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武汉写就《黄鹤楼•菩萨蛮》

革博小红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组织国民政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2月13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从1926年9月开始，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后抽调张国焘、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瞿秋白、蔡和森等得力干部来到武汉。1927年4月上旬，陈独秀带领中央秘书处人员抵达武汉，设机关于汉口四民街（今胜利街）。至此，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至武汉。
    在国共双方的共同领导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工人运动气势磅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妇女运动除旧布新，青年运动生机勃勃，革命文化教育事业也呈现出崭新面貌，像武昌农讲所就是当时在毛泽东的倡议之下兴办起来的。此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班、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等一大批革命学校也兴办的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在武汉涌向高潮。
    可惜大革命高潮停留的太为短暂，随着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和反动军阀的统治基础受到猛烈冲击，这就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极端恐慌和极度仇视。于是，他们对中国革命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武装干涉。英帝国主义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一三”、“一六”惨案，悍然炮击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惨重伤亡。在五大开幕之前，云集在武汉长江江面的英、美、日、法、意等列强的军舰多达27艘，它们的炮口距离中共五大会址仅数百米。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陆军兵力也急剧增加到2.5万余人。除武力威胁外，帝国主义列强还采用关闭在武汉的工厂、商店、银行，大量抽逃资金，断绝原料供应等经济封锁手段，阴谋破坏和扼杀革命。
    在帝国主义千方百计破坏、扼杀革命的同时，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新军阀也加紧镇压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4 月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样，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 2000 多人。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进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张作霖在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4月28日，也就是五大开幕的第二天，李大钊和他的19位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走上了奉系军阀的绞刑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
    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仍打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号，但已处于严重动摇和巨大困难之中。从经济上讲，由于全面封锁，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了江浙和广东两个最大的财政来源，且对外交通和贸易几乎断绝，财政异常困难；军事上，仅保有湘、鄂、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而且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以及南面的跟随蒋介石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在困难面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严重动摇，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其行动却日益向右。
    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机关的共产国际，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汪精卫合作。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被称为中共“管家婆”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根本拿不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只是流于冗长的辩论。中共中央也存在对形势的盲目乐观和麻痹情绪。总书记陈独秀就认为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力量反而减少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减少了革命发展障碍。所以在五大召开前四个月，也就是1926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以制约蒋介石。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1927年4月底，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已昭然若揭，陈独秀仍一味顺从他的要求。这说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还无法作出正确回答，即便党内存在一些正确意见，也不能吸取而形成正确决策。这些问题暴露出这个时期党的自身能力的严重不足。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发展，党员数量骤增（中共党员由四大召开时的994人猛增到五大召开时的57967人），党员系统教育的缺乏、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设的滞后，再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空前挑战。由于大批共产党人在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时刻面临权利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一些意志薄弱者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脱离群众、思想动摇甚至脱党变节的现象，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严重白色恐怖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
    革命形势的变化要求党的领导人迅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领导革命斗争的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来振奋全党精神、抵制腐败现象。党的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开幕式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举行。开幕式之后，转移到汉口郊区的黄陂会馆，现在黄陂会馆旧址已经不存在了。五大开幕式会场为什么选在这里？第一，这里是公开的革命活动中心，包括校长王觉新在内的学校负责人均为我们的“同志”。第二，学校出入人多，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第三，离这不远就是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有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学员，可为大会提供安全保障。由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四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闽、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参加一天会议。此外还有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客人。4月29日，大会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继续进行。会馆大门没开，代表们从侧门进去，凭口令入场，这一次会议的口令是“冲锋”。从这次会议开始，大会进入秘密状态。
    这天上午，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陈独秀报告的中文原版至今没有发现，展示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的是一份英文版的报告。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稿是从俄文本翻译的。这份中文稿的报告洋洋洒洒2万字，共11部分，足足讲了六个小时。尽管陈独秀的口才极佳，代表们对这个报告却十分不满。
    4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作报告的第二天下午，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摆放着一本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原来，在中央讨论起草陈独秀报告的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发生了激烈争论。于是，瞿秋白就将他在2月份写的这本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散发全场。除瞿秋白以外，对陈独秀提出批评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张太雷等人。
    或许受到瞿秋白散发小册子的启示，毛泽东在他提交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被陈独秀否决后，也想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代表，结果刚发二十几份，就被彭述之发现，勒令收回。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登上蛇山，站在黄鹤楼遗址前，吟出了那首著名的《菩萨蛮》：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共产国际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在大会上先后发表七次讲话和报告，涉及与会代表激烈争论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土地革命问题、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等。尽管罗易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由于他的论述是建立在过高估计国民党革命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正如蔡和森所说：“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会像上课一般，只空空洞洞地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可以说，五大是党的历史上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次代表大会，体现了党内民主。大会通过了九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选举产生了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仍担任总书记。同时，选举产生由7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可能有的同志会问，陈独秀遭到与会代表的如此批评，为什么仍然当选总书记？其实，总书记的人选问题一直是代表们私下议论的热门话题。对于陈独秀的错误和家长制作风，党内早有不满。在大会期间，共有38名代表对他提出批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也想通过撤换陈独秀来改变中共的领导格局，并向共产国际建议“五大会议结束后让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回莫斯科”，也就是让陈独秀让位。那么，为什么陈独秀会当选连任呢？首先，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党的历史上任届最多的书记，共担任5届，代表们对他极为敬重，即便对他严厉批评，也丝毫没有推翻他的意思，而是从大局出发，希望能够帮他改正错误。其次，共产国际虽然希望他让贤，却无合适人选，只能委曲求全，让其连任。第三，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右倾错误的危害还认识不足，对武汉国民政府特别是汪精卫还抱有幻想。
    在五大上，一大批党的优秀分子进入中央，比如七大当选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除朱德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此外，还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名字进入中央机构，如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可以这样说，中共五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

鸟影度寒塘

菩萨蛮·黄鹤楼

@蓝田

路过，关注历史。。。{:soso_e100:}

@蓝田

清明时节，缅怀先烈们！{:soso_e163:}{:soso_e163:}

@蓝田

我们应回顾历史，正视现在，展望未来。。。{:soso_e100:}{:soso_e100:}