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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澜桥上忆太守(历史文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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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属地: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

发表于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 2014-7-22 21:4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站在都江堰的安澜索桥上,耳闻咆哮之声,面沾氲氤之气,远处的岷江水排山倒海,滚滚而来,至眼前和身后却又兵分两路、四路、六路分流而去,狂野之势立消,乖顺之样即现。眼前的气象就如同是一出戏法,令人叹为观止,不由啧啧称奇。                 
都江堰的缔造者叫李冰。
修都江堰之为何?公元前三世纪,动荡的中国,战国群雄对峙争霸、激烈兼并。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日益强大,逐渐具备了统一中国的能力。秦国大将司马错向秦昭王提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军事主张,即:占领蜀地,再沿岷江而下长江,利用地处上游的优势由水路伐楚,继而一统天下。秦昭王采纳了这一军事战略,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了蜀国,并开始打造成都这一战略基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保障伐楚所需粮草及兵马的提供,保证水路的贯通,需要把岷江同成都这一战略基要地连接起来。此为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古代蜀地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成都平原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高山连绵的松茂峡谷中汹涌而下的浩荡岷江,一到涨水季节,总是顺地势四下漫流,常常给平原生息的远古生灵带来可怕的洪涝灾难。兴修都江堰,则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此则为“民生”考量。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一项旷古未有的宏大工程开始酝酿并日臻成熟,而历史的挑战与机遇,则留给了李冰。
李冰到任后,历时三年,多次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行进七百公里,勘察水情,调查地形,最终选择了岷江在山地与平原交界处即今日的都江堰市修建水利工程,引水直穿成都。李冰征集竹木工料,征调数万民工,率众用笼石之法建成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以火烧水浇之法凿离堆而成宝瓶口,前后历时14年,建成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以后短短数十年,旱涝无常的四川盆地沃野千里,民无饥馑,食无荒年,号为天府;秦国则利用这当时最大的粮仓,于公元前223年发粮草兵马顺江而下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而作为一项“民生工程”,都江堰带给人民带来的福祉绵延数千年,并将永久性地成为中华民族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财富!
                               
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任命李冰出出任蜀郡太守(相当于四川省省长)。关于此次任命以及任命的“英名”,史籍上语焉不详,就连司马迁先生也未在其《史记》中有只言片语之描述。   
   西汉扬雄之后的数百年间,在一些史学家的笔下,李冰一步步被衍化成了一个法术高明的神。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对此描述最为详细,作者常琚详细记载了李冰精通变化,曾经化苍牛操刀入水,与江神的化身搏斗厮杀的神话情节。
关乎李冰的出生地和生平,有秦人说、古蜀国亡臣说、羌人说、楚人说等等。在历史本无定论的情况下,一个被当作神的人受人“哄抢”,这在当下,亦属正常。而问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酒”之外的东西往往更具探究的价值与味道。
以我有限的历史人文知识来理解,李冰“为秦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一是因为,秦国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百里奚举于虞、商鞅举于卫、张仪、范睢举于魏等等,故李冰举于秦以外的诸侯国实属正常。二是因为,秦人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擅长放牧,独不善治水。
有学者认为,李冰是秦王派到蜀地的郡守,祖籍在楚,后来迁居陇西。他的父亲李余,曾经和秦相范睢一同拜鬼谷子为师。李冰自幼跟父亲李余学了许多天文、地理知识,公元前272 年,秦王因范睢力荐,“以李冰为蜀守”。
蜀地的传说中,李冰又成了古蜀国开明王朝的亡臣。在公元前316 年,秦国灭亡了蜀国后,李冰归隐家乡章山。章山旁就有一条大禹治水时留下的禹王谷,李冰从小便受到了大禹治水的熏陶,成了一位治水能人。
 而有关李冰的生卒年月,体格容貌等,则一概不知。
一个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其竟然未能“青史留名”,这确实是费人思量的。是其功高盖主被“屏蔽”?是史官曲笔故隐瞒?是厥功当朝不不相认?还是焚书坑儒史册销?
无论怎样,求贤若渴,“五跪得范睢”的秦昭襄王一定担得起“一代明君”的称号。毛遂自荐也罢,范雎举荐也罢,起用李冰的命令成就了旷世伟绩,滋润了千年江山,也造就了必将高悬日月至永恒的治水英雄。如果历史未能选择这种“巧合”,“李冰”是否还能被传颂千古?“都江堰”是否还能成为造福万代的绝妙工程?甚至,秦国是否还能突破巴蜀进军南楚而最终统一六国?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走向是否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以上问题,读者诸君谁敢说有一个百分百的答案。
                     
对水的赞美,最美莫过于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然而,从自然法则的角度看,如利用不好,水不但不能成为“上善”,更能成为“洪水猛兽”而遗祸人类。
 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不令人更为感到李冰的伟大、都江堰的伟大!
 在李冰的手中,都江堰不仅仅是一座装水的容器,更是一个充满哲学智慧的宝库。都江堰的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外,更主要的是其蕴涵着闪光的古代哲学思想。清人吴涛将它所遵循的哲学思想精辟概括为“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都江堰平实而高超的布局,都江堰岁修的六字诀“深淘滩、低做堰”,和治水八字格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以及“急流缓受,不与水敌”等治水理念,无不闪烁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化底蕴。
 当我站在刻有“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的碑文前,轻声卒读,细细体会,真犹如上了一趟别开生面的水利工程和哲学课!
据导游介绍,曾经有人批评《治水三字经》中的“遵旧制、勿擅变”是保守思想的反映。“这是不对的!”“实践出真知。《治水三字经》中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值得珍视和继承。所谓‘遵旧制、勿擅变’者,强调的是按规律办事,而不是墨守成规。”耳闻目染,是为熏陶。导游的讲解也充满了哲学的意味。事实上,都江堰很多设计至今仍在发挥效能。比如宝瓶口的水尺,它指导着灌区人民正确运用都江堰水资源,使灌区工农业生产能够乘势利导,驱利避害。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每天在《川西日报》公布都江堰宝瓶口水位,让灌区人民及时掌握都江堰水情,安排生产和防洪抗旱等工作。而宝瓶口水则,至今仍具有指导灌区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意义。
这不能不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远古的另一位治水人物:鲧。鲧治水以堵,终告失败,并因此受罪。后大禹治水以疏,美名天下扬。再到李冰,其更是发展了前人的治水理论,无坝治水、落差分流,并考虑到泄洪、灌溉、航运等“综合运用”环节,真正是做足了“水文章”。后人一定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前进的。拜水都江堰,歌颂李冰,我们就不得不向治水失败的鲧深鞠一躬!
与西方崇尚征战四方的恺撒大帝式英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因为“治水”有功而被载入史册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领民众制服水患;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清代康熙六次南巡均首先视察黄河工地。李世民在他的时代推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水利法典――《水部式》,第一次将水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朱元璋在《祖训录》中说水:“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康熙执政长达61年,为治水呕心沥血。他曾一再说:“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还有,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来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黄河岸边的高地上,他久久地凝视黄河的伟大身躯,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为什么我国从古至今反复出现治水的人物?或者换个说法:我国为何总是水患不绝?以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与我过国的地缘有关。我国的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位于世界著名的季风区,且雨水极度不均,全年80%的雨量出现在夏季3个月以内。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水患。其次则可归结为“人祸”。我国一些地方人口过于密集,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破坏严重,无限制的商业开发等等,这更是我国进入所谓“工业文明”后为水患埋下的伏笔。
明确了这些道理,我们做“上善若水”的解读也许才能更有底气。
就在写作本文时,惊闻凤凰古城7月15日遭受“三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风雨桥以及若干在旅游开发后兴建的吊脚楼由于阻碍河道几乎被全部冲毁,古城面目全非,毁坏殆尽。将此“突发事件”与李太守的都江堰联系起来,我想并不突兀与牵强。岑参评价李冰说:“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其实,抛开“方法论”,常怀警惕心,这才是我们对水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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