树

读马相伯：教育是传承古今，教育是唤醒中国

林子主打常识，也是最基本的理性精神了。
比如中国梦做梦中国是没有错的；可喊醒同胞唤醒中国也是没有错的。
再如唐宋的教育和文化，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明清的，也是；中华民国的，也是……他们的都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
当然不敢说是日久弥新；可总是根，总是本，总是源头了。
再再说，我喜欢红楼梦那句题大观园匾额的话，翻新何如袭旧。为什么，袭旧靠得住，那些翻新还不知是什么。所以不讲根本，不讲承传，不讲溯源顺流，还不说存亡继绝，一味的什么创新真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生命不会是没有基因的，文化亦不会是没有遗传的。我们真理教炒作革命和创新是太过分了！
一听有人说民国的课本好，有的人痛心疾首，像人家动了他的祖坟，挖了他的心肝，拼命为愚昧，为迷信，为真理教辩护。要大张鞑伐民国教育和民国课本了。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许多红色的祖宗也是接受的民国教育，毛刘周，或者陈林邓，甚至作家里的鲁郭茅巴老曹（除鲁迅）也都是民国教育出来的。
所以读一读马相伯，读一读民国教育人物，没有坏处。

林深数树

语录
”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士。
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惟以文化为己任。
中国民族如果要救亡图存，发挥广大，一定要设法培养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
以树通国之模范，庶使教中可用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用学问迎受真光。
唯国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国现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

林深数树

马相伯生平
马相伯（一八四○—一九三九年）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徒人。一八六二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一八六九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学院。一九○五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一九○七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马相伯在流亡途中重病，寿终越南谅山。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劭力子为其弟子。

林深数树

如今的徐家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是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旁，有那么几栋独树一帜的古老建筑——以水磨红砖为墙的徐汇中学，保留了欧式洋房建筑风格的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即将被改建为博物馆的天文台旧址——让偶尔路过此地的人们，愿意放缓行色匆匆的脚步，揣度这来自19世纪的岁月风华。
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曾经留下了一位百岁老人大半辈子的足迹。他12岁时只身来到红砖楼里的依纳爵公学求学，而立之年在耶稣会的欧式洋房里成为神父，60岁时在天文台的旧址上办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
他培养出了无数赫赫有名的学生，蔡元培、李叔同、于右任……但他自己的名字却不广为人知——马相伯。

林深数树

中西结合的梦想之路
他总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传统，汲取两者之精髓、融合两者之长处，但却始终没能调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天主教世家。他父亲弃儒经商，兼为中医，在马相伯5岁时就把他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或许是冲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偏爱，马相伯在12岁时走出私塾，背着父母只身来到上海，投入了一所耶稣会学校。这一读，就是整整19年。
从私塾走出来的懵懂少年，到耶稣会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在而立之年以“特优”的成绩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马相伯成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通才”。他精通八门语言，痴迷数学哲学，通晓天文物理。马相伯不出国门，便深谙西学，同时中文根底深厚，是当时朝廷幕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马相伯走得并不如意。他一心“为中国”的态度，被耶稣会认为有“排外”之嫌；而他推崇西方民主人权的思想，又被国人认为是“排内”。当代历史学家朱维铮写道：“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
随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马相伯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在马相伯的耳顺之年，他投身教育，办起了大学。
1900年，马相伯“毁家兴学”，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3000亩田产捐给了耶稣会，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办学，并立下字据：“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然而，耶稣会只对捐款有意，却对办学无心，马相伯想办的“中西大学堂”成了一纸空文。
直到1902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寒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位于徐家汇土山湾处的马相伯家中，跟他学习拉丁文。一段时日以后，蔡元培陆续介绍来了一批学生，也有越来越多人前来叩门求教，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炎培、胡敦复、劭力子等，还组建了一个译社。当时恰逢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因不满清政府的管制而集体退学，在此情形下，蔡元培邀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与马相伯当时的心愿不谋而合，他欣然允诺。1903年3月，学院开始招生，取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
虽然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从不强迫学生信教，坚持“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除此之外，马相伯所提倡的“学生自治制”管理模式也与耶稣会的办学理念大相径庭。1905年，耶稣会想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使其“无病而入病院”，同时改组震旦，变成一所完全由教会控制的法国化大学。
耶稣会的这一行径使得震旦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他们决议全体退学，宁可另立门户，也不委屈求学。这次“震旦学潮”后，学生们推了于右任、劭力子等7个学生代表，找到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想读书。”这句话，让这个身高一米八零的老汉在学生面前掉下了眼泪。
那时的马相伯已经囊空如洗，但为了信守捐献家产时“自献之后、永无反悔”的承诺，也为了脱离耶稣会的控制，真正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他费尽周折，向社会募捐，在经费、师资都非常匮乏的情况下，于1905年办起了“复旦公学”。新校名“复旦”内蕴恢复震旦、振兴中华这两层含义。这也便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了。
正因为复旦的成立得益于社会资本的赞助，它在新式官僚的控制下日益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的大背景下，学生们纷纷弃文从商，转投学习英语、经济、技术等实用专业。据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介绍，自1917年复旦成立商科以后，1920年商科学生人数已经占到2/3，只有不到1/3的学生愿意学习文理。在马相伯看来，复旦已经离他心目中的高等学府越来越远。
虽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震旦和复旦，但马相伯从未放弃在中国建立一所理想大学的希望。他酝酿许久，想仿照法兰西科学研究院的形式，建立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取名“函夏考文苑”，但最终胎死腹中。
纵观马相伯的办学历程，从震旦到复旦，再到流产了的函夏考文苑，他总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传统，汲取两者之精髓、融合两者之长处，但却始终没能调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马相伯对于高等学府的一切理想，最终都成为了泡影。

林深数树

全人教育“乌托邦”
与当初一般创办教育者的急功近利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马相伯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德行高尚、学问渊博的人才，而不应只满足于教授知识与技能。
一直以来，马相伯所追求的都是“中西融通、古今汇合”的教育理念，其目的是全人，尤其是在理智方面的成熟与智慧。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德行高尚、学问渊博的人才，而不应只满足于教授知识与技能。
加拿大教育学者许美德精辟地指出，“马相伯与当初一般创办教育者的急功近利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希望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天主教教育理念结合起来，为伦理和精神堕落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与生命，从而复兴中华名族。”
在马相伯看来，现代的中国大学要在哲学、人文以及科学方面齐头并进。他融合了自己在私塾和耶稣会所接受的教育，融会贯通地建立了一套新的课程体系，也由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大学学科的奠基人。马相伯把他对课程体系的理解与改革都体现在《震旦学院章程》中，他将课程分为两大类，文学与质学（即科学），每一类中又分主课与附课。整个课程体系涵盖领域极广，从拉丁文、希腊文，到财政学、公法，从数学、物理学，到园艺、绘画、歌咏。
归根结底，这与马相伯接受了近20年的耶稣会所倡导的“全人教育”（All-round Education）密不可分。耶稣会是西班牙公爵罗耀拉·圣依纳爵在1534年于巴黎创立的，崇尚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教育，尊重人本身，以培养完善的人。
该会早期古典文学家詹姆斯·庞塔那就宣称，“人文学科的学习是训练一个完善的人，自然科学知识培养专家而已。”在当时，许多国家和教廷政要都出自于耶稣会学校。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哲学大儒笛卡尔以及其他许多科学泰斗都受到了耶稣会学校的栽培。
遵循这一原则，马相伯在所有的课程中也最看重语言、哲学和数学。他认为，要了解西方的话，必须从拉丁文学起。而哲学思潮，尤其是西方的哲学思潮，除了具有启蒙功能外，还可以帮助“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因此，他亲自编撰拉丁文教材《拉丁文通》、语言学理论《马氏文通》和哲学教材《致知浅说》，为学生教授哲学、拉丁文、法文、数学等课程，将中西人文思想融汇其中。
然而，这一套现在看起来极具价值的课程体系，却并不符合20世纪初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马相伯没有意识到，那时候的教育开始变得功利化、实用化和技术化了，学生们想学的是英语、商科与技术，富国强兵、经世致用，而他还坚持着当时文艺复兴留下来的人文传统，古典、艺术和哲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李天纲说，“现在我们又重新开始重视人文教育，提倡通识教育，其实就是在反思过去我们的教育究竟缺失了什么。整整一百年的国民教育，造成的其实是‘人’的缺失。”

林深数树

学生自治
他希望学生能够手脑并用，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从而提高原创力。
在校务行政上，马相伯实行“学生自治制”，由学生们推选一些代表以委员会的方式参与学校行政管理，进行自主管理。他强调，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办学必须独立自主。而从震旦到复旦的转变，也昭示出一旦学生的自治权利遭到破坏，马相伯就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学生的这一边。这种“我的学校我做主”的良好氛围，也使学生们在学校所学的管理和领导知识在日后能够应用于社会生活。
这种“开宗明义、力求自主”的治校风气，对近现代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相伯的学生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文理沟通、造就具备完备人格的学生的教育理念，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相伯的影响。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也被写入了复旦校歌，为世世代代的复旦人所传诵。
同时，马相伯也恪守“有教无类”的原则。只要是愿意来求学的学生，不分贵贱、不论年龄、不谈背景，他都全部收入门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于右任，当时他因为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上海，马相伯免其学费让他留下，还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是马相伯提出的三条办学宗旨。换言之，他认为科学和人文两者皆不可偏废。
强调崇尚科学的重要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是毋庸置疑的。马相伯曾说，“立国于20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发达，始足以自存。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之落后。”与此同时，如果不注重人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与修养，那么“科学意识”就会变成“科学主义”，沦为了社会的工具。“举国倡言科学，无良心！无宗教！只有科学而已！”
于右任曾用“尚自治，导门径，重演讲，习兵操”来形容震旦的四大特色，其中所提到的演讲训练更是每周日由马相伯亲自带领。“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而“重演讲”的风气已然成为了复旦的传统。
现如今，“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这个问题常常被教育界人士提及，而马相伯早在那个年代，就指出了长期以来的经学教育对中国学生的遗毒。“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尤其懒于思想”、“只重记忆，只知依样葫芦，等于只知贩卖，不愿创造”。他推崇在教学中采用“提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法，反对只停留于文字表面的训诲或者教条式的灌输，注重研究与实验，希望学生能够手脑并用，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从而提高原创力。
又到一年清明时，复旦大学志德书院的学生，来到位于宋庆龄陵园内的马相伯墓祭扫。墓碑上，“爱国老人”四个字概括了先生“一老南天身是史”的百年荣哀。
临终前，马相伯曾在与胡愈之的一次交谈中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也恰在复旦百年诞辰之际，全校开始实行“通识教育”，去践行老校长当年未能实现的教育理想。而以“志德”（马相伯原名）命名的书院，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在忧患中度过一生的老人。

剑气如虹

我没读过马相如，但我看过民国教材，那确实有底蕴、有文化、有味道！

林深数树

他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人文教育
马相伯的教育理念对今天的办学者有怎样的启迪？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李天纲和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
笔者：您觉得马相伯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李天纲：马相伯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可惜在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办法实现。他自己在耶稣会接受了近20年的完整教育，知识很全面，本事也很多元。我们现在叫通识教育，那时候耶稣会叫全人教育，和中国古代的博雅教育也是相通的，琴棋书画、文体全能，它的核心是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强调对人本身的发展。他希望可以培养有修养的、幸福的、善于待人接物、懂得处世为人的人，不仅仅是有学问、有技能。
马相伯是个有民族情感的人，但不是民族主义者。在那个动荡的社会，马相伯对社会国家关注，但更重视对人本身的发展。他内心一直有“教育救国”的想法，但他更知道，教育是对人全面的培养，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
钱益民：我觉得马相伯最核心的教育理念是“有教无类”，对人才的规格不加约束。不管你身上有没有政治烙印，有没有钱，多大年纪，只要你愿意学就教你。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种所谓的“有教无类”了，忽视了付学费接受教育其实是学生的一种权利。
马相伯真正理想的大学其实是函夏考文苑，但是没有办起来。这个理想里面最重要的是对“修养”的强调。他办学宗旨里面有一条是“注重文艺”，这个文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狭隘的文艺知识，而是中西广博的人文修养。
笔者：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对当下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启发？如何看待他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延续？
李天纲：马相伯是非常坚持“学生自治”的，他觉得学校就是学生的，不是官员的，甚至也不是老师的。所以当时震旦解散时他那么难受，当时学生想学实用、技术的学科，不想学法语、读文学，他内心不希望这样，但又坚持尊重学生们的意思。反思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很多时候为了满足教育机构的利益，而忽视了受教育者本身的利益。
20世纪的教育是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比如：科技、职业、技术、英语，以及各种各样人文教育所反对的东西。教育变成了“国家机器”，当时的马相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教育“工具化”的问题，全球来看，可能中国表现得最为严重，一味地追求实用、技术、功利，而忽视了对人最基本的生活趣味的培养。如果说马相伯崇尚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教育，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保守的，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又是值得提倡的，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钱益民：马相伯可谓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原点，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蔡元培、梁启超等都是他的学生。“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最早其实就是马相伯在1911年就职北京大学校长时说的。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震旦的课程设置里可以看出他的追求，是培养那个年代难得的学贯中西的“通才”。转而看我们现在的教育，要么一味地西化，学别人的，但是也学不到，要么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这样都是危机四伏的。
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能够理解他当时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要精通多国语言，还要有神学背景，而且他留下的文集并不多，就朱维铮先生编了一本《马相伯集》，和其他大师几十卷的史料比起来真的太少了。而震旦大学的许多史料是法语的，大多在国外，说实话现在的研究做得很不够，无法更多地去还原这位大师更多的精神遗产，真的很遗憾。

林深数树

他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人文教育
马相伯的教育理念对今天的办学者有怎样的启迪？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李天纲和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
笔者：您觉得马相伯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李天纲：马相伯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可惜在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办法实现。他自己在耶稣会接受了近20年的完整教育，知识很全面，本事也很多元。我们现在叫通识教育，那时候耶稣会叫全人教育，和中国古代的博雅教育也是相通的，琴棋书画、文体全能，它的核心是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强调对人本身的发展。他希望可以培养有修养的、幸福的、善于待人接物、懂得处世为人的人，不仅仅是有学问、有技能。
马相伯是个有民族情感的人，但不是民族主义者。在那个动荡的社会，马相伯对社会国家关注，但更重视对人本身的发展。他内心一直有“教育救国”的想法，但他更知道，教育是对人全面的培养，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
钱益民：我觉得马相伯最核心的教育理念是“有教无类”，对人才的规格不加约束。不管你身上有没有政治烙印，有没有钱，多大年纪，只要你愿意学就教你。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种所谓的“有教无类”了，忽视了付学费接受教育其实是学生的一种权利。
马相伯真正理想的大学其实是函夏考文苑，但是没有办起来。这个理想里面最重要的是对“修养”的强调。他办学宗旨里面有一条是“注重文艺”，这个文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狭隘的文艺知识，而是中西广博的人文修养。
笔者：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对当下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启发？如何看待他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延续？
李天纲：马相伯是非常坚持“学生自治”的，他觉得学校就是学生的，不是官员的，甚至也不是老师的。所以当时震旦解散时他那么难受，当时学生想学实用、技术的学科，不想学法语、读文学，他内心不希望这样，但又坚持尊重学生们的意思。反思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很多时候为了满足教育机构的利益，而忽视了受教育者本身的利益。
20世纪的教育是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比如：科技、职业、技术、英语，以及各种各样人文教育所反对的东西。教育变成了“国家机器”，当时的马相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教育“工具化”的问题，全球来看，可能中国表现得最为严重，一味地追求实用、技术、功利，而忽视了对人最基本的生活趣味的培养。如果说马相伯崇尚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教育，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保守的，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又是值得提倡的，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钱益民：马相伯可谓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原点，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蔡元培、梁启超等都是他的学生。“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最早其实就是马相伯在1911年就职北京大学校长时说的。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震旦的课程设置里可以看出他的追求，是培养那个年代难得的学贯中西的“通才”。转而看我们现在的教育，要么一味地西化，学别人的，但是也学不到，要么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这样都是危机四伏的。
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能够理解他当时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要精通多国语言，还要有神学背景，而且他留下的文集并不多，就朱维铮先生编了一本《马相伯集》，和其他大师几十卷的史料比起来真的太少了。而震旦大学的许多史料是法语的，大多在国外，说实话现在的研究做得很不够，无法更多地去还原这位大师更多的精神遗产，真的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