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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红丽清歌 于 2013-6-18 12:08 编辑
放暑假了,女儿一个人在家中,我们每天中午必须回去给她送饭。回家的路上,火红的太阳照在脸上、身上,火辣辣的痛。想起老家的父亲,好久没有和他联系了,不知此时他在忙什么?
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父亲。电话拔通了,“红儿,你吃饭了吗?”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熟悉的声音,时不时还有汽车驶过的声音。我问父亲:“你在哪里做事呢?身边怎么会有汽车的声音?”父亲呵呵地笑了:“我在外面打工呢!”我纳闷:“在哪里打工?又是帮别人修房子吗?”父亲说:“不是修房子,我在修高速公路。”
“修高速高路?这么热的天,您怎么受得了?”想到父亲正在无遮无拦的公路上干活儿,我不禁担心起他的身体。
“没事儿,不用担心我!”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不和你多说了,我还在干活儿呢!端别人的碗,服别人的管。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我只好挂断电话。
回公司上班的时候,阳光依然炙手可热,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戴上墨镜,穿上防晒的长袖衫,依然无法抵挡空气中不断袭来的热浪。虽然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回到有空调的办公室,却还是被晒得满脸通红,心跳加速。想起正在修高速的父亲,我忍不住泪湿双眼。
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特别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十四岁就被迫退学,帮着大人到地里挣工分,回到家还要帮奶奶带孩子。因为爷爷在政治上受到的影响,奶奶在村里也跟着遭殃。每天干的活儿比别人多、比别人累,挣的工分却别人少,还不能有任何怨言。受尽了委屈的奶奶回到家里,孩子们饿得大哭小叫,老人哀声叹气,没有人能帮奶奶分担家务,也没有人能听她倾诉生活的烦恼,她只有朝父亲发火。年幼的父亲虽然也会觉得委屈,面对奶奶的责骂却从来不会有半句顶撞。甚至面对别人“狗崽子、地主崽”之类的谩骂,他把拳头捏着“咯吱”作响,也能把所有的委屈全部吞进肚里。
政策好转后,爷爷平反了,从五七干校出来,恢复了工作和职务,1985年,我们举家搬到县城,在给父亲转户口时,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父亲已经成家,并且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儿子还是超生的)。父亲在城里做了一年的临时工,最终只把我留在了爷爷家,他带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回到了农村。
因为我们一家人的户口已经转走,回到农村的父亲成了“三无”人员:无田、无地、无业。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只能在农忙时帮别人插秧、割稻,农闲时和大姑父一起帮别人盖房子。后来,父亲在粮食加工厂找了份搬运的工作,每月150元的工资,母亲在砖瓦厂打零工,每月也只能挣得几十元。除去一家人的正常开支,每月所剩无几。可就是这样,命运似乎觉得对父亲的磨练还不够,88年夏天,父亲从装满粮食的车上摔下来,腰部受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康复。
1990年,在爷爷的努力下,我们一空终于在农场的园林大队“落户”,父亲在离家很远的山上承包了一片幼桔。护理桔苗是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收入的,却可以种些间作,即在每行桔苗的空地上种些经济作物,如绿豆、黄豆、油菜等。这些经济作物成熟后可以卖钱,到了年底,父亲和母亲每人还有一千多的工资,我们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
记忆中,每年的暑假,总是父母亲最忙碌的日子。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了,来不及做早饭,他们就把头一天晚上剩下的饭用开水泡热,就着咸菜吃,然后就急匆匆赶到桔园里去摘绿豆。一直忙到10点多,他们才挑着满满两担绿豆荚回来吃中饭。吃过午饭,父亲仍然闲不住,还要到菜园里忙活一阵子,直到烈日当空,才回到家里休息。到了下午四点多,又和母亲一起挑着箩筐去地里摘绿豆,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家中。
1994年,父亲在另一块山头承包了几百棵大桔树。第一年的收成就特别好,除去投资的成本和上缴的特产税,还赚了近一万块,还有地里的棉花、油菜、绿豆等作物,那一年家里的收入有一万多。
在父母亲的辛勤努力下,我们的生活开始渐渐好转,父亲也干劲十足,闲不住的他还用我的名义承包了几亩稻田,虽然面积不多,收下的粮食也足够一家人吃了。98年冬天,家里新盖了间大厨房,为了节省人工,除了请些小工,其他活儿都是父亲自己做的,连粉刷墙壁也是自己动手。可能是劳累过度,父亲因胃出血在粉刷墙壁时突然晕倒。为了配合治疗,嗜酒如命的父亲把酒戒了。这件事,我也是那年春节回家后才知道,在之前的电话中,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不曾对我透露过任何消息。
我们姐弟相继走入社会后,父亲肩头的担子不再那么沉重了,我们总是劝他少做点,不要累倒了。可是父亲总是笑着说:“我还年轻呢,六十岁都不到,哪里就能歇下来了?”
父亲就是这样,总是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悄悄改变生活,哪怕再艰难,也不会抱怨命运的不济。政策越来越好了,生活被父亲调理得越来越美好,前几年父亲还在县城一个小区里购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商品房,不论是首付,还是装修,包括每月的房贷,他都没有问我们姐弟要一分钱,他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更幸福。
父亲哦,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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