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作家的大众化表达

田德邦

学院派作家的大众化表达

                                           ——略评刘中国散文集《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

田德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中国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书时，有一天在讲坛上，声情并茂朗读了一个中学教师发表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上的文学作品，他不仅条分缕析地对他的学生进行讲解，几个月后的元旦佳节，还特地给作者寄去了一张贺年卡。

    二十多年后，他十分偶然地闯进了这位教师的博客，发现博主的文章《一张明信片》记载有这段往事。于是，两人像久别重逢的好友，就这样营造着第二次握手的氛围。

    这位曾经的教师或者博主就是我。

    刘中国的爽朗、真诚与热情让我再一次感动。其时，刘中国是深圳市特区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刘中国长我一岁。1979年7月下旬的高考，我端坐在湖北沔阳县一个乡镇的考场里，刘中国端坐在河南信阳的某个考场里，我们一同冥思苦想，一同将何为先生的《第二次考试》改写为《陈伊琳的故事》。可是，刘中国的命运比我好，我为高考失利痛惜不已，而他考上了华南最好的大学—中山大学。

    我们同修中文专业，而且都那样矢志不渝地爱着文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迅速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刘中国也去了南方。这不仅仅是因为南方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更多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有他很多的同学，有关于康乐园的美好回忆。

    刘中国是做学问的。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学院派作家。这些年，他在做具体事务的同时，出版了不少著作，如《钱 钟书：二十世纪的人文悲歌》、《米修司，你在哪里》、《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合著）、《容闳转》（合著）、《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合著）等。这些著作，因其含有学术和理论，都打着学院派作家惯常的烙印。而他的另一本散文新著《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花城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相对于学术化和理论化，大众对文化的需求则更倾向于深入浅出的故事化。理论化和故事化，这两种知识形态原本各有读者，相安无事。可是在目前文化语境下，故事化的作用却显得分外突出。刘中国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却是立足于农家子弟的根基之上的，因此，他的转化就显得那样娴熟。学院派散文作品常给人以古朴和典雅、抒情和唯美的感觉，而刘中国的散文却是随物就形，因材成体，灵气贯通，他讲的是地地道道的故事，属于叙事散文的范畴。然而这种叙事，采用的却是一种似乎常见却又因轻松风趣能让人非常投入的文学语言。他在铺陈宣泄中尽显酣畅淋漓，白描速写中充满机智幽默，作品有着丰沛的情趣和意味、深沉的思绪和考量、厚重的学识和底蕴。那些隐藏其中的时代印记和密码，则诱惑着我们去细细解读。

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个作家语言风格形成的背后，都隐藏着作家成长过程、文化积淀、性情习惯、眼界视角、见解学识。语言这种形式，其实贯穿着作家很多复杂的东西。然而，语言又有着某些时代的共性。

    关于当今时代的语言风格，我以为70后作家冯唐说的很准确，他在网上看了某小丫的文字，认为“那些文字，野草野花野猪野鸡一样疯跑着，风刮了雨落了太阳太热了那么多人刚上班早上八九点钟就裸奔了。我知道，这些文字已经脱离了我这一代的审美，但是同时感到它们不容否认的力量。”（冯唐：《活着活着就老了》）的确如此，即使是60后甚至50后，如今也不会再去效仿朱自清、冰心、孙犁等老一辈作家的那种语言风格，而新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

    刘中国的语言是自成一格的。他的这些特点，其实都带着时代的共性，然而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却又显得不同寻常，就像刀枪剑戟各有专攻者在修炼，而十八般武艺同时具备，则又显得卓尔不群了。

    其风格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笔力雄健，有如猛云疾瀑。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不断涌现“猛人、牛人、狠人、阔人、名人、鸟人”的时代，其所蕴含的刚猛雄健特质，必然影响着作家的语言表达。中山大学康乐园里有刘中国最美好的岁月，新三届（77、78、79级）形成的“热带雨林群落”让他终身难忘。而若干年后的同学聚会，场面宏大、人声鼎沸，各路人马簇拥一起。刘中国那种惯用繁复铺排、一泻千里的描述也就恰当好处。《山高水长 涛声依旧》一文详尽叙述了中大中文系毕业三十周年啸聚的宏阔场面。然而，这一批同学，他们也正处在历史和社会转换的特殊时期。在描述这代人的经历和坎坷命运时，刘中国写道：

    忽然之间，罡风扑面，飞沙走石，“热带雨林”中稍微大一些的树苗，被从校园里连根拔起，植入橡胶林、工厂、农场、林场，植入矿山、煤窑、军营、监狱，植入“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植入一叶飘荡在大海里的孤舟，没有帆，没有桨，也没有锚，大的漩涡套着小的漩涡，大的风暴连接小的风暴……足足有十年光阴，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热带雨林”在清水里、在血水里、在碱水里，何止泡过三次、浴过三次、煮过三次？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百炼成渣、全军覆灭，他们毕竟冲出了精神与肉体的炼狱，涌进了梦寐已久的大学校园。

    这些有如猛云疾瀑的行文，除了语言的气势之外，更给人以情绪的震撼力。“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是托尔斯泰曾经在《苦难的历程》中的表述，其严酷性、严峻性与新三届学子的命运极其吻合。恰到好处的引用，使得语言的张力成倍增长。

    在回顾大学文学社活动时，他写道：

    这一场场狼一群、狗一群的争吵，有时是大家吃饱饭撑得发慌没事找事自找的，有时是老师别有用心地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重评《武训传》呀，高行健《绝对信号》是个什么东西呀？王实味的脑壳难道砍错了吗？白桦《苦恋》都瞎编乱造个什么呀？“朦胧诗”能够为工农兵服务吗？马岛战役与香港回归呀，加油呀铁榔头郎平你扣球呀！苏联下一步棋怎么个走法呀？希特勒的涂鸦能换面包填饱肚子的话，他还会组建“国社党”吗？“日本青年友好访华团”要到康乐园瞎转悠啦！弟兄们，咱们是不是架上几个日本小女生，到他们爷爷当年没炸平的白云山上，找个树林子看鸟去呀？……（《管窥：中大中文一九七九级》）

    大大咧咧、体量宏大的语言模式，线条简单然而又多层次地勾勒出了“新三届”的特质与校园的喧闹。

    《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一书共分六部分，分别为康乐园集、凯风集、父老集、尴尬集、推磨集、樱桃园集，语言不仅雄健如猛云疾瀑，具有强烈的穿透力，而且信息含量巨大。

    二是韵味绵长，有如浓墨淡茶。在力求大众化语言的表达中，沉淀在刘中国骨子里的文人特质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这使得他的叙述语言俗中见雅，就像山水画中浓墨与淡墨相得益彰，像茶道里的浓茶淡茶余味深长。《打狗巷让路惊魂记》是刘中国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书时的遭遇，因为让路，不慎与一个姑娘撞了个满怀，结果被对方诬赖，凶巴巴地叫嚷着“耍流氓”。以后走路的时候，他不得不加倍小心。他写道：

    小巷子那头，走过来个打花雨伞的，不管她是不是结着丁香一般的愁怨，是不是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是不是宛若梦一般地凄婉迷茫，有没有太息般的眼光，也不管她那一低头的温柔里面，是否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我都立马贴墙，站得稳稳当当的，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锡兵。

    在这种让路的尴尬中，还能保持乐观，把十分平常的过程写出韵味，这就是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在。由戴望舒的《雨巷》产生联想，其中难掩作者对一次美好邂逅的期待，对人性之美的渴望。

    《连二塘钓鳖遇险记》一文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文章把钓鳖前和叼鳖中的希望和计划写得极尽浓墨重彩，其计划和空想反衬着膨胀的饥饿感。对于周围环境的描写，似乎信手拈来，却是别具匠心，如淡茶一样余味绵长。

    那时候，天上有云，云上有鸟，名叫“叫天子”，又名“云雀”，也就是华兹华斯、雪莱歌唱过的，那种只会穷吆喝不能烧烤吃的呆鸟。山上有树，树下有狼，狼和我们一样饥饿。田里长庄稼，野地里长草，兔子跑得太快，咱们逮不着。河里有鱼虾，鱼虾小得咱们不忍心去捞……

    应该说，作者白描手法的运用是极为熟练和老到的。而在这种信手拈来的语言中，却也饱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三是意趣饱满，有如低穗垂果。《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一书中的文章，处处显示着情趣意趣。作者像在自家菜园里摘菜一样轻松自然地运用着文学语言，那种把玩和迷恋语言的方式，也使读者受到感染。他的每一个故事都像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而那些充满意趣的文字，自然会让文章增色不少。《管窥：中大中文一九七九级》中在写作者因洗澡与同学发生矛盾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骆驰老兄年过而立，光棍一根，脸色阴沉，闲极无聊，常来串门。有天我打架败下阵来，哭得伤心病狂，打算用一个月的粮票，换包烈性炸药，半夜三更里与狗日的仇家同归于尽。就在这时，骆爷驾到，问明情况，好言劝慰，继而卷起袖子，吆喝一声：“谁打人？谁他妈的欺负农村来的学生？有种就给老子站出来！”

    我那个仇家慢腾腾地站起来，炫耀腹肌、胸肌、三角肌、叉腰肌。骆爷就轻声咳嗽了几下，连忙把我拉到门外，帮我擦干鼻涕眼泪，压低嗓门说道：“兄弟呀，那家伙他妈的太壮了！你看我怎么打得过呢？董存瑞是你老乡，可是，咱们不能在康乐园里点燃炸药包呀，要是你老乡王杰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呀！再说吧广州天气一年四季都太冷，洗澡容易感冒，耽误功课，那咱们以后，就改成两天洗一次吧？你说好么？嘻嘻，兄弟？”于是，我就洗了个冷水澡，精神抖擞，步出东门，用粮票换了几枚大鸡蛋、大鸭蛋，补养身子，以备来日开战。

    作者在冷静的叙述中，把同学之间闹矛盾的场面写得饶有趣味，读者在莞尔一笑中，充分领略了“骆驰老兄”热情仗义却又通情达理、机智冷静的一面。

    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时代流行“娱乐至死”，流行“快餐化”，那些机智、幽默的语言常常充斥在各种文体中，这是信息时代激发大众智力的结果，也是因传播迅捷带来的马太效应。然而，这种表象的后面，还应该有着更为深沉的东西。我以为，刘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田德邦

                                                              二

      散文是一种最能贴近日常生活的文体。从生活到文学，总是需要那么一个切入点和视角。是着眼于非虚构、原生态的生活真实，还是着眼于创造性和想象性重构，常常体现出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艺术追求。
    《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是一部个性特色十分鲜明的散文集子。其不同其他作家和作品的地方在于充分的随性与自由，这种不受约束、完全解放了的行文模式，其艺术的感染力却又很是强大。当我们看多了那些过于端庄、过于故作深沉、过于追求某种境界的散文作品，再来看刘中国的散文作品时，会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顿悟散文其实是可以这样取材、这样来写的。他是另一种风格的散文范本，那些看似随意的行文背后，总是让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产生某种震撼。
      刘中国的散文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是庄与谐中，以谐衬庄。《孩子他爹，念念信吧》写的是父母和“五男二女”之间“打信”“念信”的故事，这篇约一万多字的文章放在“凯风集”中。刘中国的父母是中原地区那些一辈子“口朝黄土背朝天”中所有农民的代表，这些苦难深重的农民，对于一个家庭中能够有机会在外工作的儿女哪个不是充满骄傲充满挂念充满期盼，而“打信”成了寄托这种感情的唯一形式。孩子他爹“念信”的时刻，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享受！一封很平常的信，蕴藏着十分深厚、十分丰富的情感。“五男二女”中，每走出一个孩子，“外面又多个寄信的人，家里少了个听信的人。”
      作为长子的他第一个走出村庄外出读书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多么庄重：
      1979年深秋，阴雨连绵，这个女人和孩子他爹深一脚浅一脚地送老大出远门读书，刚走到山岗上她就站住了，搀着婆婆，领着剩下的6个小儿女，站在一堆拔不出脚的烂泥里，反反复复地嘱咐老大：“儿呀！儿呀！到了写信呀！到了千万写信报平安呀！”孩子他爹和老大的人影越来越远，这个女人还在山岗上高声叫唤：“儿呀！儿呀！到了地方千万千万写信呀！”……
      而念信的场面也同样庄重：
      半个月后，孩子他爹收到了老大的来信，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北风呼呼吹，树枝哗哗响，树叶纷纷飞，大雁嘎嘎叫，这个女人和孩子他爹冻得嘴唇发紫，6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小儿女冷得直筛糠……但是，知道老大那里很暖和，那个女人和孩子他爹心里也就暖和了很多，婆婆和她的6个小孙子小孙女心里也就暖了很多。
      不仅如此，那种从信中得到的精神力量也是神奇的：
      接到来信那天，正好收罢水稻，交罢公粮，这个女人和孩子他爹累得皮焦骨头生，只感到浑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疼得钻心。当天晚上，孩子他爹坐在油灯下写回信，一家老少围着油灯默不吭声。信写好了，孩子他爹念了一遍，她补充了几句：“你妈让你千万吃饱穿温！千万别下珠江河里游水！哪怕河水再清！香港再好千万咱也别去！逃港的人再多你也不能逃！你要是逃港了，我和你爹没脸面出门见人！”接下来，她让孩子他爹又念了几遍来信，感到浑身舒坦，一下子睡到第二天鸡叫头遍，鸡叫二遍就起床，和孩子他爹上街卖余粮。孩子他爹挑了130斤，这个女人挑了100斤，火火风风地走在泥巴路上，他们感到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当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出去，少一个听念信多一个写信的时候，老父亲已经开始念信口齿不清，走路也不稳当了。
      1999年农历二月十五，孩子他爹走了！有只眼睛怎么也闭不上。这个女人跪在他的面前，捧着他结满老茧的大手，一遍遍念叨：“孩子他爹！你就闭上眼吧！你就放心走吧！孩子们都在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会送你上路！你不用为我这个又傻又笨的女人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呵！你不用为儿孙担心！你就闭上眼睛吧！孩子他爹！我的老哥哥呀我的亲人……”在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中，孩子他爹的双手越来越冷，冷得像铁，冷得像钢，冷得像块一碰就碎的冰……孩子他爹，闭上了那只闭不上的眼睛。
      老父亲死后，作者写道：
      1999年秋天，这个女人接到儿女拍发的加急电报，牵着5岁的小孙女，奉命进城。离家前一天，理出这20年里积攒起来的两麻袋信笺，把那些念了千百遍的信笺，小心翼翼地扎成一捆一捆又一捆，背到孩子他爹坟头，点燃一根火柴，烧了！烧了个一干二净！好让那些信陪伴孩子他爹，好让孩子他爹躺在土堆子下面念信，好让孩子他爹偶尔捎个梦来，好在梦中听听孩子他爹念儿女的来信，好听听他爹一边念着信，一边指手划脚地发表评论……
      即使在这种带着几分悲怆的庄严气氛中，作者也没忘记挥洒他那诙谐的笔调：
      这个女人，进城后荣膺“乡土（中国）五男二女生产力有限责任公司”CEO、总裁、永久董事长、婆婆、奶奶、祖奶奶等一大串头衔。她偶尔伤了风寒，打个喷嚏，旗下的公司员工就会集体患上重感冒，一个个感到天柱欲摧，胆战心惊，惶惶然若丧家之犬。
      在写到“这个女人”朴素的感情时，也有一段诙谐的描述：
      有时候在打谷场上看场电影，看到战士们跃出战壕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呀！”她就想到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来之不易，儿女长大了一定要努力建设新中国，一定要对得起为新中国牺牲的先烈！于是，她和孩子他爹商量给儿子取名时，把“中国”二字放在长子姓氏下面，不管左邻右舍的说了多少风凉话，他们就是不给老大改名。
      而文章最后的一段文字则是亦庄亦谐，庄与谐互相映衬：
      “有才华的人都进了城，村子里只剩下孩子和老人，乡村一片凋敝”（契诃夫）——这是俄罗斯工业化起步阶段即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景象，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时代中国农村的缩影——儿女们呵，进了城！娘老子呵，盼着信！呼儿嗨哟，儿女是娘老子的大救星！
      这就像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一样，从那种原始画面中浸润出来的意蕴和感情显得多么淳朴和厚重。
      其二是放与收中，舒放缓收。刘中国的叙事散文具有小说特质，所以他的散文征用了一些小说的技术。譬如心理分析，譬如描述人物性格特征等等，但整个架构却是散文性的。其实，许多散文与小说本来就是难以区分的，先秦诸子中的《庖丁解牛》等文章是小说还是散文？恐怕也是各有理由。《史记》中的文章我们现在都是当散文来读的，但它何尝又不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但作者如果刻意要把故事当叙事散文来写，又要运用小说笔法，就会有个收放的问题。
      《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中有多篇文章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譬如《吆喝“破烂换钱”挨扁记》，讲述的是一位收破烂的“仁兄”有天在一家嫁女的人家楼下不停地高喊“收破烂呀——！卖破烂呀——！破烂换钱呀——！”弄得人家姑娘哭哭啼啼的出不了门，最后这位“仁兄”挨了扁还弄不明白什么原因。又如《婊子》一文，本是酒桌饭局上的谈资，却深深的打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烙印。故事的主人公是作者大学时的同学，那位同学勤奋好学，成绩十分好，很招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般的女老师喜欢。然而因为有天在字典上看到“婊子”一词，表示不解，一种钻研精神促使他迫切地举手向老师提问，结果遭到怒不可遏地斥责。这些颇具调侃意味的素材不是不可以写入文章，主要是容易流于粗俗。把握好这样的材料需要技巧，收放要恰到好处。叙事是小说手法，作者没有沉湎在那种纯粹的描写和刻画中，而是穿插了一些议论性语言，使整篇文章成为韵味十足的散文。譬如，《吆喝“破烂换钱”挨扁记》一文中，作者写道：
      我呢，能对这位仁兄说些什么？难道我要对他讲：司马迁如何给人割了卵泡子？外孙杨恽为何判处腰斩？难道我要对他说：嵇康怎样斩首东市？苏长公怎样入狱、流放，一直流放到美娇娥发大财的大海南？难道我要对他讲：兄弟你可是犯了“大忌讳”呀，人家美娇娥风里来雨里去，艰苦创业发了财，邻居们心里羡慕嫉妒恨着呢，正在背地里说三道四五六七，美娇娥一家呢，发了大财心又虚来气又短，你老兄硬是口无遮拦，喊出了邻居们心里想的、美娇娥心里怕的，借着高分贝喇叭筒子，放大“风语风言”，眼看就要把那些空穴来风般的可耻“谣言”，坐实为花枝招展的“真相”、赤裸裸无包裹的“真理”。为了捍卫真理，必须驱散谣言，人家不扁得你个狗日的头破血流、抱头鼠串，那才叫着怪呐！……
      《与哑巴舅舅握别》是对哑巴舅舅的一幅素描。文章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示了哑巴舅舅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他“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里长大，在受人轻蔑欺辱的乡间长大，在屈辱和泪水里泡大，一双手不停地比比划划，一年到头笑着，满脸的憨笑。”可就是这样一位残疾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子里，居然被当地的官员搞出个“猫叫春与墨水瓶事件”，被戴上高帽子、反绑双手，推到主席台上示众。文章在放开描写的同时，穿插了一些描写情感的内容，使散文的意蕴渐次浓密：
    1979年秋天，我离家上学前夕，到哑巴舅舅家坐坐。临走时，哑巴舅舅在身上擦擦手，擦了又擦，想和我握手道别，弄的我狼狈万分。我抓起一把泥土，搓了起来，拍拍头上的高粱花子，指指脚上的泥巴，拍拍胸口窝，让他相信，我这个农家子，是一辈子不会“变”的。哑巴舅舅握着我的手，“呜呜啦啦”地喊着，叫着，笑着，吸溜着鼻子，抽抽搭搭地哭了。
      哑巴舅舅在五十多岁时死去。在结尾，作者收的非常扎实，其思考与剖析、情感与哲理交相辉映：
    “任何生命都不会徒然消亡”！——写下《沙丘的故事》结尾处这个句子那一刻，我知道，安徒生已经沉沦到绝望之谷。但就是因为，有了这近乎祈祷、不由自主的叹息，泥泞、风雪、饥饿、眼泪才变得可以忍受。
      其三是实与虚中，借实说虚。散文的虚与实，是一个常见性的老课题。通常认为，眼前之景为实，想象之景为虚。正面为实，侧面为虚。景物为实，情感为虚。关于虚与实，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孙犁的那篇文论《散文的虚与实》。孙犁说：“  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由实及虚，或因虚及实。例如《兰亭序》。这也可以解释为：因色悟空，或因空见色。这是《红楼梦》主要的创作思想。有人可能问：不是有一种空灵的散文吗？我认为，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
      刘中国的散文一般以实写为主。但这些实写的散文中，就像那好的山石上，也有很多空灵的窍。可以看出，刘中国是很在意这些“窍”的，甚至可以说，他的很多实写其实都是为了表现这种“窍”。《书房与磨坊》中既实写了书房，也实写了磨坊，在比较了两者的异同点之后，作者写道：
      十几年前的一个春夜，有个姑娘，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我的书房，借了本书，扭头就走。她交还的书册里夹着一张纸片，抄了首苏格兰民谣：树叶在庭院中窸窣作响/街头传来阵阵喧嚷/我专心地紧盯着书页/心潮激荡//我知道，许多人要的是钻石/还有黄金耀眼的闪光/可我要的是书籍/和一片令人浮想联翩的月光。我从此领着她四处寻找音乐、月光……
      作者由实至虚，所营造的那种空灵之境让人沉醉。
      除了在实写的文章中虚实结合，借实说虚之外，还有整篇文章采用虚写的。《蓓蓓的高尔基》中的线索是一颗非常小，而且是若隐若现的“石头”。文章讲到作者有天在巴登街的地摊上觅到一册高尔基的《回忆录选》，看到扉页有一行简短的题辞——“给蓓蓓”，送书人叫“定”，时间是1961年6月17日，封底盖着“花石公社新华书店”的售书章，图章上方有七颗星星。凭借题辞、送书人签名、时间、售书章这少许的实写，作者展开了一系列丰富的联想。“蓓蓓”是谁？“定”又是谁？“花石公社”在哪里？他们就书有过交谈吗？作者进一步写道：
    显然，定和蓓蓓的婚后生活是困窘的。关于这一点，蓓蓓的高尔基透露了个中消息——该书封底有一大圈水渍（应该是水渍而不是泪痕），一直透到203页。但是可以想见，那时他们还年轻，无论是四月泥泞，还是六月飞雪，都挡不住他们的脚步。在路上，蓓蓓一直抱着她的高尔基，他们相信前面有个美好的日子等着自己。
    后来，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搞的，蓓蓓的高尔基就沦落到巴登街的地摊上了。
    可以这样猜想：他们婚后不几年，就被卷入持续十年之久的红色风暴。蓓蓓的高尔基被人抄没了，几经转手，来到地摊上。也可以这样设想：蓓蓓接受这本书时值溽厦，一时间头昏脑涨，投怀送抱；秋天很快来了，蓓蓓在那年秋天，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革命伴侣，于是乎急匆匆除旧迎新，推枯拉朽，把“定”的书册、信扎一古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许还有无数个合情入理的假设。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也许就没有也许”……
      这些想象文字，都是非常合理的推测。在这些合理的推测中，历史的真实与残酷却有着真切的显现。而由此给作者生发的情感则充满着空灵之感：
      从地摊上捡了一册蓓蓓的高尔基，捡起一对陌生男女的初恋往事，捡回别人（包括高尔基）失落的岁月，消磨了一个晚上。诚然，每本书都有每本书的命运；诚然，书比人更长久；诚然……但你不得不承认，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留得住的，假丑罪，真善美，秋空雁叫，落花流水。
                           

田德邦

                                                            三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见解。这个提法从文艺上来说，是建安文学崇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梗概而多气”的表现，它们指文章中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情感力度。读刘中国的散文作品，也时时体会到其中散发的那种“气”，我以为，应该是三种“气”。
      一为正气。刘中国是性情中人。他刚毅豪爽、正直善良的性情在他自己的叙事中表露无遗。他用犀利的眼光审视着时代历史，审视正义邪恶美丑，他把目光投向最底层的百姓群体，在回顾、描摹、叙写这些人命运的同时，将自己深深地置于其中。这样，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作家的良心。过去，我们常讲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担当。
      土改、四清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是许多作家都会涉及到的题材。刘中国的散文也有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或耳闻，或目睹。他写出了底层人物的命运，是一部关于乡村的史记。《陈元军舅爷返乡记》中，一瓶小磨油，从春上蘸到秋里，以便吃面条时，用筷子蘸一蘸可以闻到一股香味，结果因为不断蘸取，不断加水导致变馊，“大饥荒”时期的生活状况让人心酸。在那种狂热的时代，人性也在不断异化，《“老根子”舅爷拔根记》写的就是有些父老乡亲经不起发动、怂恿，跟着土改干部瞎起哄，闹出不少伤天害理事情的历史。老根子舅爷是一个被异化、被利用了的典型，做了不少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对于这段历史，作者是有着深刻反思的。他写道：
      关于解放区的土改，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有过“以灯图影”式的纪实性描述。譬如，丁玲同志或者周立波同志笔下的几个土改女积极分子，硬是抓住个地主婆娘，按到在地剥光猪，从她的下体掏出个金镏字。著名作家目睹、听闻或写到这个场景时，脸上浮现出一种怎样的表情呢？充满对剥削阶级的仇恨？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
      而在《孩子他爹，念念信吧》中，通过写自己的母亲，揭示了中国农民坎坷甚至是不公的命运。
      这个女人，现在只有一张身份证（孩子他爹的那张，交给老大保管），从来不和持有银行卡、医保卡、社保卡、绿卡、蓝卡、红卡的老人攀比，也从来不去问问：为什么自己勤劳苦作一辈子到老了两手空空？也从来不去问问：为什么自己只有一张和城里人的样式一模一样的身份证？
      虽然只是寥寥数语，轻轻一问，其撞击心灵的力度却是那样强大。如果一个作家不把自己置于广大的人民大众之中，不去用真嗓子唱歌，是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的。
      二为朝气。“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既指精神之气，也指生命之气。曹丕认为，艺术创作的巧拙来源于作者的天赋，后天无法易移，强调天赋及个性在创作中的作用。从《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中的很多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始终具有一股向上的气度，那是作为人安身立命的精气神。对事业、对成就、对人生的感悟，几乎是留给我们大家一道必做的考题。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刘中国，已经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他的那些同学，许多都已经跻身权贵，跻身富人、名人、牛人行列，回到康乐园，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记康灿然老师》中，刘中国写道：
      我想找个大白天的，带上家人回康乐园，看看小康老师一家。都多大年纪了呀，既然当年没梦想过“力拔山兮气盖世”，没唱过“大风起兮云飞扬”，如今大白天里，咱们回到康乐园，有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几十年里，阻挡脚步的，无非是你的虚荣，你的愧疚。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以为你会怎样呢？一介康乐学子，当年在图书馆里，填写过几张借书卡，此生足矣，夫复何求？
      人生是美好的。但是，再美好的岁月也是容易消逝的。在《花园里的石头，或者，献给瑟德格兰的玫瑰——纪念瑟德格兰仙逝九十周年》一文中，他充满了对人生的乐观，对生与死的思考。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河东君我俩白发苍苍，皱纹满脸，彼此搀扶着，一步步翻越金色的阿尔卑斯山，悄悄摸到芬兰东部，找到那个名叫莱乌拉的荒僻村落，在你的墓地上，放一束沾着露水的玫瑰。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曾经这样开导我们：“要像珍惜沙漠开花的瞬间那样/珍爱这坎坷的路途、抑郁的岁月/和这闪烁希望的短暂时光”。
      做人就是要豁达、坦荡。然而这个性情的养成，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许正如曹丕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度。
      三为义气。二十世纪中期美国著名女作家薇拉·凯瑟说：“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作者文集中以此为题的文章，写的是他的学姐，一个叫丹琦的女人。对学姐在校期间以及生前生病的一些事情，写得那样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他让自己的孩子叫女同学为“姑姑”，他说这样是在把她们当成姐姐或者妹妹。其善良与质朴，跃然纸上。这篇悼念文章通篇萦绕着友情、悲情，浓得化不开来的情绪，让人心始终是堵着的。
        康乐园的学习生活，是刘中国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他的同学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些体现友情的篇目，占到了较大比例。《青春：月光下的敬礼——致苏炜》、《“我们的呼唤不会没有回声”——送别辛磊同学》都写得率性而又不拘一格，写得是那么投入，那么动人。
      毫无疑问，《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抒写的是作为最普通群体的生活，表达的是普通的情感，这些文章中所表露的情绪或者感情，也是作为普通群体代表所要表达的感情。同样，他所采用的语言、艺术表现手法、所具有的思想、所站的立场、所秉持的观点也是属于大众的。因此，他的作品是十分接地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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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无不言

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时代流行“娱乐至死”，流行“快餐化”，那些机智、幽默的语言常常充斥在各种文体中，这是信息时代激发大众智力的结果，也是因传播迅捷带来的马太效应。然而，这种表象的后面，还应该有着更为深沉的东西。

赵林也夫

语言艺术上的三个风格特点
艺术表现上的三个明显特征
精神情感上的三种“气”
从内容到形式，评之入微，论之入理。

肖意哲博客

田德邦 发表于 2014-7-14 12:34
三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 ...

欣赏妙作！！！

田德邦

无暇顾及各位斑斑留言，迟复为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