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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
要说家乡的文化，基本是一片空白，但我还要把它作为一个标题罗列在这里，因为没有文化的乡村，就象失血的产妇，一副病态的苍白。我从心里乞求上苍，现实应该不是这样的。
春节回家总能看到那些熟悉的对联，如“风调雨顺，百业兴旺。”之类，而贴在大门上的门神家家几乎都是一样的，左边贴的是秦叔宝，右边贴的是尉迟恭，一个拿剑，一个持弓，一个擎日，一个托月，可谓日月同辉，光照千秋。这些春联、门神多数是买来的印刷品，有一年好容易看到一户手写的，却大跌眼镜，两边虽然红纸一样长，字却不一样多，一边是七个字而另一边是六个字，没有什么平仄对仗可言。
好在这些年电视快普及了，家家门前屋后架着一口锅，那不是一口普通的锅，而是卫星接收器，城里是受无线电管理局严格管制的，可在农村却大行其道，尤其山区。如果没有它，电视机如同摆设。家乡人厚道，地域观念强，哪里人习惯看哪里的节目，省电视台天天大放送，连篇累牍的广告，不是周杰伦的优乐美奶茶，就是徐熙娣的清扬洗发水，县电视台象江湖术士的道场，不孕不育、性功能障碍的那些挑逗字眼喊个不停，每天晚上老人孩子都在看。我知道，在寂寞的山村，他们需要一点响动，渴望一种声音，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大集体那会儿，还有革命宣传队的文艺演出，还有露天电影。现在只有集镇上偶尔有马戏团式的草台班子，支个大帐篷，外面放两个大喇叭，唱着下流小调，说些污言秽语，而里面是一件件地脱衣服，劲歌劲舞。然后除了赌博，除了说粗话骂娘，除了打女人，除了谁跟谁在草丛里通奸，还有什么呢? 去年我哥哥的儿子结婚，我赶回去喝喜酒，请玄学师择的日子，而拜堂的时间定在未时，也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拜堂之后才能开席，我饿着肚子招待客人。哥哥的同事和世交是学校的老师和相关领导，他们来时放了鞭炮迎接，敬过烟茶便坐下来打麻将，斗地主，什么“全球独钓”“一条龙”“放园子”的专业术语我听不懂。席间，有人说起荤段子助兴，放开了喝酒，大声地猜拳行令。 如今，农村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宗法族系的复兴，大些的家族又兴建了祠堂，续修了家谱。大有向部落制回归的意味。我总感觉，如今农村虽然各干各的相互瓜葛少，但邻里之间并不和睦，并不和谐，常为田边地头一棵树一株苗轻则吵架，重则大打出手。人与人之间比较生分，比较冷漠，人情淡薄。家庭内部真正孝敬父母的不多，真正夫妻恩爱的也不多。有的甚至直接咒骂父母公婆早点死，我的嫂子就在其中。去年听一个乡村医生说，有的老人生病了，后人来请他，名义上是去看病，实则是做给别人看，根本不上心，不舍得花钱，更别指望如何伺候了。
有意思的是，去关帝庙上香朝拜的人还是有的，也有人捧着圣经，三五成群地做礼拜，张口闭口祈祷着万能的主，其实严格意义上讲，那都不是信仰，而是消灾祛病的手段。早些年，还有几个读过私塾的老人，谈不上满腹经纶，却能讲讲纲常伦理，很有点修身、齐家的儒学风范，如今有文化的人不多，即使有几个，只能说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贪欲，他们不信共产主义，也不管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不知道什么是佛教和道教，他们在“发家致富”的感召下，扫荡了传统道德和千年自然形成的生存链，精神生态比自然环境恶化得更快，完全处于信仰空洞和信任危机的境地。
我不明白，转眼间，我那些淳朴敦厚诚实善良的乡邻哪里去了？
5教育
我小的时候，我们村有两所小学，那时候还叫大队，村委会的前身。我上的那所小学离家三里路的样子，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三四十人，五个年级总共一百六七十人，另一所和这规模差不多。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本村人，没有一个是公办身份。我们天天从山路上跑着去上学，有的同学还打着赤脚，冬天很冷，没有袜子穿，教室的窗子没有玻璃，北风呼呼叫，我们在课桌间烧一堆柴火，浓烟滚滚，然后大声地读课文，多半是英雄主义故事。
后来我回去，那所学校倒塌了，砌墙的土坯风化成泥被人就地起了垅种上蔬菜，另一所学校也拆了，然后在村部附近新建一所，好象是上面投入的专项资金，规模没有以前哪一所的一半大，四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没有操场，没有任何体育设施，教室紧邻着马路，路外是稻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分一至四年级，每班人很少，四年级的班，就六个学生。至于五六年级则都要到镇上去读，太远了，全部住校。有心疼儿女经济条件又允许的，去镇上租房子陪读。就是这些六七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在这里接受着新时期的现代教育，他们有的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出门时天还没亮，早晨八点钟上课，经常迟到，中午再跑回家吃饭，晚上摸黑放学，一天大部分时间跑在路上。最匪夷所思的是，学校建好了，却没有厕所，大小便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拖了几个月，后来建了一个，总共六个蹲位，男的四个女的两个。可建好了，上面的领导又迟迟没有时间来验收，没验收，校长禁止使用，老师只好想个权宜之计，男生到教室后檐沟“方便”，女生去邻近的农户家上“茅茨”，有一次哥哥值日，偏巧一学生从“茅茨里解大手”出来被东家的狗咬了，家长找来说理，那个怨恨难以形容。学校里的四个教师，都是中老年男人，基中有我的哥哥，他和校长是高级教师。另外两人是父亲平反后落实政策顶职的，教龄也有二十多年。他们走上课堂是教师，出了学校就是农民。他们吃的是“公家饭”，但老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家家有田有地，都是家里的劳动力，放学回家走在半路就下地了，栽秧割稻、播种锄禾一样不少。 显然，普九教育，免除学杂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的求学之路依然艰难。
县城一中是省重点，曾经出过全省状元，据说升学率一直不错，然而有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几年的大学新生，农村比例正逐年下降，我想家乡也概莫能外。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家乡的自然条件差，但家乡的孩子特别勤奋，特别能吃苦。他们的起跑线上就有体制的障碍。中途辍学打工并非完全出于他们自愿，何况还有人考上大学上不起，绝大多数考不上的，还是要挤进农民工的队伍，然后娶老婆生孩子，催生第三代山民。而他们当初落榜的高考成绩，可能比北京上海进一本二本的还要高呢。
6政治
农村的基层组织保证，是村支部委员会，这是一个老百姓熟悉的机构，准确地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是党的支部一是行政延伸的群团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通常有四五人组成，书记、主任（或书记兼主任）、会计、妇女主任。
在我家乡，没有几人能认识乡一级的领导，还有一些人一生没去过县城，他们最熟悉的，够得着说上话的就是村干部了。
按照国家宪法，村级领导集体由村民选举产生，现在进一步指出，“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而现实是没有几个是由村民直接选出来的，即使去选，也是走过场不算数，他们大多是乡镇领导的亲戚本家，或者沾亲带故。我没听说过家乡的哪个村召开过选举会，换句话说，就是开可能也没几个人去参加。老百姓不关心政治，他们认为反正选不上自己，随他们去糊弄。因此，习惯做法是，每次换届前，村干部悄悄地把选票分发给各自的三亲六戚，五姨八舅，有的至亲要变着法儿填几十张票。可想而知，下一届，原班人马继续当选。
我家所在的那个村，有一年因私分某个款项不公，村委会一班人闹内讧，妇女主任从会计的抽屉里偷出一百多枚私藏的村民印章，公之于众，一片哗然。原来，他们摸索出了高效的办法，私刻一百多户村民的印章，集民意于手心，玩民主于鼓掌，同时，冒领救灾款扶贫款补助款更是得心应手，神不知鬼不觉。
近几年，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又有几缕阳光照在农村，一是红军流散人员补助，一是水区移民补助，一是大病救助，一是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当然，这阳光可不是什么人头上都能照到的，只要你不是那些可以填选票的人，不存在什么应该不应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懒得赘笔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沉重地思索一个问题，那些和我一样或暂时或长期走出家乡的人，不管意志和愿望如何，客观上，他们到底是对家乡做出了贡献还是欠下了罪债呢？他们走了，家乡的山场田亩宽了，争权夺利的人少了，口粮充足了，把有限的资源让给留下来的人，让光秃秃的山坡又长出次生林，植被恢复得很快。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陆续出走，广大农村越来越人烟稀少，缺少生机，一片寥寂。每个播种或收获的季节，只有几个暮年老人踯躅在田间地头，显得那么孤单，那么羸弱。再没有热火朝天欢声笑语的景象，连接各村庄的阡陌小道，长期没有人踩踏，或长草或长刺，或被雨水冲毁，越不走越难走。哪家有个事根本找不到人帮忙。要是死了人，连有力气抬棺材的都没有。长此以往家乡会好到哪儿去吗？我想他们可能带走的比留下的更多，事实上是对家乡的抛弃，加速了家乡的衰落。
我去过江苏的华西村，也去过河南的南街村，还去过凤阳的小岗村，前二者打的旗号不一样，走的路线不一样，一个说是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完全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但他们实质上都是靠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今天的华西和南街，严格地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起码不具代表性。小岗村是大包干的发源地，最早分田到户，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家喻户晓，可以说捞到了一些资本，比如老早就减免了农业税，比如政府给他们配发了电视机电风扇安装了电话，比如比别的村民更多地见到了高级大官，但他们除了解决温饱，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的家乡与这些都没有可比性，在30年的经济大潮中静静地被山野的风吹拂着，好冷清，好寂寞。
每次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那块醒目的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高回报，低门槛，你发财，我发展。”
我的家乡，你发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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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湖北省咸宁市 2014-7-9 15: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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